三 欧洲联合与欧洲改革：推动“旧大陆”革新即走向新现代化的有利因素
（一）欧洲人需要适应改革
欧洲各国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迫使旧大陆必须改革，即使没有欧洲联合。而欧洲联合则为此提供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尽管有时仍会遇到某些国家和集团的种种抵制。欧洲国家改革的目标是适应全球化、适应一体化某些趋同以及革除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种种社会-经济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繁荣；改革的对象主要是“欧洲模式”中的那些落伍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以在思想意识与生产方式上更适应于“后福特主义”时代。
说到“思想意识”，欧洲人也许确实需要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调整适应，尤其是德国人。德国人对“稳定”不惜代价的尊崇，有时阻碍着改革。例如，由于过于严厉的解雇保护法，致使公司企业不愿雇佣员工，宁愿投资国外，并使地下经济“兴旺发达”，未注册的工作和其他黑市活动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13.9%上升到了20-21世纪之交的16%，跟踪研究黑市活动的奥地利林茨大学的施奈德教授说，2001年未纳税的经济活动约为3630亿美元。德国人仍习惯于安逸，依然自觉富有，并不认为他们的制度某种程度上在衰败，有的工业在悄悄地衰退，不希望政策发生重大改变。[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政治经济政策决策中凡事都根据“一致意见”，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联邦银行前行长蒂特迈尔认为，在政治决策方面“重视一致意见”，这是导致改革滞后的原因之一。在追赶外国成为重要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一致意见型的政治决策会发挥作用。但是，在实施旨在减少既得利益、需要个人自己负责的改革时，就难以作出一致意见型的政治决策。对此，需要巨大的冲击才会带来变革，然而德国人抗冲击能力很强。[26]德国人长年来还受种种恐惧支配，有碍于技术进步。施密特说，德国人有一种容易变得恐惧的心理倾向和拒绝改变的心理倾向。尽管目前大多数德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好得多，却经常出现一些忧虑重重的、教派式的运动。它们把矛头指向核电站、核废料、褐煤开采、风力发电设备、高速公路建设、基因技术、吸烟、欧元、外国人等等，围绕能源政策的争论充分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德国的公众讨论经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种恐惧的支配。“歇斯底里者”们还日益使自然保护变味。现代技术本来可以帮助缓解空间紧张的问题，可是，过去的灾难预言给德国人造成了恐惧，使他们对几乎所有技术进步-从超高速铁路到数据存储-都充满反感。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使德国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都陷入一种日益危险的形势中。[27]看来，德国人和欧洲人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欧洲与美国相比，虽然美国前些年在多个领域稍稍领先，例如它在创造工作岗位方面成绩较佳并由此带来较低的失业率，但只要欧洲能够改革并取得成效，包括完善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再加上欧洲原先的优势，例如劳动力平均技能比美国高，欧洲仍有可能超过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2000年通过的《里斯本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它承诺加快经济改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在2010年前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实现《里斯本战略》将提高欧洲人的信心。但结果难料。
说到“生产方式”，欧洲人理应早该认识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福特主义，即由大型的统一公司从事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一种工业体系作为主流已经基本过时，而以弹性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已经来临。但欧洲人缺乏的恰恰就是“弹性”。欧洲人习惯的高生产、高消费和稳定就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广泛采用的新时代。与战后的“黄金”年代相比，它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弱化了劳动的交易权利，使到处不断增长的雇员承担起失业的风险和工作条件变化的压力，从而减少了工作场所的自治权，增加了生活的不稳定感。同时，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已经越来越陷入并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以利润为取向的市场体系而维持自己的生活。[28]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不大讨人喜欢的生产方式，但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欧洲人必须进一步适应它，特别是要理智地面对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政策改革和社会政策改革。
