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四大领域

把人类学分为文化、体质、考古、语言四大领域是美国的传统。形成这种传统的原因大概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有关。由于早期美国人类学家多为德国后裔，有些甚至本人就是第一代德国移民，他们的教育背景与德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在当时的德语思想界里，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很强烈的影响。马赫主义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我们观察某个物件或者思考某件事时，呈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总是物件或者事情的全部。比如，当我们从门缝里看见桌子的一角时，我们头脑里所呈现的往往是桌子的整体。所以，马赫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观的提出者。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地理学很发达。学术界总是把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地理条件的不同联系起来，甚至有了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说。我们必须注意，虽然上述当年德语学术界的学术思潮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以及人类学四个领域的形成似乎没有因果性关系，但是，由于某些时间、空间的一致性，我们仍然需要把它们联系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唯独在美国，人类学才有四个领域之分。

正是因为这种整体观念，早年的美国人类学家相信，我们无法将某一种文化同它所处的环境相脱离，也不能无视它的过去，因为一种文化今日的形貌可谓它的历史累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它的存在必然与其他文化发生接触、交流。我们所见的文化正是这种长期适应和交往的结果。因此，当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们往往对一个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他们不仅研究和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所在地域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田野工作中，他们还对当地人的语言进行记录分析，并对当地人进行各种体质人类学上的测量。

曾经有一段时期，美国主要的人类学系都要求研究生除了自己专门训练的领域之外，必须在四个领域中的其他三个领域接受一定程度的训练。显然，四领域组合的人类学的形成，本身就是整体观念的结果。今天，人类学训练已经不再要求四领域兼修，人类学者各有独自专精的课题。人类学者分别侧重研究人类社会的某一特质：有些人研究人类的生物性或体质上的特点；有些则对人类的文化特质感兴趣。四个分支人类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过去通常称为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当今的学术界之所以倾向于用“生物”取代“体质”，当然是因为今天的体质人类学已经与过去大异其趣。人类学家已经充分考虑到各种生物性因素，包括外在环境之生物、自然的因素与自身的生物遗传因素，对人类生活与健康所产生的作用。除了生物人类学之外，另外的三个领域与文化密切相关，分别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这几个领域交叉、互渗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

1．生物人类学

有关人类的起源、演化是生物人类学最为关注的问题。生物人类学所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现生人类的生物多样性。有关人类起源演化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分支，即人类古生物学（human paleontology）和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

为了重建人类的演化过程，人类古生物学家寻找和发掘那些人类、前人类（prehumans）以及与人类有亲缘关系的其他动物的骨骼化石和生活遗迹。例如，古生物学家在东非发现并发掘了300多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的化石。他们的发现给了我们一个大致概念：我们的祖先可能从那时起就已经双足行走，有了相当灵活的手和更大的大脑。

为了更清晰地知道演化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因素，人类古生物学家还运用地质学的信息来了解环境、气候、动植物种群数量的延续。为了研究和重建人类的过去，古生物学家还观察人类近亲——猴子、猿类的行为，以及它们的演化与人类演化之间的异同。研究灵长类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与生物学家一起，被称为灵长类学家（primatologists）。他们在野外或者在实验室里观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它们的社会构成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分工，试图寻找某些能帮助理解人类演化过程的启迪。黑猩猩（chimpanzee）是这些学者们最喜欢的研究对象，因为黑猩猩在行为和体质表现上与我们人类最为接近。它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的血液化学，我们和它们会感染许多相同的疾病。我们与它们的基因当中，有98%以上是相同的（Diamond, 1993）。

通过研究灵长类动物，生物人类学者尝试发现那些能够把人类从其他近亲区别开来的特质。根据在研究中所获得的信息，结合人类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田野发掘中发现的化石，生物人类学家们得以推测我们的史前祖先的生活形貌及其在生物学上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得以推知若干人类演化的机制和进程。总之，生物人类学家收集、整理、分析来自各个相关领域的信息和数据，从中总结和建构理论来解释人类演化和适应、变迁，并总是试图在进一步的发现中验证这些理论。因此，在生物人类学的领域内，人类古生物学必然与地质学、古灵长类学、比较解剖学以及灵长类行为比较研究等有重叠和交叉。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生物人类学的另一个关怀的来源。生物人类学调查和研究现生人类在体质上的差别和特征。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现生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因为外表差异再大的不同人类群体彼此间都能生育后代，彼此之间不存在生物性阻隔。但是，人类学家绝不否认，人类群体之间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同。生物人类学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人类之间的变化如此之大？为什么有的地方的人高于其他地方的人？人类体质的不同是否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条件有关？如果有关的话，这个适应的机制又是怎样的？为了研究这些问题，生物人类学运用了至少来自三个学科门类的知识、通则、概念以及技术，这三个学科是：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人口生物学、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研究人类特质的遗传（human traits by inheriting）。人口生物学（population biology）研究环境条件如何影响人类体质特点的形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流行病学研究不同的疾病是如何在不同的人类群体中感染、传播、蔓延的，为什么有的疾病在某些人类群体或者族群中特别流行，等等。总之，生物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类体质体现出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多样性（human diversity）。

