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中华民国史必须关注边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进入民国纪元后，全体中国人所面对的仍是鸦片战争后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依然处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教育体制、知识体系、话语概念、文化伦理等诸方面急剧变化的历史转型期。这是在社会顶层涉及根本国体、在社会底层触及亿万国民的社会大变革，这既不是政权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如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不是自下而上的民间造反（如朱元璋建立明朝），也不是边疆族群“入主中原”带来的改朝换代，而是由一个外来的文明体系（欧洲资本主义）强加于中国的，现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所带来的社会、政权的解体与国体的重组。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族群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在这样的冲击下解体崩溃，一些在帝国主义军队入侵时处于分裂状态的古代文明国度（如印度）彻底沦为殖民地。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前车之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清末民初那些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才把构建“中华民族”作为凝聚4万万中国人的核心认同，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这应当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华民国史所需要遵循的一条主要的思想脉络。

无论民国政府占主导的话语体系是“五族共和”还是“中华民族宗族论”，帝国主义列强都一如既往地通过灌输“民族自决独立”的政治理念和动员策略来坚持分裂中国，从而谋求他们在华的最大利益。因此在整个民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势力软硬兼施的策略与手段，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成为检验每个中国政治家、族群领袖、青年学生和普通国民政治立场的“试金石”。这也应当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华民国时期历史人物所需要遵循的一条政治底线。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条思想脉络在现有的一些民国史著述和研究成果中并不那么鲜明突出。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民国通俗演义》在1949年前是十分流行的通俗小说，讲述了1911～1928年民国的重大事件。主要作者蔡东藩“嗜报纸有恒性，蒐集既富，编著乃详”，把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与外国交涉的许多条约、文件全文收录。例如1911年11月9日俄国公使通告《俄（外）蒙（古）协议及附约》内容的照会及袁世凯政府的交涉内容，同月英国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及袁世凯政府的回复，外蒙古哲布尊丹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签订的《蒙藏协约》,（蔡东藩、许廑父，1973: 134-145）。1914年俄国与民国政府订立外蒙古协约五条、照会四款（蔡东藩、许廑父，1973: 313-314）。日本政府提出的与满洲和内蒙古权益相关的《二十一条》全文与修正案及袁世凯政府签约最后文本（蔡东藩、许廑父，1973: 352-373）, 1919年巴黎和会关于青岛山东主权交涉文件，等等（蔡东藩、许廑父，1973: 894-899）。《民国通俗演义》同时也为我们解读这些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背景。但是作者的选题涵盖面仍有重大缺憾，例如对1913～1914年间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这一重要事件只字未提，也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新疆的任何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地学者和报纸的关注重心仍然是中原地区、东北和内外蒙古，而对地理距离较远、文化差别较大的新疆和藏区则关注不够。

第二个例子是《剑桥中华民国史》，它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史》16卷中的第12卷和第13卷（费正清，1983）。这本中译本篇幅超过100万字的巨著有三章集中于抗日战争，但是全书几乎完全不涉及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相比之下，同为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20章中，有3章的主题是中国的边疆地区（费正清，1978）。换言之，国外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者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变迁也较少关注。

第三个例子是2011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全书12卷101章共2100万字，其中只有第二卷（1912～1916年）中的第三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涉及民国初年的边疆问题。全书对整个民国期间在西藏、新疆、青海等边疆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各地的民族关系变迁等均很少涉及。

第四个例子是2008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这部三卷本的文集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只有3篇涉及民国期间中国边疆的反侵略反分裂斗争：一篇是薛衔天讨论苏联调停新疆“三区革命”的动机，一篇介绍抗战前后英国在西藏门隅地区的领土扩张，还有一篇介绍章太炎在民国初期的“东北筹边”。这三篇只占全书总篇数的二十一分之一。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研究者对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倾注了大量笔墨，但是对占中国领土超过一半的西部边疆地区（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青海等地）的关注显然是不合比例的。抗日战争无疑是1931～1945年间中国抵抗外敌入侵最重要的斗争，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忽略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中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反对国家分裂的另一条战线。没有西部边疆地区无数各族爱国人士和官兵的牺牲努力，中华民国的国境线是否能够基本保持到1949年，很可能就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中华民国史没有包括西部边疆地区各族军民在这38年中维护统一、反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分裂势力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就不是一部真正完整的历史。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2003年出版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黄建华）, 2007年出版的《民国新疆史》（陈慧生、陈超）和《民国内蒙古史》（赛航、金海、苏德毕力格），它们是近年来研究这两个边疆地区民国历史的专著。大陆和台湾的近代史学者也陆续发表了有关近代“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民族主义”变迁历史的研究成果（沈松侨，1997, 1999, 2002；黄兴涛，2002, 2011）。也许标志着我国民国史研究的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

现在全国人民开始关注维护国家的海权和领海问题。今天中国领海的边界都是在民国时期划定的，海内外目前热议的“南海九段线”，就是1933年法国窃占南海九小岛事件后，民国政府对南海疆域内各岛礁进行审定、绘制并多次对外公布的南海疆域边界。日本投降后，1946年秋季，民国政府派军舰进驻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太平岛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隶属广东省政府管辖。这部分涉及国家海权的历史，是不是也应该在中华民国史中占据一定篇幅呢？我们期待着《民国青海史》《民国西藏史》《民国宁夏史》《民国西康史》等对民国期间其他边疆地区地方史进行分析的著作陆续出版，期待着《民国海权史》的出版，更期待着在这些地方史的基础上，最终能够汇集出版一套记录下4亿各族国民为了捍卫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及周边领海主权、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发展所做出的所有重要努力的且更加完全的《中华民国史》。

纵观民国38年历史，这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社会，这是国家双重转型期，帝国主义把中国亿万国民逼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此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抗日战争为例，那些真心参加抗战的人，实际上是不分意识形态立场、不分政党派系、不分族群身份、不分语言宗教、不分阶级阶层的爱国者的历史汇集，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中国人”。我认为在评价民国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

一些历史人物如段祺瑞、吴佩孚，即使在早期曾经镇压过进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但他们在晚年坚决拒绝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不当汉奸，这一点就必须予以肯定。许多民国将领、地方军阀曾经参与“清党”和“剿共”，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坚决抗日甚至战死沙场，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与怀念。无论是中原和沿海地区的汉族人士，还是边疆具有少数族群背景的人士，我们评价他们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看他们一生当中是否把中华民族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时，他们是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还是出卖国家利益、投靠外国的卖国贼。至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理念、政党背景、阶级出身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在中华民国（1912～1949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能是放在第二位的。

回顾民国历史，那些在外交抗争中极力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领袖，在反侵略战争中拼死抗击、英勇殉国的爱国将士，那些在各条战线支援抗战的各界民众，都是中华民族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而那些投靠外国侵略者的卖国者和分裂分子，如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爱新觉罗·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蒙疆政府”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投靠日本、建立南京伪政权的汪精卫，投靠苏联、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艾力汗·吐烈，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民族身份，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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