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越人的创新精神
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1]
海洋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敢于冒险、不怕牺牲，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古越人早期生活在沿海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靠海吃海”，以捕鱼作为他们生存和生活的物质保障。虽然河姆渡遗址有稻谷种子出土，表明已有早期原始农业的兴起，水稻栽培技术也已形成，但以那时人类的智慧，水稻这一作物还不足以解决整个部族的粮食问题，他们还必须驾舟出海捕食海洋生物来维持部族人口的生计。他们砍下高高的大树，并凿出能够容一人的宽度、十几人的长度的凹槽，手持磨尖的石器，十几个部族中最勇敢的青壮年就驾驶着这样一段木头所凿成的轻舟，拿着最原始的工具，向着大海进发。他们不但要经受大海的惊涛骇浪、大风的呼啸狂吼，最危险的无疑是捕鱼的时候。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鲸鱼、鲨鱼的骨骼很多，说明捕食这样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时期是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的。鲸鱼、鲨鱼这类海洋生物，即使在已有了庞大的船只、很先进的工具、智慧也远远高于新石器时期人类的现代人，一旦碰上，也会让人心悸，哪怕你不去惹它们，这些海洋中最凶险的生物也会时时袭击人类，鲨鱼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正说明从古至今这些生物都是海洋中的霸主。“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凝聚的是古越人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精神，每一条鲸鱼、鲨鱼的骨骼背后，是更多的古越人的葬身大海、鱼腹。看到这“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不难想象，在远古时期，勇敢的古越人前赴后继奋勇捕捉鲸鱼、鲨鱼的情景，十几艘独木舟，每个舟上有着十几个人，每人手持石器，围着猎物，有的独木舟被海浪击沉了，有的独木舟被鲸鱼、鲨鱼顶翻了，落水的人有些再也没能浮上来，有些还来不及攀上其他的独木舟就被鲸鱼、鲨鱼咬在了嘴里，海洋上漂浮起红色，那是人类的鲜血染红的，但活着的人不退反进，因为他们知道，退缩的后果是饥饿、死亡，而前进就有生存的希望。在一次次以生命作为代价的捕猎中，古越人对捕食工具也不断地进行了创新，越来越有利于捕猎鲸鱼、鲨鱼、裸顶鲷等海洋中的生物、鱼类。
除了驾驭舟楫，开展征服海洋的水上活动外，古越人还学会建造房屋、打造工具：
大越境内已能建筑“干栏式”房屋，梁柱间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生产工具有伐木石斧、石凿，农耕骨耜和狩猎骨镞等。陶器为黑陶，造型简单，主要有釜、钵、罐、盒、盘等，有类似鼎足活动支座，在陶器、骨器上，已广泛应用绳纹、弦纹、鸟纹、蝶纹和刻画动植物形象的花纹。陶塑艺术品有陶猪、陶狗、陶羊、陶鱼、陶蚕等。创造了骨哨等音响器具。……普遍使用木船，船有木桨。发明了养蚕织丝技术，有陶质、木质纺轮。[2]
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始祖。尤其是榫卯技术的运用，被考古学家称之为七千年前的奇迹，把中国原有的榫卯技术的历史提早了两千多年。这无疑是为了生存，古越人在日复一日地与大自然的各种危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创新出适合更好地生活的居住环境：一改原来寒冷、潮湿、不避风雨的石室草舍，变成既温暖干燥，又能避风，还能有效防止动物侵袭的木板房。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内，伴随着稻谷堆积层出土的，还有170余件代表性农具——骨耜，这种比石器更轻便灵活的工具的使用，使人们既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劳动效率，充分显示了古越人在生活实践中的不断创新。还有陶器，不仅有粗犷的釜、钵、罐，还有更适合盛放食物的盒、盘的诞生。“类似鼎足活动支座”更是扩大了陶器的使用范畴：从单一的盛物器皿成为也可以用来火烧煮食的工具；支座的活动性，表明可拆可装，非常灵活；而它又是鼎足的，比两足的更稳固，又比多足的更简洁，具有很高的功能性。陶器上所绘刻着的各种动植物花纹，应是早期的人类对美和艺术的向往和创新。2017年年末，在宁波海港博物馆举办的“我从远古来——史前宁波人的生活”展览上，两个带着童真笑脸的“笑脸陶器耳”，使参观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每一个人的心情随着那两张笑脸而更加愉悦，也令今天的我们啧啧称奇：史前的人类能够创作出这么甜美的笑脸，说明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活动。为了能使自己生存和生活得更好，古越人一直没有停止创新，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险恶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才能最终成为这个地球的主人。
创新的基因一直流淌在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古越后裔们的身上。
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大夫计然发现了市场价值规律，并由此提出“息货渔利说”，主张在掌握商品流通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市场上货物盈余或缺乏的状况进行买卖，才能取天下之利：“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3]这套富国裕民的策略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南北朝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名要术》中也被多次征引。在实践中，他还与越国另一位大夫范蠡一起为越国创新、制定了《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一整套“商贾”兴国之策，俗称“计然七策”。范蠡用了其中的五策，就使越国的人口繁衍，财富累积，逐渐强盛，不但为兴越灭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史记·货殖列传》）
