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山地文明”

文明、文化与分类

“山地文明”是2015年度“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会议主题，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如是说无意于弱化这一主题的学术意义，也不认为这个术语的提出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一术语的思考来对山地以及居住其间的民众达到一些不同的认识。人类学者很早就对生活在山地的民众有研究，他们发现，山地的族群在生计、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与平地的群体有许多不同。对于这些不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自然是考虑到这些特定生活和生产方式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山区在自然环境上的不同，决定了山民在生活上与平地生活的民众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文化作为一个理解性的概念，往往在山地居民研究当中十分关键。

文明，在许多学者看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它通过外在的成就体现出来，无论这种成就体现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或者一个人有教养的行为举止上。因此，比起文化来，文明是一个外显的（outward）、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一些指标来测度的存在。相反，文化则是一个更为内敛（inward）的概念。在康德看来，文化是第一性，而文明次之。也就是说，在康德的眼里，人们首先必须经过文化的熏陶，才可能有称之为文明的成就。而所谓的文化，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它是人们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对内在与外在世界的理解。康德的这一见解后来在他曾经的学生赫尔德那里发扬光大，从而推动了德国人文地理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整体观——其实也就是人类学上的整体观——的滥觞。

如果根据上面所说的来推论，那么所谓的山地文明实际上是山地文化。但是，如果考虑到文明一词的霸权性含义，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山地文化也是一种文明呢？今天，可能没有人对此会有异议。但是这样做的政治意义一定大过学术意义。当年文化之所以在德语文化圈内广泛论证和使用，就是因为其与法国人的文明概念相对立。在法国的传统里，普世性的文明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已经深入人心。启蒙之前，欧洲上流社会就已经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模仿法国王室贵族。这必然使法兰西人所特有的世界主义心态（cosmopolitanism）发展膨胀，而崛起的大英帝国也是以文明自命。后起的德意志国家不接受法国式的世界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啻是说英法文明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正因为文明一直有着某种霸权性的含义，今天有些学者出于一种公平道德感的考虑，将以往未被视为文明的文化也称为文明，如现在一些美国学者提及印第安人文化也会用文明称之。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变化其政治的意义甚于学术意义，有着强烈的政治正确的色彩。

文明与文化之所以在学术上产生这样的区别与当时的国际政治霸权有关系。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就不太理会这样的区别，他基本上是把文化与文明同等对待。文明与野蛮在思想领域里构成线性发展序列，自然与启蒙运动之后兴起的进化主义有关系。而文明与文化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在一些涉及具体技术细节的领域构成演化序列，虽然并不一定所有文化都会发展成为文明，但二者构成的高低序列还是一目了然。首先试图在技术上做这种区分的可能是考古学。考古学家在区分人类考古遗存时将这两个词运用于定义不同性质的遗存。文明，在考古学家看来，是有文字、金属冶炼和某种国家形式的文化遗存。因此，能够证明国家政权存在、文字记载以及金属冶炼的遗存就被认为是一种文明。世界上的几个大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等都是这样定义的。准确地说，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并不仅仅只有这四个。可能由于考虑到政治正确的问题，许多人类学者也避免用文明来定义显然已经出现了国家政权的遗存，而是用“早期的城市与国家”来描述这些以前可能冠之于“文明”的人类遗存。所以人类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华北地区四个伟大的早期河谷国家之外，还包括了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之前的中美洲、南美洲文明，包括阿兹台克（Aztec）、玛雅（Mayan）、印加（Inca）等。这些都是以国家政权的存在和金属冶炼以及文字记载等为标志的。有趣的是，几个中南美洲的文明都处于山地，有些甚至处于高原。它们或许可以称为山地文明。如果说它们有何共同的特点，可能众多的金字塔是我们立刻想到的。另外，这些文明基本都不使用轮子，这可能与山居条件有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是没有点子，而是条件限制。例如：与西班牙人接触之前玛雅人也有轮子，但那是玩具。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范围内的山地族群，我们会觉得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很有说服力。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似乎没有把所考察的对象置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他将自然环境视为生境（niche），处于其间的人类群体必须在这个生态环境中获得适应。而由于人类群体所居自然环境多种多样，从而每个群体的进化过程是具体的，这就是所谓多线进化论（specific evolutionism）。换言之，人类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进化的特殊性和速率。因此，他研究的实际上是文化发生学（genesis of culture）的问题。这样的逻辑在大理论上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必然如此呢，证伪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在我国西藏和相邻的尼泊尔一些地区流行一妻多夫制。如果说这两个地方自然环境大体相似因而有着相同的习俗尚说得通的话，那么为什么其他类似的环境，比如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却没有这样的习俗呢？如何解释这样的习俗的存在，可能无法用某些归类来简单概括。所以，任何类别都存在某种紧张，因此，当使用任何一种归类来进行概括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考虑类别之外的任何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必须打破这种有系统边界的分类，寻求一些零碎的或者碎片化的解读。

