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士风、仕气与司法执业

传统士人多以观风觇国为己任，唐烜也不例外。他察觉到清末士人多刻意求新、求异，且不好读书：“近日，论学者皆刻意求新，作未经人道语，又好诋諆前辈，皆不读书之过也”（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近十年来，有志者，醉心欧化”（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士风如此，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在晚清的变动密切关联。唐烜观察到，在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各有业，而士独先于四民者，以所操之业尊，而工商者皆待治于士者也”，易言之，在传统四民结构的社会里，士为四民之首，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分配给民众的社会角色是追慕者。但现今状况大变，“后世士风里，假其业往往不足以自达，而有夤缘攀附苟且之行以求快于一时，所谓文章气节扫地尽矣”。作为官僚来源的士人的变化，自然影响到官员与官场，可谓士风与仕气相互作用。唐烜察觉到，“古之为仕者，皆士之业成者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今乃自为士之时，即挟一诡遇之见，则士之业，从可知矣，士之业既可知，固无怪今之为仕者，苟可以利达，虽自处于苟贱不廉之地，亦毅然为之也”，故唐感叹：“今天下无士矣，仕途安可问哉。”（三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确定并公布后，接下来就是各部院机构的重组，人员的去留是官员们的关切所在，一时间人心浮动。唐烜感觉：“自改官制之谕旨颁后，朝士多有三月无君之惧。”（十月九日）各人无不利用各种门道谋求出路，“各衙门司员鼎沸数月，至今未已。其大力者，则极意夤缘纳贿乞怜，无所不至，总以蹿进而垄断为目的；次者，亦舍旧图新，惟恐不及”。因此，他感叹曰：“噫！朝廷方以励精图治为心，乃适成臣下市恩干泽之愿，世风如此，尚忍言哉。”（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胡思敬晚年的回忆证实唐之所言，胡氏说：清末改官制中“奔走小吏夤缘辐辏于公卿之门，投其意向所趋，高者擢丞参，次者补郎员，人不能责其徇私”。

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唐烜与在畿辅学堂读书的三儿谈论科举、学堂、士风等问题。在晚清，士风日下，一般人皆归咎于科举制度，认为解决之道是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士风之不振，论者咸归咎于科举……盖以停科举而专力于学堂，始可渐图自强之基也。”但在唐烜看来，学堂与科举其实无甚区别，他说，“庸知今之学堂，犹昔之科举也”，并对此分析曰：“科举之所以弊者，人人皆存侥幸之心耳，暗中摸索一日之长，立致青紫，故往往经史皆束置高阁，只熟读烂墨艺数百篇遂登上第者，并有胸无点墨纯事抄袭亦得入榜者。乡会试之集于京师者，数千大万人，孰不希冀一得哉。幸而得矣，得之者不自知其为幸也。天下多一幸进之人，即少一实学之士。久之，而趋实学者，群笑其迂，亦从而变计矣。”推而广之，农工商者也“各怀一幸心以立于世界中，安得不尽归于败坏耶”。缘此，整个社会风气日渐败坏。

如此士风、仕气明显地表现在唐烜置身其中的司法机构里。唐观察到其所在的大理院刑科三庭同僚多不安所业，心猿意马。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唐记述道：

自予莅任第三庭，庭中同僚共九人。二帮审金冯两君，三录供编案刘范王三君，外有二行走，则闵赵二君。唯冯君系法部旧人，余皆他衙门所调者。然冯君，系由孝廉捐纳到署，在部近十年，每日来庭从未见其著手公事，亦不知其明暗何如。金君，人极聪敏，又西洋毕业生也，唯不习法学，且已经奏留商部矣，渠之来特流览之助耳。闵君，亦孝廉，年少美才，亦兼外城巡警厅差使，不能兼顾。赵君，喜用功，志锐而才敏，然在署兼医官，又兼外城医院功夫，万难久靠。刘范王三君，皆大理寺旧僚奏留者。中唯刘君肯用心趋事，亦果闻其先已报指知府，年内外即想分发出京。范君，人极谨饬，而向习俄文毕业，兼某部翻译官差使。王君，年甚少，文义不甚深造，到署往往略坐辄去。此三庭办事诸僚友之大较也。

唐烜所列同僚中几无人安心任事，这样一群司法官可谓“貌合神离”；不安所业之外，且多为“外行”。唐直言：同僚中的冯、金、闵三人“皆外行，不甚谙律例，以为只可曲法也”（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由如此人等组成的司法队伍，执业中自然问题百出。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大理院在致法部的公文中把“斩”误写为“绞”，“一字之误”导致大理院与法部又起矛盾。唐烜对此感叹道：大理院“新设各庭，除正审官外，大半由夤缘而来，或调自外衙门者，或调自京外官者，即法部旧人亦非平素勤事者流，一概茫如故，致此笑柄”（七月二十二日）。一个多月后，唐再言：“冯（采臣）君在法部将十年，调院已半载，于日行公事尚不可靠如此，近来人才可知矣。”（九月一日）