（二）经济政策改革
欧洲国家某些经济政策之所以需要改革，有的与经济全球化压力有关，有的与欧洲一体化需求有关，有的则与祛除欧洲的一些社会-经济弊病有关。这些改革的实质内容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有的是根据欧盟或欧元区的制度安排，在欧盟一级或成员国一级作相应的调整改革；有的是旨在释放市场力量；有的则是为了在宏观、中观或微观层面上改革经济结构。
在根据欧盟的制度安排作相应的调整改革方面，我们仅以财政-金融为例。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财政政策问题长期来一直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目前在欧元区某些国家（包括法国、葡萄牙、德国）年度预算赤字超过GDP3%“红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使欧洲国家在此之前早就开始的财政改革变得更为迫切，也更为困难。以德国为例。德国2000年通过的、以减税为核心内容的2001-2005年税收改革方案，本意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重组、推动国内改革以及有利吸引外资，由此也有助于做到遵守欧元区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纪律。但德国经济形势恶化却使其财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正在考虑实行幅度更大的新一轮税收改革。联邦财政部长汉斯·艾歇尔的顾问建议把个人所得税的最低税率从目前的19.9%降到2006年的9%；最高税率则从48.5%减少到29%。同时取消240亿欧元的几种税收优惠。政府的赤字通过减少政府开支使其从2003年可能占GDP的4%降低至2006年的零。显然，德国为清除经济不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必须同时解决减税和减债两大难题，但两者兼顾的难度很大。
在欧洲和欧盟，由于税制不同还普遍存在境外储蓄存款问题。几经协商，2003年1月，欧盟15国财长就境外储蓄存款税收法规达成妥协，为取消银行保密制度和打击逃税与欺诈行为铺平了道路（但有关妥协方案还尚未形成统一的立法原则）。根据协议，反对征收境外存款储蓄税的卢森堡、奥地利和比利时在今后6年中继续维持本国的银行保密制度。作为交换条件，这三个国家必须对非本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征收所得税，征收税率的幅度最初为15%，2007年起增加到20%，2010年起增加到35%。新法规的确定将使存款人难以利用不同税收制度和银行保密制度逃税。
在金融领域，德国公有银行所面临的改革压力颇具代表性。公有银行是德国银行界最大的国内力量。主要由市政府所有的537家储蓄银行，由州政府和储蓄银行联合会拥有的几家地区银行，共占有国内零售、公司存款的39%，银行贷款的35%。而4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德意志银行、裕宝集团、安联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只占14%的存款、15%的贷款。公有银行面临的改革压力，首先来自由富裕国家银行监管者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规则，该规则最早可以从2007年开始实行。新规则将使公有银行对其借款人的真实信用和它们自己的客户分类更加敏感，也使它们可能对赢利更加热心。公有银行过去对高回报的漠不关心和对政治人物干涉的易感性，其借款倾向于“关系”借贷者，而忽视私人竞争。德国公有银行面临的改革压力还来自欧盟。2001年，德国政治家最终屈服于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压力，公有银行的州政府担保人开始离去。在欧洲联盟竞争规则下，它们的借款成本可能升高。这对公有银行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几家地区银行已经决定重组，其中2家2002年已经合并。在理论上，新的公有银行结构将对私人股东开放。[29]
在释放市场力量方面，其主要办法是“自由化”和私有化。在私有化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意大利，最近5年年均收入达到160亿美元。1993年以来，意大利通过私有化总共筹资约900亿美元。1999年意大利国家卖掉了最大的电力生产者-国家电力公司34.5%的股份，仅此一项就获资180亿美元。在法国，自1997年以来私有化每年约为该国带来约100亿美元的收入。在德国，1999年在全欧再次出售德国电信公司股份，获资100亿美元。在葡萄牙，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由私有化进程开始前（1988年）的19.7%减少到了1998年的8%；就银行、保险业而言，公共成分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87年的99.9%和72.5%下降到了1998年的21.7%和10.7%。
自由化和私有化往往是结伴而行的。把自由化与私有化结合在一起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域也许是电信部门。直至不久前，欧洲的国有老“垄断”企业仍占着大多数国家该部门业务量的大约90%，它们不仅价格贵，而且互不联网。针对这种状况，德国、英国、奥地利、丹麦、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都已在着手进行改革，目标是从2001年开始，欧盟成员国的电信市场逐步向所有其他成员国开放。当然，要真正做到打破垄断、开放市场、促进竞争尚需要一段时间。
