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质性访谈的研究设计

让我们先来读一段期刊论文中的研究方法段落，看看研究者如何报告质性访谈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在2001年7月到2002年1月间，借由半结构式深度访谈18位性工作者和6位男性买春客取得。为了解性工作者是如何理解、经验性交易中的性实践，以及性交易中的性行为，究竟是“性”还是“工作”等问题，受访的性工作者都被问及她们进入性产业的过程、日常生活作息以及关于上班的种种细节。访谈时间介于2～4个小时之间。鉴于本土性产业种类繁杂，而且有阶层化以迎合不同生活方式（life styles），不同阶级、品位的消费者的现象，因此，在采样时尽量涵盖不同工作经验、不同劳动条件的性工作者。受访的18位性工作者，年龄介于13岁到60岁之间，其中10位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少女。以族群分，3位为原住民（均未成年）。以性倾向分，1位为女同志，其余皆为异性恋者。受访者的工作场所则广泛地涵盖阻街女郎、（独立）援交、公娼馆、应召站、茶桌仔、家庭式卡拉OK、酒店。若以性产业分类架构来看，有3人在（Ⅰ）自雇-卖身的位置，7人在（Ⅱ）受雇、卖身的位置，5人在（Ⅲ）受雇-卖笑的位置，另外3名受访者虽然被警政、社政单位视为从事性交易，但笔者倾向于不将其纳入分类架构中……其次，笔者也分别在街头、茶桌仔、酒店、卡拉OK等特种行业场所，以及台北市某分局临检色情场所的警察勤务中进行田野观察。这些田野资料都有助于本文的写作。同时，不同的资料来源也有助于笔者交叉检视这些资料。（陈美华，2006: 11～12）

陈美华（2006）在《公开的劳务、私人的性与身体：在性工作中协商性与工作的女人》一文中，在文献探讨以及分析架构的单元之后，出现了研究方法的段落。限于期刊论文的篇幅，一般学术论文也仅能在“研究方法”的章节，以短短的500字说明访谈的操作。这段篇幅虽短，却清楚而完整地涵盖了有关访谈法进行的核心方式，包括研究方法（半结构式访谈以及田野工作）、主要研究问题、抽样方式与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访谈的人数及其特质等。

一般我们阅读研究者这样的报告，往往会想象一种线性流程的研究设计。研究者饱览现有文献，发展出分析概念，然后依照此研究架构，设计研究方法。如果我们阅读陈美华这篇精彩的论文，并把这篇论文的呈现方式误以为是研究者的研究进行方式，可能会在操作自己的研究时，为着自己混乱的过程而饱受挫折。涉及质性访谈的研究设计，实际上比后来写成报告并公之于世的，远远复杂得多。尤其是质性访谈本身强调意义赋予的过程，特别容易使研究者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来回重新检视自己的研究问题，但是在论文报告中，却很难呈现这样的研究历程。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就针对“确认质性访谈最适合”以及“找寻受访者”这两个面向，来呈现质性访谈一开始的研究设计。

（一）确认质性访谈最适合

研究者寻找研究主题与研究问题，往往也在摸索恰当的研究方法。假设有人对日本的低生育率现象感兴趣，有意深入探讨此主题。如果想要讨论各国妇女就学就业趋势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探讨生育率的城乡差距，以各国官方资料来进行统计分析，较能回答研究问题。如果想要考察婚前健康检查过程，医务人员如何可能传递生育的理念，参与观察法会很适合。如果想要探讨流行的妇女杂志与男性杂志，倡议那些现代男女的生育观点，可以考虑以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如果你想呈现男男女女各种生或不生的考虑、说法与异质观点，那么质性访谈就比较可能会达到你的研究目的。

