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一沙龙

上海是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的特别慰安所之一，从1932年到1945年，它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一、关于大一沙龙的由来

在1932年1月，日本海军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就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

“大一沙龙”最早称“大一”，是上海日侨较早建立的日本式“贷座敷”。所谓的“贷座敷”，是一种日本式的风俗营业店，除了向客人提供餐饮外，也提供女子供客人玩乐。其接待的客人，虽然说不分国籍，但实际上以日本人为主，有日本士兵，也有日本普通侨民。“大一”的名字在1920年的《上海日侨人名录》上已有记载，初由日本侨民白川经营，地点在宝山路上，宝山路属于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也就是闸北地界。

根据日本领事馆方面1920年至1923年的调查，日商“贷座敷”为躲避租界当局对废娼运动的攻击，而设在越界筑路区域。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地界也开始实施禁娼，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29年6月公告废除公妓，不允许妓院公开营业，并于1930年3月20日向日总领事馆提出，将日侨设在华界的“大一”“三好馆”“小松亭”和“永乐馆”4个卖淫场所，或转为正业，或移入租界。于是，日方被迫于次年11月25日，将“贷座敷”内营业的“乙种艺妓”改称“酌妇”，但默认“贷座敷”继续存在。此后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一些日商开设的色情业不得不逐渐向虹口迁移。这个时候，“大一”的经营者由白川变成近藤ミツ。

关于“大一沙龙”等“贷座敷”的营业妇女人数，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只知道娼妓人数前后稍有变化。包括“大一”在内的4家日本侨民经营的“贷座敷”，1928年共有“酌妇”32人，1930年下降为19人。根据日驻沪总领事馆警察署的资料统计，1930年在上海的艺妓及其他接客的日本妇女计1280人，其中甲种艺妓173人，乙种艺妓（娼妓）19人，旅馆、料理店、贷席、饮食店419人，舞女164人，“洋妾”159人，私娼346人。

清末的虹口，是广东籍人士的聚居之地。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主人也是广东来的移民，而且，这里还是潮汕帮商人的会议场所。“九一八”事变之前，虹口的局势已逐渐紧张，日本海军陆战队耀武扬威，浪人们对中国居民的挑衅事件接二连三。住在此地的广东商人遂纷纷离去，日侨近藤ミツ夫妇趁机占据了东宝兴路125弄1号，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继续经营“大一”，并改称为“大一沙龙”。

1932年1月，“大一沙龙”成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批准的第一批慰安所之一。根据我们的调查，它通常不挂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最初无任何检查制度。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慰安妇”，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基本上她们原来都是娼妓，女性都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来的年轻女子。

1932年1月，“大一沙龙”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了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有记录。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增加到了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是年底，这17家慰安所有艺妓275人、“酌妇”163人（见表1）。

包括“大一沙龙”在内的专门接待日海军官兵的这些慰安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会同海军陆战队对所中的妇女进行检查，每周2次，患有性病者不准接待客人。

根据《日人在华人名录》三十三版（1942年）第271页记载，大一沙龙的经营范围是“咖啡贷席业”，老板是来自东京的近藤美津子，东宝兴路125号的电话为46940或02—62801。

二、概况

东宝兴路125弄1号为2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经营者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弄2号、3号），那两幢房屋也是西式砖木结构建筑。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1997年已经拆毁），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1994年，笔者找到时年81岁的陆明昌老人，据这位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老人介绍，他原籍江苏南通，“一二·八”事变前后，从家乡到上海谋生，经人介绍进“大一沙龙”做杂务工。这时的“大一沙龙”，客人除了日本海军官兵以外，还有日侨。进大门后是个日本式庭院，上台阶后里面有个大酒吧，平时接待客人，可以喝酒，也可跳舞。两厢房、二楼以及后面的3幢建筑均是日本“慰安妇”的房间。楼房的东侧有个花园，中间是个喷水池，四周的空地就是舞场，每夜这里都是莺歌燕舞，尤其是晚上7点起最为闹猛。“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这里成为日海军官兵专用的慰安所，普通的日侨不再进来。“慰安妇”们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后来还有朝鲜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来检查，在一楼的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这个慰安所营业情况极好，因此，后来老板近藤就一个人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一人支撑。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近藤美津子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战争结束。

陆明昌在“大一沙龙”除了烧饭外，还要收拾酒吧、搬运啤酒等。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晚年仍能讲一些日本话。他在这个慰安所整整干了14年，可以说是世界上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每月的工资却只有6块银元，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回忆这痛苦的往事，陆明昌老人仍满腔怒火。1999年，陆明昌因瘫痪久病而去世。

根据陆明昌等知情人的回忆，在战争的中后期，里面也有不少中国女人遭受日军的奴役。

家住附近的林铃娣（1994年71岁，1924年生），父亲原是做木桶的桶匠。她对“大一沙龙”还有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桶匠。‘大一沙龙’我们叫它‘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女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十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里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看。对面两幢房子（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原来是车库，是专供客人们停车用的。战争结束时，日本人很可怜。”林铃娣说的“大一记”，实际上是日语“大一”（DAI ICH）的发音。