改革经济结构是欧洲经济改革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借用罗伯特·阿特金森等人对“新”、“旧”经济特征所作的划分，欧洲经济中的“旧”因素似乎要比美国多一点。无论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考察市场竞争强度，从中观经济角度来考察部门经济结构，还是从微观经济角度考察企业管理体制，欧洲都有一些缺陷需要弥补和改革。而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促动下，欧洲人也正在努力。
从宏观角度来看，欧洲经济中的竞争强度不及美国。欧洲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英国从2001年6月采取强硬手段对付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可以算作是对此作出的一个反应。以往，英国对企业间的垄断行为只处以罚金，而且罚金的最高限额是销售额的10%。新措施实施后，涉嫌垄断价格的业主和主管人员将被处以更重的罚金，甚至可能被判入狱。而至今除了美国之外，在欧洲只有爱尔兰和荷兰对垄断行为可采取刑事处罚。
从中观经济角度来看，欧洲一些国家的部门经济结构至今仍带着19世纪工业化完成后的若干特征。德国、法国等国的服务业与美国相比尚欠发达。目前德国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63%，法国为70%，而美国已经超过75%。德国过于倚重于制造业、相对轻视服务业，是导致该国经济与就业问题的因素之一。现代德国问题信息与研究中心负责人策特尔·迈尔指出，德国有四个部门在世界市场上长期居统治地位。它们是电气、化学、汽车和机器制造。然而，正是由于德国在这些部门具有商业优势，它对新的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视而不见。德国觉得这些部门居领袖地位，它们的产品卖得好，卖得贵，那么为什么要做改变呢？历史学家阿尔费雷德·格雷塞尔也指出，德国的银行家们没有发现新的潮流。德国就这样没能搭上生物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火车。[30]当然，德国也并没有完全错过机会：对鲁尔等老工业地区的改造和德国南部诸州经济的兴旺发达，表明德国的部门经济结构正在朝新现代化的方向进行改革。
欧洲也在加紧进行微观经济改革。一个令人关注的例子是德国正在进行的税收改革。改革方案中包括一项条款，即允许公司出售在其他公司拥有的股份时不必缴纳资本收益税。这项改革可能将在欧洲最大的，但是目前不大景气的德国经济中引起一阵结构调整之风，因为德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含有因长期拥有其他公司的股份而形成的巨额隐形储备。举个例子说，1974年以每股相当于8欧元购买的西门子公司的股份，如今在购买者的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仍然是每股8欧元，尽管其价值已上涨许多倍。在实施税收改革之前，人们不愿出售这类股份，因为资本收益的50%要缴税。今后出售这类股份将享受免税。德国商业银行伦敦分行的分析家马克·廷克认为，德国股本市场目前约有一半股本属于交叉持股，一旦对有关法律加以修改，这部分股本将可以转卖。这就是说，今后几年随着资产交换和重组，将有高达5000亿欧元的股本可能易手。从理论上说，由此带来的效益将意味着德国可能使其较低的投资资本平均回报率有所提高。这也将对整个欧洲有益。[31]
（三）社会政策改革
社会政策改革也许比经济政策改革更为困难，因为它不仅涉及各社会阶层、集团、家庭、个人的直接利益，而且还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思想意识乃至社会平衡、社会稳定。因此，须更谨慎地考虑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主要是下述四点：第一，继续维护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原则。但是同时要减少直至消除被“滥用”现象。第二，继续强调兼顾权利与义务，但现在比过去更多强调社会成员的个人责任，人人都必须承担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即在“互助”和“自助”两者之中，比过去更多地强调“自助”。第三，继续强调确保机会均等，但比过去更多地强调发挥个人努力，以及或由社会、或由自己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第四，社会各阶层、集团、家庭、个人都应适应新形势，特别是在产业界、劳工界、政府三方之间达成的“社会妥协”应合时宜。在目前的形势下，施密特对劳资协议中灵活性条款的看法也许是有点道理的。他认为：“灵活性条款是指允许人们稍微偏离劳资协议条款。我们应当使工资政策更加亲近于企业。”[32]为了贯彻上述各项原则，欧洲国家领导人目前最需要的是改革的政治意志，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把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并力求达到社会多数共识。
欧洲国家社会政策改革的重点在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就社会福利制度而言，改革的核心是其以养老、医疗、失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这三个领域，欧洲各国的改革措施大同小异。先以德国为例，首先是增加某些税费。在2003年，例如，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率1月1日起从19.1%上升到19.5%。其次是增加选择性。医疗保险的投保人将来应可以在带有不同个人缴费额的不同费率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引入基本服务和可选择服务体制。再次是压减某些福利。例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如果德国财政税收收入减少了，退休人员在将来必须放弃养老金按净工资增长所进行的调整。