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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人”如何练就：清末一位留日法科学生的阅读结构与日常生活

清末留日学生，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往往被视为“新人”，以区别于传统科举制度下产生的“旧人”。这里就存在一些值得细究的问题，如“新人”是如何“新”的，“新”的程度如何，新旧之间如何承续与转变，等等。

学界对清末留日学生的研究，历时多年，成果累累；相关成果很多，重要者有：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2010年再版）；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74～1975）》，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等。对于其中的法政学生，也有不少成果问世。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章；浦依莲：《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的法政教育》，许苗杰译，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8辑，中华书局，2003，第250～284页；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不过，既存研究多半集中于人数规模、籍贯来源、群体结构、课程设置等层面，论题也以法政速成科为多。关于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如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12；朱腾《清末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等。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必要和有价值的。若要将该论题引向深入，尚需探究的问题仍不少，例如，法政学生如何学习、阅读何书、生活状况如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结构与思想状况如何，这些是否足以将其造就成“新人”，等等。本章无力全盘解答这些问题，仅从个案角度试做初步探究。

本章利用的主要史料为黄尊三日记。黄尊三（1880～1950），字达生，湖南泸溪人。早年就读于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一年由湖南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宏文学院、正则学校、早稻田大学预科，宣统元年考入明治大学法科。武昌起义后短暂回国参与革命，不久再度赴日完成学业。1912年7月回国，先后执教于江汉大学（武汉）、中国公学（上海、北京）等校，并任北京政府内政部佥事、（编译处）编译等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教于民国大学（北平），任总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携眷南归，先后任教于湖南辰郡中学及省立四中、泸溪简易师范学校。1950年7月于泸溪病故。上述生平简介，根据黄氏日记，并参考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第571～572页。该日记名《三十年日记》，始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终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分为四部：第一部分自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为留学日记；第二部分，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三年，为观奕日记；第三部分，自民国十三年至民国十七年，为修身日记；第四部分，自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九年，为办学日记。黄尊三：《三十年日记》，湖南印书馆，1933。事实上，黄尊三日记应该延及晚年，见《黄尊三日记选载》（即1935年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3辑，1984。其他年份日记不知现存何处。黄氏自述：“其实四部即为一部，性质上实无分之可能，兹特为分之者，不过借便观览耳”，“本日记记事，多注重个人修养方面”（凡例）。关于日记之目的，黄氏在自序中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记之作，意在斯乎？”即日记之作，目的在于督促自己，供修养之用。为该日记作序的近代湖南名流周震鳞，谓黄乃“笃信谨守之士”，“用写日记，以自克责”（序言一）。综观黄氏日记，确实可谓一部修身日记。日记、日谱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修身日记在宋明理学中颇具传统，明清以降，尤其是明代中晚期阳明学盛行之后，修身日记大量涌现。相关研究详见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227～340页。这或许就包含一定的“示人”成分。特别提醒的是，该日记在著者生前出版，付梓之前，应有不少删改；日记中也有编改此前日记的记述，如1927年前后“编留东日记”，后世研究者当注意及此。但这对该日记的史料价值来说，总体上影响不大。

相对而言，既存对留日学生思想状况的研究，多从相关报刊中所发表的言论文本中去挖掘探求（包括一些忆述资料），甚少从学生们当时的阅读中去考究。其实，个体的阅读吸收、知识构成与思想变化互动相生，关系极为密切。若能从这一角度着眼，比静态的分析言论文本，更能拓展近代新式知识人思想文化的研究视野与空间。本章主要利用《三十年日记》中的第一部，即留学日记，自光绪三十一年起至民国元年（其他部分日记，另文详述），记述了黄氏留日期间的读书求学、社交应酬、文化活动及日常生活等内容，是清末留日学生为数不多的较为完整的日记史料，黄尊三留学日记，虽然下限延至民国元年，但整体而言，可视为一部清末时期的留学日记。似为法科学生中仅见，价值颇高。从事清末留日教育及相关问题研究者，对该日记应不陌生，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三章中摘录利用过该日记，且将该日记翻译成日文；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第103～119页；黄尊三：《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1905～1912》，实藤惠秀、佐藤三郎译，日本东方书店，1986。其他相关主题的论著也有零星利用，但完整、系统利用者似不多见，尚存进一步申论之处。以笔者目力所及，相关成果有：郭斌《黄尊三的留日活动初探》,《北方文学》2010年第3期；范铁权《黄尊三留日史事述论——以黄尊三〈留学日记〉为依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杨瑞《辛亥变局与留日学人心态裂变——以湘人黄尊三心路历程为个案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上述郭文仅千余字，过于简略；范文、杨文与本章的视角不同，所论自然有别。实际上，若转换研究视角，从阅读、生活角度着眼，该日记无疑为了解留日（法科）学生知识结构、思想状况，如何成为“新人”等，提供了史料基础。

晚清时期，出洋留学渐成时代潮流。日俄战争后，赴日留学勃兴，赴日人员犹如“过江之鲫”，成千上万，黄尊三即此中一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湖南巡抚端方选派湖南高等及师范学堂甲班生约六十名，以官费遣送日本留学。黄为湖南高等学堂甲班生，在选送之列。这时，从留日学生人数上看，风气尚不及沿海省份开通的湖南，反而位列全国前茅。据1905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调查统计，中国18省中，湖南留日学生人数位列第二。见《教育时论》第731号，明治38年8月5日，转引自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裴敬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