2．考古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的主要工作是重构或者复原过去的人类的生活和习惯。考古人类学还追溯人类文化在过去的变迁，并为这种变迁提供解释。粗看起来，这样的学术关怀与历史学十分相似，但是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更为久远，涉及人类社会的早期，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没有文字的时期，历史学家则注重在过往的文献中寻找史料。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比文字存在的时间长得多。而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没有文字的阶段必须依靠考古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家等同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彼此的研究对象，前者包括无文字社会，后者为有文献记载的社会。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考古学家通过寻找和发掘人类文化遗存来重构历史。这些人类文化遗存有些十分丰富，如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大量的新时期时代遗址，有些有着很厚的文化层，如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以及在墨西哥境内发现的玛雅文化的庙宇，等等。但是，大量的人类文化遗存常常是零星的陶器残片、石器等。所以，恢复或重构过去的人类生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考古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史前史（prehistory），即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另外，大量的考古学者研究历史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一专门研究，我们称之为历史考古学（historical archaeology）。历史考古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分别来自考古学和历史学。考古人类学家通常十分关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无处不在。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张光直，1988）。

3．语言人类学

语言学（linguistics）或语言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是比人类学古老的一门学科。但是，早期语言学集中于研究那些早就有文字系统的语言，例如，汉语和英语的书写系统都出现得非常早。数千年前的商代就有了许多文字记载，这些已经在殷墟等商代遗址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得到证明。英语自有文字始已历近千载（Ember and Ember, 2002:5）。语言人类学则肇始于研究没有文字的语言，直到今天，虽然语言人类学本身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没有文字的语言依然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由于研究的对象是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语言人类学家的工作必然倚重实地调查，他们没有办法依靠词典和语法来学习和研究他们所要研究的语言，所以，他们的工作首先自然是编词典和建构语法，继而才得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结构。

如同生物人类学家那样，语言人类学家对变迁十分感兴趣。他们既研究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也研究当代语言的变化和多样性。一些语言人类学家关心语言的起源以及几千年来语言的分岔。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语言的历时性演变以及与所研究的语言相关的任何因素与条件。语言人类学也对当代语言的多样性感兴趣，尤其对它们的构造感兴趣。根据语言学研究的规律，这方面的关注可分为描述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和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研究语言如何在社会脉络里使用则称为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语言人类学研究“人类学中的语言问题”。在所有的问题中，自然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最受语言人类学家的关注。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开始率领他的学生在北美印第安人中进行实地研究。为了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他们主要遵循了两个途径，即对当地人的语言和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文化的本来面目。

与人类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不同，语言人类学缺乏有形的资料、素材来帮助他们重建变迁的过程。因此，语言人类学重建语言演变过程的研究必须开始于对现生语言的研究。于是，对现生的语言进行比较遂成为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比较的基础上，语言人类学家得以推导语言的某种改变和演化。这种发生在过去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体察到的现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点。

语言之于人类学研究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它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90:66）曾说，文化与语言是同时发生的（cultural takeoff is also linguistic takeoff）。急剧和积累的变化的程度可以表明社会发生的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性进展往往建立在与人们所获得、储存、筛选以及共同享有的信息的量上。人类的语言是记忆可以超越个体的生命和代际的延续而得以流传的载体和媒介。但它并不只是消极地被传递，同时是一种积极的工具性的力量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日益复杂，从而让文化演化作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上。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一种文化的消亡则意味着多样性在全球人类社区中的锐减。语言能力使得各种规则得以建构并由此对人类的行为有所规范，而这种规范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有所调节。例如，每种文化都对人们的习惯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可以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部分文化中，人们都不会在葬礼上穿得大红大绿，也不会在婚礼的场合表现得如同参加葬礼。这些虽然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是通过语言习得的。语言使得这些习俗超越了生命的限制而传递下去。早期的美国人类学家深谙这些道理，深刻了解语言对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在田野研究中总是尽量地对研究对象的语言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克鲁伯（Alfred Kroeber）的贡献可谓多矣，但今天的许多人类学家可能会认为，他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要数他对最后一位加利福尼亚原住民所做的语言录音。他的这一工作使后人得以对伴随着最后一位个体离去而消失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和语言有所了解。