林铃娣家为东宝兴路113号，就在“大一沙龙”的东面。她的丈夫王金鑫（1994年73岁，1922年生，启东人）回忆，除了小的木桶外，慰安所还需要大的木桶，他也时常做这种人能进入洗澡的大木桶。

“大一沙龙”后来的规模越来越大。现在的125弄2、3号也是二层西式建筑，东边还有两幢风格有所不同的二层建筑（现在为东宝兴路123弄）。日本海军和经营者合作，对内部进行了改造，家住东宝兴路101弄6号的陈阿金老人，2001年82岁，年轻时为木匠。他曾与师傅一道入“大一沙龙”做工，主要是隔离房间，做日本式的移门拉窗，安装榻榻米。他记得5幢房屋的两层楼均用天桥连接起来，以方便营业。慰安所里有朝鲜、日本、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他与师傅做工，每天的工钱是25钱。他回忆，“大一沙龙”设备在当时算是非常好的，有煤气和抽水马桶；可惜战争结束时被日本人拆毁了。账房先生是个日本人，比较胖。里面有高丽女人，“我是怎样知道的，是因为战争结束后，高丽人穿的鞋子与日本人不同。‘大一沙龙’有门卫，晚上关门。现在四川北路的俱乐部当时也是慰安所，叫‘月光’，没错。”

张银富家住103号，2001年72岁，生于此，因此对当时的慰安所还有记忆。他说原来“大一沙龙”东边也是二层的建筑，非常好，但日本人进攻上海时被轰炸毁掉了。“大一沙龙”里的日本人对待周边的中国人还算比较可以，而帮助老板管理的高丽人则非常坏，经常训斥甚至殴打中国人。抗战胜利后，这里作为敌产被国民党空军接收，到1949年后，国民党军队的房产自然被解放军接管了，并分配给军方一个皮鞋厂的职工。现在那里还住着原解放军3516工厂的家属，大多已退休。笔者访问这里的居民何怀启，他1955年时被分配到这里居住，今年已73岁。他说，东宝兴路原来是弹夹路，“大一沙龙”的房屋外面有些变化，连接的天桥都被拆掉了。他们来住的时候，地上仍全部是榻榻米。

巧的是张银富老人的师傅就是林铃娣的丈夫，也就是说林铃娣是他的师娘，接着，张先生将多年不见的林铃娣老人叫了来，林大娘竟然还认得我，还记得8年前我第一次来调查时的情景，老人已79岁了。

1924年出生的龚荣华，住在123弄7号。他14岁被拉去做火头军，曾为日军做饭，做了14个月。他记得“大一沙龙”本有大铁门，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除了。

125弄2号后来也成了慰安所的一部分，现在还有一些遗物留存，如日本式的拉门、拉窗。在2号2室吴家，还保存着慰安所时代的木雕，共有两幅，一幅是富士山，另一幅据铭心会的日本朋友考证，认为可能是琵琶湖，雕刻相当精致。房屋主人吴让三先生，1945年起住此。当年这里是中国银行职工宿舍，他便是服务于中国银行的。从那时一直住到现在，2002年已87岁了。

（陈丽菲、苏智良 1996年，2002年2月补充）

作为“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成员，出入东宝兴路125弄早已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对于那里，笔者有着太多的记忆和情感。

2007年五一期间，笔者又去看望住在125弄1号二楼的郑大妈。她是1号仅存的老居民。20世纪50年代初，从山东来的郑大妈随同空军军官的丈夫入住125弄，当时分配给他们的是整个二楼（1号到3号全部打通，有过道相连）。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丈夫去世了，儿女搬走了，一个人的生活开始变得冷清。好在1号的邻里十分照顾腿脚不便的她，楼下的阿姨、阿伯总会帮忙捎带每天的小菜。那些人里面，最关心她的要数老邻居何怀启，一个部队3516工厂的退休老工人。每次提到他，大妈总忍不住嘀咕：“小何啊？好人啊！他总让媳妇给我下面条吃。”这个郑大妈口中的好人何怀启，2006年5月6日去世了。

记得2005年6月一个周日早上，我和《外滩画报》的蔡明东到125弄调查时，72岁的何怀启正站在1号院子的门口。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热情地端出椅子招呼我们坐。何怀启是山东人，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打到上海，就留在上海，这一留就是50多年。何老伯带着我们参观1号，不厌其烦地介绍那些我已很熟悉的内容：“我所住的1号底层大堂原来是日军的舞厅，楼里每间屋子都很大，当年搬进来的时候，房间里还铺着日式榻榻米、拉窗，后来，楼里人家多了，都重新装修过，把原来相连的几幢房屋隔开。”楼上楼下的，他喜欢为我介绍不同的邻居，每次都会喜形于色地问：“老杨，你记得吗？这是小姚，上师大的小姚？还有苏教授你记得吗？”那么开朗健谈的一个人，却在一年后走了，每次想到这里都忍不住感慨。同样不见了的还有住在不远处的林铃娣大娘，这位木桶匠的女儿曾经亲自见过“大一沙龙”内的“慰安妇”，为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如今，她和丈夫搬去了别处，去享儿女的福，我们便又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证人。