魏晋时代，支配思想界的是一种自由、解放的空气。它“以热烈的怀疑与破坏精神，推倒一切前代的因袭制度传统道德和缚住人心的僵化了的经典”[4]。嵇康作为文人中的杰出代表，便是一个破击圣道的好手。他以大胆的质疑精神打破陈见旧说，向凛然不可冒犯的圣训谟典发起攻击。他的《难自然好学论》指出人性“好逸而恶劳”，好学并非出自天性，而总是“困而后学，学以致荣”，恰是上古之世“大道凌迟”之后人性遭功名荣禄蛀食的结果。文章自出机杼，所推倒的正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圣人之教。《管蔡论》一文为历史上遭周公诛戮的管蔡二叔辩诬，认为他们之所以起兵，意在“欲除国患，翼存天子”。文章锋芒直指崇奉为圣人的文武周公，指斥他们实际上是“不明”之徒。鲁迅对嵇康的大胆怀疑，敢于鄙弃唯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世俗陋见的精神，深表赞服。他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5]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也有“嵇康师心以遣论”的评语。所谓“师心”，即目无圣人，一本个人之心独立思考、判断，同样是从敢于怀疑陈见、驳正旧说角度归纳了嵇康的论文特征。
南宋时期，随着朝廷偏安一隅，“直把杭州当汴州”局面的形成，原先颇为振作的诗坛风气也一改而成消极、萎靡不振，吟风弄月的题材走向和琐细卑弱的风格日益明显，陆游结合前朝屈原、贾谊、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诗歌，创新出以爱国情怀作为诗歌的主题，终成南宋的一代诗宗。陆游的诗歌，到了南宋末期，因为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他的爱国情怀更是得到了众多人的共鸣。每当国势危急之时，人们总是想起陆游，想起他的诗歌，想起他诗歌中饱含着的浓浓爱国情怀，成为人们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
除了古越这块区域的生活空间具有很强烈的创新意识外，鲁迅生活的周氏家族中的亲友也具有非常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的一些言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可说是有些离经叛道、很有创新意识的。
鲁迅是周家新台门致房下的长子长孙，而且出生的日子刚好与灶司菩萨的生日是同一天，据说这一天出生的孩子非常有出息，但也容易夭折，因此他的父母便将他寄名到周家附近的长庆寺，拜了个叫龙祖的和尚为师父。说起鲁迅人生中的这第一个师父，也是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按说和尚为了六根清净，必须把胡子头发剃干净的，而他这位师父却留着两缕下垂的小胡子，不但不教授鲁迅这位小徒弟念经、佛门规矩，就是自己平常也不念经。更惊世骇俗的是，这位和尚师父还娶了个老婆！原来，年轻时的龙师父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会吹拉弹唱，有一次去乡下看社戏时，因与演戏的认识，便上台去替他们敲锣，但台下的看客认为和尚就应该念经，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于是双方对骂起来，随即甘蔗头扔上了台，龙师父寡不敌众，只好逃走，这一逃，刚好逃到了只有一位年轻寡妇的家中，也逃出了一段离奇的姻缘来。怪不得鲁迅后来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这位龙师父“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而令人称奇的是，离经叛道的龙师父照样在长庆寺做着和尚，周围的人对此也并未加以过多的非议。而且作为传统士大夫家庭的周家，也不认为龙师父这种行为有多么不合时宜，依然将家里的宝贝长男寄名到他那里。
其实这种异于世俗的行为，在周家并非是由鲁迅父辈这儿开始的。早在鲁迅出生之前，当鲁迅祖父中了进士的喜报传到周家新台门时，作为丧夫后独自把孩子养大成人的鲁迅曾祖母戴氏，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在敲锣报喜声中嚎啕大哭“拆家哉！拆家哉！”而祖父周介孚与其母一样，同样有着发散性的思维，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鲁迅小时候，曾和叔叔周伯升一起读书，鲁迅非常认真，所以在考试时考了第二名，而叔叔却只考了倒数第二名，但令人不解的是，周介孚表扬了周伯升，说他尚知努力，要不然就要考倒数第一了，然后鲁迅得到的是批评，说他还不够用功，所以没有考第一。也真因为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脾性、见解，周介孚在狱中还特地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撰写成《恒训》，以让儿孙们作为借鉴，还以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大夫的视野，开创性地提出：书读不好，不能做官，还不如开豆腐店谋生。
注释：
[1]参见一百名历史学教授联名写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建议书》，《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2]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3]［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4]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