山地文明作为一个议题被提出自有其积极意义，但将之作为一种分类援用那就一定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先入为主的“山地”可能屏蔽掉其他未必是“山地”的东西。幸好山地文明这样的类别只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其他一些类别，尤其是人口划分的类别，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那么简单了。从类别所隐含的紧张来看，这样的类别与人口划分之后产生的内在紧张有着同样的逻辑。安德森指出，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制造出两种系列（seriality）：一种是限制性的，即所谓的“限制性系列”（bound seriality）；另一种是非限制性的，即“非限制性系列”（unbound seriality）。前者是治理术的需要经由现代人口统计或者现代选举制度所产生的分类，比如种族或者其他的族群身份类别，我国的民族成分也属于这样的情况；后者则是现代社会思想所认为的一些普遍意义的存在，如国族、公民、官僚、知识分子、工人，等等。非限制性的系列是典型的“想象”，它们是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的工具，即报纸和小说的产品。前者就不同了，它只能是个整体，任何个人要么是“1”要么是“0”。他或她不可能是0.5或者类似的数字。这意味着，对一个类别而言，任何部分的、混合的群体身份（affiliations）不可能存在，或者被排除了。顺此逻辑，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的56个民族的划分是鼓励还是消解文化多样性？答案显然很清楚，这样的分类实质上消解了文化多样性。比如彝族，是一个类别，但它实际上涵盖了许多有着不同文化面貌的族群。但其成为一个民族之后，呈现给我们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标准化的。所以，在国家划分的类别里，不可能存在杂糅的、片段性的、情境化的选择。一个人要么是黑人要么不是黑人，要么是穆斯林要么不是穆斯林，要么是汉族要么不是汉族，凡此种种。

安德森认为，限制性的系列是收缩性的，隐含的紧张是天然的，它们制造了族群政治的工具。安德森这一区分受到著名的印度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批评。查特吉认为，安德森依然相信民族主义遗留一些好东西，而族群政治肮脏且令人不安。他指出，安德森显然维护隐含在启蒙运动里具有普世特点的伦理和崇高。换言之，安德森试图在道德上理解和调和启蒙运动以降所带来的矛盾。从而他对分类的解构建立起另一种迎合这种调和的分类，并且相信这具有普遍意义。

然而，安德森所讨论的一切指认了一种在查特吉看来是幻象或者乌托邦的普世状况，仿佛在现代性的当下，一切都趋于同质。查特吉指出这样认识现代性是一种误解，认为它仅仅关注了现代生活时空的一个面向。他用了福柯的“异托邦”来说明，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并不生活在同质性的时空当中。比如，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许多商人在签约之前可能得找星占术士；有些地方的工人在使用新机器或者进入新的矿井之前可能要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等等。查特吉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多种时空并存——现代与前现代，而是如近些年来大量的民族志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并不只是前现代的孑遗，它们是与现代性遭遇的新产品。换言之，今天的这些前现代孑遗，其实质和内容已经完全是现代的。这与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当年所指出的一样。柴尔德说过大体类似的话：我们绝不能把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现的依然过着石器时代生活的群体与我们远古的祖先等量齐观。他们的生活的确还是远古的样貌，但他们的观念未必与远古人类一样。

虽然查特吉对安德森有所批评，但他们的想法可以相互补充。这对于我们理解所谓的“山地文明”有所助益。安德森的想法告诉我们，专断的分类潜藏着紧张；查特吉告诉我们，分类和标准化这类手段可以刺激我们寻找分类以外的，与标准化的类别相抵牾的片段或者存在。因此，提出“山地文明”可提醒我们，不要被这样的类别所误导，我们至多是在寻找一种文明全貌中的片段或者某种类型，这种片段或者类型不应该是封闭的序列，它实际上包含无限的多样性。提出这一点，目的在于提醒：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因为认知都是由各种分类构成的，而分类会不自觉地排除片段与碎片。其次，与上述不无相关的是，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时可以挑战现代性语境里任何形式的标准化。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见之于山地生活中的差异，但是我们更应当寻求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如果将寻求人类之间的差异推向极致，走向文化本质化，那就与种族主义同流合污。这就是今天欧洲大陆和非洲、拉美国家在学科称谓上纷纷弃用民族学，用人类学取而代之的原因。因此，我们的山地文明应当是解构原先分类，既探讨人类文化多样性，又聚焦于寻求共性与共识。所以，我们最多只能把这一术语当作某种隐喻来使用，而不去寻求其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