面前切着西瓜的郑大妈无不感慨地说：“小何还小呢。我都81了，还没走，他倒先走了。现在这里就剩下我了，老邻居都没有了。”是的，现在已经没有人会陪着我上上下下地参观，不厌其烦地说着那些往事了，这才意识到我是多么感谢那些历史证人的热心帮助。同样的，那些散落各处的“慰安妇”幸存者又何尝不是在老去、凋零？有谁能给予她们最后的安慰和关怀？

如今的125弄居民，或多或少都能讲出些关于大一沙龙的故事，对于记者和参观者，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虽不免有点被打搅的情绪，更多的是理解和热情，还有就是“何时能搬离这危险建筑”的焦急。

53户、265人挤在这三幢二层楼的楼房里，即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楼里的光线依然不好，大白天进去也需要开灯。一踏上木质的楼梯，脚下就“吱吱”作响，楼道也软绵得有种坠落的感觉。1号里，十几户人家共用三个厕所。洗后的衣服只能滴滴答答地晾在狭窄的过道上，和着油烟一起蒸腾。楼梯口的电线盘根错节，像蜘蛛网，一到下雨天就噼里啪啦爆出火花。2005年这里发生过一次火灾，正是电线老化引起的，把楼梯都烧着了。我每次表明自己的身份，总有居民拥过来：“你帮我们反映反映，这里实在很难过日子，我们也认为应该保留，但要把我们安顿好啊！”而我，一个调查者，除了尽力安抚，没有更多的办法。

当然，我们正在努力的另一件事或许可以间接地帮助他们。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慰安妇”纪念馆的筹建，“大一沙龙”就是最好的选址。苏智良教授曾多次对媒体公众提到：“关于‘慰安妇’博物馆的想法，已经很久了。我收集了一些物品，包括老太太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那些老太太们一旦离世，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将来唯一的证据。中国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应该像奥斯维辛那样建立一个永久的纪念馆，记载人类文明史上所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罪恶。”

4月9日，《新闻晨报》刊登了一条题为《反击日右翼证据 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旧址”被保留》的报道，其核心内容是专家、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呼吁保护“大一沙龙旧址”的建议，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市文管委等部门对“大一沙龙旧址”进行专项研究后认为，东宝兴路125弄1号、2号、3号及东宝兴路123弄10号4幢建筑，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在上海建造的早期建筑，被侵华日军用作慰安所，该组建筑难以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但考虑到该旧址建筑是侵华日军罪证，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妄言的证据，因此拟先予以保留。市文管委等部门将研究具体的保留措施，并把处理情况报国家相关部门。

无论如何，这则新闻都是鼓舞人心的。当我将这一市文管委等部门的意见转述给125弄的居民们时，他们绝大多数表示这是好事。那粉刷一新的外墙，暗示着这栋充满故事的建筑将被保存下来，他们担忧的只是居住条件何时才能改善。保留毕竟只是保留，是否能成就起中国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馆，是否能安置好这些居民，还需要更多的呼吁和努力。希望这一切不会太远！

（姚霏 2007年5月）

2007年7月5日，坐落于上海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三天之中，每天有超过300名参观者来到资料馆。

7月7日适逢“七七事变”70周年，上午我在资料馆接待了《新民晚报》记者方毓强。方先生不仅是记者，还是一位富于收藏的文物爱好者。当我谈到上海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时，自然就讲到了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方记者表示，他收藏了不少日军军用地图，也许上面会留下慰安所的记录。我当即拜托他方便时寻找历史证据。

方先生连夜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收藏的老地图，从中找出当年日军侵华期间印制的多张地图。然后借助放大镜，在地图上努力寻找慰安所的名称。功夫不负有心人，方记者最后在一张地图上看到了“大一”的字样。

8日下午，方先生再次赶到资料馆，将地图交给我。仔细观看后我又惊又喜，这是日本人自己于1937年8月15日在东京印制的上海街区图，印制单位为“大日本帝国陆地测量部”，我估计是为了装备上海派遣军而赶印的。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大一”慰安所的位置，也就是说，陆军早已知晓“大一”沙龙这个海军特别慰安所的位置和情况，并向日本陆军官兵推荐。这是我从事“慰安妇”调查15年来第一次见到的标明慰安所位置的日军地图，很有价值。我随即将地图复印放大，挂在资料馆的墙上。

（苏智良 2007年7月23日）

2007年，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及众多热心的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俞亮鑫等的呼吁，上海市文物管理部门决定将“大一沙龙”原址的5幢建筑予以保护，不会拆除。但又过去了近10个年头，直到今日，50多户居民仍生活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保护除了粉刷外墙之外，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措施。

（苏智良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