4．社会文化人类学

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是现阶段美国人类学科系中最为普遍的称谓。其所指就是原先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最初是美国的叫法。在英国，与之相应的研究被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而在过去的欧洲大陆，相应的学科则叫“民族学”（ethnology）。美国也曾有把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并称者。今天，“民族学”更多地用在博物馆陈列中，这可能是因为在展览中很难把陈列的文物与具体的族群区分开来。尽管一般总是说，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同样的研究领域在英，美两国的不同称谓，但在事实上，两者原先是有所侧重和区别的。英国人类学过去更强调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传统，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之后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几乎弃用“文化”一词，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社会体本身。因此，英国人类学尤重结构功能主义，关心人与人之间、独立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在美国人类学界，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博厄斯来美国之前，美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类学者，但大多不在高校里教书或者从事研究。博厄斯和他早期的学生均来自德国，而文化在德国的学界和思想界一直是主要关注点，因此，随着博厄斯在美国学界奠基，“文化”也就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和主要关注对象。职是之故，美国人类学界才发展出对文化的诸多定义（Kuper，2000）。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统称人类学中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容可能是较为晚近的事，它的出现应当是“二战”之后的事，表明了美国学术界统摄两种取向的努力。其间，英国的社会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而一些接受英国人类学训练的人类学家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到美国任教。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看，这似乎有两者都不偏废的意思。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我们在以下的叙述里依然沿用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文化。在解释这一概念之前，我们应把文化理解为人的行为与观念的总合。文化人类学总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人类存在不同，这种不同更多地体现在生活习惯、信仰、艺术等人文方面。文化人类学研究力图寻找出这些不同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人类学家相信，我们所能看到的众多表现，实际上是内在心灵和价值观念的外化。因此，人类学者总是在研究过程中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来看待外在世界和理解文化，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设身处地”。

谈及文化人类学，不能不提及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历史。人类天然具有好奇心，尤其是对看起来与自己不同的其他人群。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碰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时，总爱琢磨：他为什么与自己不同？在哪些地方与自己不一样？所以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有些学者对欧洲以外的人类文明有所描述。世界历史上有名的希罗多德就是其中翘楚。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前的《尚书》里就有对不同群体的记载。其中《牧誓》记载的是周武王伐纣之前率军在牧野进行战前誓师的情景。从这篇不长的文字里，我们知道，当时讨伐商纣王的武王之师包括许多不同的族群。虽然其中并无详细的信息，但从文中武王的战前动员可以知道这些参战族群的称谓。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参战族群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人类的认知构成其实就是系统的分类过程和结果，所以，《尚书》中有这些不同的称谓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他、我之别，尽管“他者”在战争中是自己的同盟。

毋庸讳言，较为系统性的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出现，与殖民主义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早期的人类学家都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恰恰相反，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如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uis Henry Morgan）等人，都是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天悯人之士。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奠定之所以与殖民主义有关，乃在于欧洲殖民者的海外扩张客观上为地球上不同人类文化的接触、碰撞提供了舞台和空间。

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掠夺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到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大英帝国俨然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遍及五大洲。与此同时，法国也不甘人后，在工业和科技发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全面繁荣。而随着殖民地的开发，数目巨大的“没有历史的人民”进入了欧洲人的眼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自诩为有教养的殖民主义者的眼里，自然代表了野蛮与落后。那个时代的一些学者试图解释这些不同于欧洲人的“他者”。然而，由于17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的余绪，“进步”与“理性”这样的信念在英、法等国的政界与知识圈广泛传播。从而，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上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的文明所代表的成就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而形形色色的不同族群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过去。因此，那个时期的人类学家对这些不同文化与社会的解释建立在一种博物馆式排序逻辑的基础上，殖民地人民被认为是演化过程中“过去”的“孑遗”（survivals）或者“活化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类学的兴起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关系。

文化人类学关心人类群体与社会在文化表现上的多样性。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这是个需要专门交代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具体进行讨论。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文化通常指的是一个群体惯常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如同早期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言的那样，一个群体的文化包括许多内容，如语言、宗教信仰、艺术、风俗习惯，等等。当然，我们今天还往往加上诸如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儿童养育方式以及其他可以观察到的对人类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因此，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人类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人类究竟是如何习得这些观念和行为。由于人类学者相信人类之所以不同乃在于为不同的文化所形塑，因此，为了理解一种文化可以从人的角度反过来进行考察。在文化人类学领域里，文化人类学者也形成了专门的、不同的分工，比如，有的专门研究宗教信仰，有的专门研究婚姻家庭，有的专注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研究，有的专注于考察现代国家政治如何影响到个人的群体身份认同，等等。近些年来，不少人类学家研究起性与性别（gender and sexuality）、身体（body）、妇女，以及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消费、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tion）和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族群性与民族主义等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研究中，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把所研究的现象同自己或者其他文化习以为常的观念与行为进行比较，在这些习以为常的行为与观念中发现问题。为了使这样的比较有意义，人类学家通常得深入所研究的社会文化中生活。传统上，社会文化人类学根植于田野/实地研究（fieldwork），即人类学者通过长期生活于他者之中来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家与所研究的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通过这样的方式，人类学家得以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