这些既外行又不安心审判事务的人员为何会聚集在大理院呢？原来他们所思所图的仅是品秩、缺位，而非审判事务本身。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唐烜到大理院，听闻“署中已拟定补署各缺，明日将具奏”，这是署中人员最为关心的大事，唐感觉“阖署人员累月悬望，心旌摇摇，至是欣戚各半”。对此，唐深感失望，说：“自去秋改制以来，中外悬望措施，今颓败至此。入其中者，犹日夕营营唯差缺之是求，不得则攒眉缺望，而忘己身之短长优劣，甚至不知律例为作何用者。”七月三十日，唐入署，又得知“堂定奏署推事典簿主簿各缺，共推事六人，典主各一人”，此次拟补推事六缺，原拟为胡、孙、冯、涂、欧、林六人，且“已具考语画稿会衔法部”上奏。但这时，大理院少卿刘若曾“将林君衔名撤下”，唐也“不知何意”。鉴于唐与刘的特殊关系，署中诸君都劝唐向刘说项，让林君也能如愿补缺，但刘态度很坚决。在这种情况下，唐烜“大窘汗出如渖，不得已，始正言告诸君，云：‘此乃极要公事，安有以私情干者，且用舍进退，堂官自有权衡，成竹在胸，岂能以数语挽回者，不第无此政体，亦徒费唇舌，自取侮辱。’诸君谅之，于是议始罢”。此事虽罢，但让唐感慨仕气之坏：“噫！近来专讲速化，凡厕身新署者，皆以升补为捷径，稍有不遂则怨抑形于词色，而职业之能否胜任，固无论也。”唐烜之言可谓道出了司法执业现状的症结所在。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唐烜听闻“正班简放院推丞之信”，刑科推丞为许受衡，民科推丞为周绍昌。许、周二人前一年“始补主事缺”，主事是六品官，当年就升任四品的推丞，擢升如此迅猛，除本人努力“夤缘”、“大力者”背后运作外，官制改革前后任人无规则、紊乱也是重要的环境因素。对此，唐烜认为：许、周二人的任命乃“乘时藉势之利也”。相比之下，唐烜确实不善于夤缘、钻营。他自道：“予通籍以来，从未尝向人营谒。即调大理院后与中鲁不时晤叙，未曾涉及公事一语，中鲁尚知我，亦不以私情相酬答。数月中，如详谳处总核，人皆视为美差（亦其可保推丞也），予则无一念及之。”（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唐烜此言未可尽信，但足见唐颇为清高（或因无奈所致），故当他得知自己也列名补缺名单中，系“正五品”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笑置之”（三十三年五月七日）。史载唐烜其人“性沉默，深自韬晦”, 考诸史实，应大体不差。据《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唐、恽最迟应在光绪三十三年即有交往，但直到民国三、四年，恽才知道唐“学问博雅，闭户吟哦，世鲜知者”。

作为一名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十分关注，因为事关自己切身利益及未来出路问题；作为一位刑官，面对伴随这场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在多数情况下，他是被动接触新近引入的司法制度的。例如，对诉讼分别民事、刑事案件，依新订诉讼法，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两造均立而不跪等审案方式，他颇感不适，这反向说明，唐烜多半是被动接受新式法制与司法模式。虽然由于现存的唐烜日记时段较短，无法从较长时段考察唐烜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唐烜主动因应这场司法变革的心理与举动不多。缘此，亦可推断，官制改革后，已身为现代、新式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不出传统、旧式刑官的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而非现代法学，司法推理、审案方法也变化无多，变化最大者，莫过于身份与官名——从刑官变为推事。

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新式司法制度的引进，产生了“新式”司法官，其实这只是职业身份的变化，可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实质上的转变则是渐进的、缓慢的。历史变迁往往如此，即使在过渡时代或激变时代，也常常如此：制度的移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操作此制度的人员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或新旧参半的。

就个体生命而言，唐烜有其特殊性。他为进士出身、高学衔者，在刑部当差多年，勤勉有加，大体可算合格的刑官，且为实缺官员。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实缺人员相对容易获取新官缺，因此，唐烜在调往大理院后，很快就成为正五品的实缺推事。唐烜个体情况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清末司法改革第一阶段中，新式司法官群体（尤其是大理院和京师高等审检厅）多为拥有传统功名者，且高级功名者比例很大，特别是大理院，进士者占实缺推检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与此相对，那些候补候选人员在此次改制中，压力更大，变数也更大，他们更多地需要靠“夤缘”“奔竞”等常规制度以外的途径才能谋求新缺。毋庸讳言，清末整体的官员选任规则的败坏、人事制度的紊乱，加大了官制改革中人员变动的可能范围，也加剧了“夤缘”“奔竞”之风。

丙午官制改革是清朝体制内的改革，对类似唐烜这样的体制内人员而言，虽事关切身利益，但多半是职位官缺的变动，失去饭碗的可能性不大，仅是饭碗里饭菜多与少的问题。五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倾覆，政权更迭，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从帝国嬗变为民国，使他们面临真正的威胁，很多人失去饭碗。民国元年，现代中国的首批司法官面临着历史的抉择，留任还是去职？唐烜最终选择了去职。他在赠别法曹僚友的诗中吟唱：“华清宫畔人初散，王谢堂前燕别飞。”心境略显悲凉与感伤。去职，多半是没得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