赵彦宁（2006）在有关“无证移民”的研究中，以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的特性来说明，为何无法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进行研究。她指出，在这些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中，默认了研究对象的身份能够清楚辨识并确认分类，但这却无法适用于来台后“法律及统计身份未明”、不得不隐身于各种非正式活动中的无证移民。同时，问卷调查也容易忽略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的多重变迁，以及对于事件的各类诠释。例如，她发现无证移民在迁移的“意愿”上，在不同情境与不同时期，有着相异的诠释，展现了这些人流动的认同，而这种诠释的变化，在单一时间点的问卷调查中并不容易呈现。为了避免实证主义研究的限制，赵彦宁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滚雪球方式累积报道人，透过收容机构采访受访对象，在无证迁移者的诸多迁移区域进行田野研究。

研究者往往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主题上，来说明自己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务实的面向，来说明采用质性访谈的理由（Weiss, 1994: 9-11; Rubin & Rubin, 2005: 47-48）：

（1）进行详细的描述。如果我们对于吸毒者的道德历程（moral career）, SARS风暴中医护人员的处境，或是台湾人在大陆工作的生活经验，想要有完整而详细的描述与讨论，质性访谈比较适合。同时，社会学研究重视建立因果关联的机制，量化研究即能透过模型设计，体系性地探查事件发生的机制，而质性访谈则强调对此机制描绘当中细部运作的，特别是对细微差异的了解。

（2）整合多重观点。有些研究者想要探讨某一组织的发展或是某一事件的经历，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角度与观点。一体适用的标准化问卷调查往往无法满足这样的研究需求，因为不同的受访者会有不同的经验与观察，可以贡献其中。例如，探讨台湾对于开放进口牛肉的争议，由于涉及包括各级政府、各层次的相关产业、不同立场的专家、生命经验相异的市民等的意见，因此除了在档案资料中找寻这些观点之外，也往往需要透过质性访谈来了解歧异的行动与意见。

（3）了解对于事件的诠释。有些研究在了解社会现况的来龙去脉时，还特别重视大家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诠释。质性访谈强调受访者对于意义的赋予，以及这个意义赋予的变动性与情境性，因此也特别能捕捉有关诠释面的研究提问。

（4）为量化研究的变项与检测概念做准备。量化研究在提出相关变项与假设时，固然仰赖过去的研究发现与理论，甚至是一些日常生活的观察，同时也常倚赖质性研究提供的洞见。质性访谈能够提供有关研究主题的详细描述，有助于量化研究的研究者聚焦研究重点，设计研究模型。

在确认研究主题适合以质性访谈的方式来进行时，研究者也需衡量自己的时间、能取得的资源，考虑自己论文写作的“截稿时间”，进行可行的研究设计。下文的“找寻受访者”是研究设计的重要面向，也能协助评估研究的可行性，甚至刺激我们厘清研究主题与问题。

（二）找寻受访者

访谈是解开研究谜题的重要线索。而访谈到研究主题的代表人物，取得第一手的经验与观点，是影响研究质量的一大关键。为了探查政府、地方派系以及财团如何介入都市开发，陈东升（1995）探访“水返镇”的利害相关人。为了了解互动游戏中的性别政治，林鹤玲（2001）访谈多人在线游戏的设计者以及玩家。为了深究外籍帮佣以及其雇主在相遇的过程中如何建立自我、认识他者，蓝佩嘉（2008）访谈来自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移工，以及台湾各地的雇主。为了描绘公民会议在台湾的发展特质，林国明（2009）访谈委托办理的政府机关、执行机构以及公民会议所涉及的社会团体领导人。

要访问哪些受访者？抽样策略有哪些？在抽样问卷调查中，要设计一个能够代表母群体的样本，最理想的方式是进行几率抽样（见第一册第七章）。在质性访谈法中，如果要概化呈现受访者的经验与意见，而且受访者也有确切的母群体，就有可能根据全体成员的名册，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找寻受访者。例如，已登记的外籍配偶、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学生、职棒球员、外科医学会的会员等，都是存有全体成员的名册，研究者可以据此清册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找寻受访者（Weiss, 1994: 21-22）。范云（2003）在一项有关妇女运动的研究中，以运动者的生命传记来讨论台湾妇运的转型，研究的母群体列表就是运动组织的专职人员以及董监事。同时，由于该研究涉及历史变迁，因此原始母体名单包含历届的组织成员，避免遗漏因为理念不符而出走的妇运人士，也减少了因为抽样方式而造成的体系性偏误。