在失业保险方面，随着旨在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哈茨方案”的实施，把失业救济金降到近乎社会救济金的水平。另外，人们还打算限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在医疗保险方面，吕鲁普委员会建议提高个人承担比例，并把牙科治疗和换牙的医疗保险服务逐步减少。[33]在法国，2003年4月，政府经过长达近一年的酝酿，正式提出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并提交劳资双方协商。该方案共82款，其核心内容：一是把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57.5岁在5年内延长至59岁（从欧盟各国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看，最高的葡萄牙为64.5年，最低的卢森堡为57.5岁）。二是劳动者缴纳退休保险费的年限将逐步延长。目前，法国退休保险金缴纳的年限私营部门为40年，公共部门为37.5年；2008年，公私部门年限拉平，均为40年，至2012年再提高至41年，2020年提高至41.75年。三是退休金的计算将参照退休前3年而不是退休前6个月的工资水平以及物价指数。至于今后缴纳的退休保险费是否增加将，将取决于失业保险金开支的降幅。上述改革方案提出不久，5月13日，数百万法国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要求政府撤销该方案。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目的是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提振欧洲经济的关键所在。由于德国劳动力市场在欧洲较为僵硬死板，因此，以它的改革来说明问题依然是相宜的。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多合作、多形式、多流动、多劳动、多学习和多生育。所谓“多合作”，主要是指放宽劳资协议、减少解雇保护、刺激企业投资和增员用人。最近德国政府就放宽解雇保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将来5名员工以下的小企业可以额外通过订立有期限的劳动合同来雇用原则上数量不受限制的新员工，对于这样企业的这类新员工不适用解约保护。[34]反对党要人施托伊伯甚至建议，仅对有20名以上而不是目前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给予解约保护。[35]所谓“多形式”，主要指的是在工时、工资制度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例如增加非全日工。1991年至2000年，德国非全日工占雇员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14%上升到20%。2001年元旦德国一项新法律生效，联邦政府想通过该法律来促使未来10年内非全日工比例上升到30%。[36]所谓“多流动”，指的是须增强欧洲劳动力的流动性。弗里德曼甚至认为，劳动力流动起来，货币联盟才能发挥作用。[37]这的确很重要，但很困难。所谓“多劳动”是指欧洲人尚需多干活。2001年，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平均每小时产出分别比美国高出6%-17%，但平均每个国民所得却只有美国的70%左右。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欧洲国家的人均工时只有美国的70%-80%，而且劳动参与率也比美国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据此分析，只要欧洲人愿意提高工时，多工作几个小时，经济增长就可能突破“瓶颈”。[38]所谓“多学习”指的是改革欧洲的教育制度、培训制度等。据2001年6月OECD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德国相应年龄层的人只有28%进入大学学习，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备受赞誉的德国职业培训制度，在本国却广受批评，联邦审计署认为培训者之间已不存在竞争，培训内容和授课方式没有受到应有的审核，对于费用与成效几乎不受监控。哈茨委员会决心改变这一现状，使之不仅对失业者是一种激励，同时也将激发培训行业的积极性，使他们努力向企业的实际需要靠拢，加强实践培训，降低费用，并提高培训行业市场竞争的透明度。所谓“多生育”虽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但对欧洲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前途影响巨大。出生率低、寿命延长、人口老化、流动性差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及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研究认为，仅仅因为人口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比德国高出2个百分点。[39]
总之，在欧洲一体化过程的各种离心力中，最严重的是欧盟似乎已经失去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前景，而它们是欧盟的最大促进统一者和提供抚慰者。当今欧洲极需在联合与改革两方面相互促进，给旧大陆赋予更多的新活力。但是前进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
（本文首发于《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月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7期头条）
[1] [法]《回声报》2001年4月10日。