如果可能，人类学家往往会花上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在他的社区进行田野工作。这样的作业习惯来自人类学的传统。在过去，人类学研究的多是所谓的“前工业社会”。许多传统社会被预设为与世隔绝，外界对之全然无知。因此，必须对这些社会有全盘的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有长时间的田野实践。前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作息围绕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而以一年为周期，恰恰可以捕捉到人们在各种礼仪岁时的活动。还有，在一年的时间里，社区里也一定有人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的重要场合。由于长时间的田野作业，被研究的人们在人类学家的眼里和叙述里不应当只是一系列的数据资料（data sets），而可能是活生生的独立的个体。他或她可能能够记住社区中的每一张脸，可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只是简单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都是情感复杂的个人。人类学家与被访者（informants）拥有共同的晨曦与晚霞，他们与当地人一样，在清晨的嘈杂声中苏醒，在夜晚的聊天中结束一天的生活。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experiential discipline）。这样的研究取向自然有其优势，也有些看似短处的地方。通常人类学者不善于在国家、社会等一些宏观层面上归纳出通则（generalization），他们的注意力也往往不太涉及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决策层面上的问题，也自然地不在宏观的层面上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然而，人类学家经常敏锐地体察到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的决策在地方层面上的作用与影响。事实上，在最近的许多年里，人类学家在研究民族国家、难民和移民以及各种国际进程和全球化过程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工作与贡献（参见Lavenda and Schultz, 2007:4-5）。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今天的人类学家已经把大量的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在国际上普遍出现的一些现象上来了。那种认为人类学家只研究前现代或前工业社会的观念应当改变。这样的变化在人类学领域里可谓意味深长。这种转变可能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从历史来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原先吸引人类学家去进行研究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园地渐渐失去；第二，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学术思潮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日渐成为研究潮流。第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社会科学家关心资本是如何在世界上进行市场开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指出，殖民主义扩张与掠夺所导致的对世界的经济分工，导致全球市场实际分成不同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堪称“世界体系”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Wallerstein, 2004）。这种宏大的视野令人类学家重新审视所研究的社会与文化，并以一种深切的历史关怀来理解与透视他们所研究的群体或者社区，感受它们在整个区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位置。人类学家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区域实际上早就与外界有所接触。地理大发现之后，殖民主义势力的大范围渗透，实际上使那种与世隔绝如同坐落般的社区成为一种虚幻的想象。

基于上述理由，课题先导的研究（topic based research）在文化人类学里日益成为主流，但田野工作始终是研究的基本手段与不二法门。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民族志是有关人们生活的学术记述（参见Lavenda and Schultz, 2007:6），是学者们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整体叙述（Kottak, 2007:3）。传统上，人类学者通常对所研究的特定社区的一切进行尽可能全面而详细的记录，将之组织成研究性文本。构成文本的基本素材主要来自田野工作所得。这种形式的文本可能存在一些短处。首先，整体和全面的基本要求，可能会使研究者问题取向不足，甚至忽视掉一些至关重要、更有意义的问题。其次，同样的要求，可能会使整体研究成果缺乏或者忽视历时性。当今的民族志已与过去的民族志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人类学研究由于多具问题取向，从而进入社区从事田野工作时已经有了很强的针对性，民族志文本自然也不会无所不包。另外，由于流动——资本、人口、文化等的流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体，许多人类学家关注起那些跨国的移民、跨国的企业等。从事这类课题的研究必然需要一个以上的田野点，所以是很典型的“多点”（multisite）研究。例如，有些人类学家研究来自中国福建、广东、香港等地的跨国移民时，不仅在移入地——如美国、英国等，也在移出地——侨乡进行田野工作。可是，必须记住的是，对一位专业的人类学工作者而言，你所呈现的文本可能不必像传统民族志那样无所不包，但你仍然需要一种全局的观念。换言之，尽管你所呈现的只是你所研究社区的某个面向，但在田野工作中，全面地收集资料还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的人类学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我们在文本中常常可以看见作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可以看到作者在社区中的感受；可以听到所研究的民众的声音；等等。这些，在过去的民族志中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比较少见。民族志书写方式上出现的这种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了人类学者对所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也有助于加深对被研究对象之内心世界的了解；我们还可以通过被访人的眼睛来理解相应的历史变迁如何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

总之，社会文化人类学通过直接与人的接触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领域，它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存在的差异来寻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的理解之道。文化人类学强调，所有人类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文化上的差异主要是历史与自然条件所致，文化上的差异无法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无法共处，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那些可能潜藏在不同和差异之下的相同性，由此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