然而，即使对于有清册的研究对象也常是在特定架构下形成（例如管制），可能有其偏误。同时，即使有具体清单，也可能因为抽到的样本拒访率很高，实际上并不可行。更多的情况是，研究对象并没有清楚的母群体可言。参与过轰趴的男同志（杜思诚，2007）、跳过八家将的青少年（王雅莉，2002），或是前述的无证移民（赵彦宁，2006）、性工作者（陈美华，2006）等等这样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一个清册，难以进行几率抽样。

相较于随机抽样，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是质性访谈较常采用的方式，指的是研究者按照研究旨趣，来找寻适当的受访者。Patton（1980:100-106）介绍了几种基于不同“立意”而采用的抽样方式。例如，研究者想要了解各个乡镇处理低收入户申请经费补助的情况，如果主要目的是想要了解大致的情况，则接近随机抽样的方式，以取得代表性，比较恰当。如果研究者已经了解大致的情况，觉得需要针对“极端的案例”（特别好或特别差的低收入户补助计划），则要针对特别的案例来进行调查，并访谈相关人士。同样，如果研究设计是要了解低收入户对于这些计划的经验与评价，研究“极端的案例”（特别受用或特别受挫）也许最能有效响应研究问题。研究者也可以主张，想要深入了解一般性的状况，因此“典型的案例”反倒成为抽样的目标。“关键的案例”有时即使数目少，也特别能处理研究谜题。例如，如果研究者想了解政府复杂的法规，是否可能妨碍计划的施行，“关键的案例”可能是资源最优渥的乡镇：如果连其承办人员都遇到重大困难，更何况资源匮乏的地区。“关键的案例”也可以是资源最欠缺的乡镇：如果连其都顺畅无阻，也可能表示补助计划已经设计得相当简易完善。

极大化变异抽样法（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是另一种立意取样常见的考虑。一方面，如果研究者基于研究问题的旨趣，强调受访者多样性的重要性，则可能带此问题意识来进行抽样。例如，早期性工作研究的访谈多以在机构中的少女为主，主要是因为其较易接触，但机构少女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性工作样态，因此陈美华（2006）借由访谈其他类型的性工作者，以扩大呈现性工作者的劳动样态。这种根据问题意识来发展出的样本找寻方式，也有助于研究者逐渐勾勒出一个以劳务标准化和雇佣组织化程度为轴而形成的四个象限，将探讨性产业类型作为其主要研究发现。另一方面，“极大化变异抽样法”有助于减少因为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而造成的体系性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最先接触的受访者，常常是研究者自己的人际网络，或是社会能见度较高的人选。这固然是开展研究的常见方式，但是容易产生受访者同构型较高的问题。例如，透过自己的人际网络来探讨同志成家的历程，都会中产阶级的年轻受访者，可能是最常取得的样本，因此就值得依照主要研究问题，特意去找寻其他类型（非都会、非中产、中高龄）的受访者（李慈颖，2006）。

研究者若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指的是只要有符合受访条件的都尽量采纳。其中，如果受访者还能引介其他受访对象，我们称之为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这是很常见的质性访谈抽样方式，也被称为连锁引介抽样（chain referral sampling）（Biernacki & Waldorf, 1981）。由于台湾的地理环境几乎没有雪球可滚，范云与曾嬿芬（私人沟通，2010）建议将此法称为“facebook法”，就是利用人际网络的媒介来找寻受访者。也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公开征求的方式，寻求自愿受访者，撰写《老娘不想定下来》的社会学家Trimberger（2006），为了了解中年单身者的生命经验，在报纸登广告寻求自愿受访者。成令方（2010）也以网络征求的方式，寻求有堕胎经验的受访者。