[2] 世界银行：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200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5月；OECD，Economic Outlook No.67，2000年6月。
[3] [墨西哥]雅克·琼乔尔：《世界经济实力》，刊于《全球化》月刊2002年12月号。
[4] [法]《费加罗报》2001年7月16日。
[5] Balassa，Bela，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Allen&Unwin，1962，p.1.
[6] Curson，Victoria，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4.
[7] Tinbergen，Jan，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Amsterdam：Elsevier，1965.
[8] Cooper，Richard N.，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Economic &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New York：McGraw-Hill，1968，pp.8-10.
[9] Baldwin，Richard，The Growth Effecfs of 1992，Economic Policy，Vol.9，pp.248-270.
[10]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Economy-One Market，One Money，An Evaluation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Costs Forming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No.44，Oct.1990，p.20.
[11] Frankel，J. and Rose，A.，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NBER working &per 5700，1996.
[12] [德]维尔纳·魏登费尔德等编：《欧洲联盟与欧洲一体化手册》，赖志金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273页。
[13] 转引自[英]保罗·赫斯特等《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第二版）》，张文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14] [美]《外交政策》双月刊2001年7-8月号。
[15] 《经济日报》2001年7月18日报道。
[16] 《光明日报》2003年4月8日报道。
[17]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02年6月12日刊登该所研究员詹姆斯·K.格拉斯曼6月6日在柏林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上的演讲稿。
[18] 参见[德]维尔纳·魏登费尔德等编《欧洲联盟与欧洲一体化手册》，赖志金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61、62、65页。
[19] [英]保罗·赫斯特等《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第二版）》，张文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209、214、215、216、220、221、223、225、226、227、231页。
[20] [英]《金融时报》2003年2月19日。
[21] 同上。
[22]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3] [英]保罗·赫斯特等著：《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第二版）》，张文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24] 汤碧：《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比较研究》，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南开大学，2002年，第79页。
[25] [美]《商业周刊》2003年2月17日。
[26] [英]《金融时报》2002年12月27日。
[27]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88、90页。
[28] [英]罗宾·科恩等：《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92、104、112页。
[29] 参见国务院体改办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借鉴》2003年2月20日第4期，第14-15页。
[30] [法]《论坛报》2001年8月8日。
[31] [英]参见《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12月1日系列文章之八《现在是大力推动欧元的时候了吗？》。
[32]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33] [德]《世界报》2003年1月3日。
[34] [德]《世界报》2003年3月14日。
[35] [德]《商报》2003年3月18日。
[36] [德]《德国》，中文版，2001年10-11月一期。
[37] [德]《经济周刊》2002年7月15日一期。
[38] （台湾）《天下》杂志2002年12月15日一期。
[39] [德]《世界报》200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