除了上述这些抽样原则之外，许多研究法论者推荐先找寻对研究主题最为了解的人，以利研究的进行。虽然这些人通常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但是对研究主题有深入的了解，可以协助研究者建立找寻受访者的地图，并推荐适合访谈的对象。例如，资深的社工人员甚至是某些警察干部，对于核心帮派的成员，会有整体的了解；政治公关人员也可能指出哪些“立委”助理是从事政治活动布局的主力；资深记者也可能提供有关某些地方争议的主要行动者名单。陈东升（1995）在探访“水返镇”有关都市开发的过程时，就先透过地方资深记者以及熟识朋友，以滚雪球的方式逐一找寻受访者。熊瑞梅（2001）在一项都市事件行动体系的研究中，也先就报摊案找到73个事件以及148个行动者，然后再邀请“市府主任秘书与都市计划科科长及资深中部地区某大报记者”，来圈选最重要的行动事件以及行动者。笔者与黄于玲（2002）在一项居家分娩的研究中，亦是透过母乳会核心干部的引介，得以结识大部分的受访者。Spradley（1979: 47-48）认为对于当地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在地人，无论是餐厅的侍者，还是铁道的管理员，浸淫愈久的，愈是适合的报道人，也有助于给研究者提供找寻受访者的方向。

（三）访谈有止境？

到底要访谈多少位受访者才足够？在抽样问卷调查中，有严谨的样本数目的规定，以求能够进行推论统计。大多数质性访谈法的研究者则提出这无法以固定数字来决定。虽然有些研究者也会提出，非田野工作的访谈，起码要有20～30位受访者（Warren, 2002: 99），或是“25人”的门槛（Douglas, 1985）；毕恒达根据指导论文的经验，建议“硕士论文15位，博士论文40位”（毕恒达，2010: 97）。然而，实际受访者的数目，往往并不能在研究设计的阶段就确定。我们常听到这样的疑惑：“到底要访问几个人才够呢？”

Seidman（2006）提出两个标准：一是“充分性”（sufficiency）。研究者要考虑是否找得到足够的受访者，得到足够丰富的资料，以能回答研究问题。二是信息的饱和（saturation of information），这意指研究者开始重复听到类似的受访内容，感觉不再能从受访者那里学到新的东西。除此之外，现实中研究者也必须考虑时间、财力以及其他各种所需资源，并同时避免依据过于稀薄的资料进行论证分析。毕恒达提醒，少数个案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贡献，可是需要的访谈与分析功力也特别重要，以免资料不够丰富、分析不够深入，因此“对研究生而言，如果人生与研究经验不够丰富，我倒是建议先不要进行这种个案研究，等累积更多研究经验之后再做不迟”（毕恒达，2010: 97）。

质性访谈所建立的样本数目往往比不上问卷调查的份数，如何能够达到可概化（generalizability）的研究发现？Weiss（1994）提出，某些受访者由于对现象十分了解，也许一人的观察就有呈现一百人经验的力道。例如，长期处理劳资纠纷的调解员，就能对劳工进入申诉的历程，提出基于大样本观察所得的观点；从事人工生殖科技工作的资深技术员，也能观察到众多不孕男性参与不孕诊疗过程的特性，以此归纳出某些类型。这些见多识广的受访者，若作为研究对象的“代言人”，研究者也需要谨慎探讨，哪些说法是经过其特定观点的诠释，是否可能与当事人的经验不同。再者，Weiss以哀伤情境中自我与依附对象分离的过程来说明，质性访谈的强项在于其深度，这使得少数人的经验可能就很有代表性或是很能充分回答研究问题。此外，访谈研究与理论辩证，或与其他类似研究对照讨论，都能够突破样本数少所造成的推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