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职业流动的“水平化”：变换工作并未提高职业地位

农民工的职业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呈现工作持续时间短、变换工作频率高等特点。“高流动”是我国当前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第一个特点。这种高流动同样表现在农民工的待业率高、待业时间长。

通过对农民工在一份工作的过程中（即在一个用工单位内部）的提升空间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第二个特点，即“水平化”。在一个用工单位内，农民工在薪酬待遇、职业技能、管理层级等方面的提升都相当有限。对用工单位的不满，是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面临的这种“水平化”困境，是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一个可能因素。然而，要讨论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农民工变换工作前后职业状况的变化。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并未能通过变换工作而获得职业地位的提高。也就是说，农民工在用工单位间的职业流动也是“水平化”的。

（一）农民工换工作时也有换行业的情况，其自身特质对行业转换有一定影响

农民工之所以频繁换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用工单位内部获得提升的空间有限，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那么，农民工换工作后，工作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研究首先探讨农民工变换工作前后从事行业的变化（图27）。数据分析显示，有31.4%的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进入了不同的行业，变换工作后还留在原来行业的占三成左右。此外，还有大约38%的农民工由于处于无业状态，所以目前无法讨论行业转换。剔除这一部分目前处于无业状态的农民工，可以发现，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在职业转换过程中伴随着行业转换。

对农民工自身特质与变换工作后行业转换情况进行交叉分析（表7）可以发现，有些因素与农民工变换工作后的行业转换相关，而有些因素的相关性较弱。具体来说，新生代较老一代、女性较男性而言，在变换工作后进入不同行业的比例都更高。从学历因素看，受过中等教育的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进入不同行业的比例最高，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则较多地倾向于在原行业继续发展。就职业技能而言，有相关技能证书的农民工较少地转换行业。不过，学历和技能提高对农民工从业的行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P分别为0.102和0.171）。这可能意味着，行业转换对于工人自身条件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工人在不同行业里都处于中低端的位置，较易在换工的同时实现行业转换。

（二）农民工变换工作后职业地位提升有限，同样面临“水平化”的困境

在变换工作后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进入了不同的行业，由此可见，变换工作会对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带来一定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是否能帮助农民工在职业地位方面获得提升？本研究分析了与上一份工作（图28）和第一份工作（图29）比较农民工在换到目前这份工作后获得提高的方面。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与上一份工作，还是与第一份工作相比，换到当前工作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都有一些改善。首先，最显著的是薪酬待遇获得了提高。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有41.9%的农民工在当前工作中拿到了更高的报酬。这种改善在与第一份工作薪酬的比较中更显著，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工目前的薪酬待遇比第一份工作有所提高。

其次，除了薪酬待遇方面的提高外，其他各项的提高都不明显。无论是与上一份工作比，还是与第一份工作比，其他项目如技术等级、在用工单位的发展前景等都普遍低于15%。在对农民工变换工作后工作状况改善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管理层级的提高并不明显。与上一份工作相比，仅有4.2%的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提高了自己在用工单位中的管理层级。即便是与第一份工作相比，目前工作提高了管理层级的农民工也仅占6.5%。由此看来，农民工虽然通过变换工作在薪酬待遇方面获得了一些改善，但在职业地位的提高方面相当有限。因此，也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变换工作后，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提升。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农民工接近15%。与第一份工作相比，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农民工比例略低，但也超过了10%。

总的来看，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各方面获得的改善相对有限。农民工的变换工作行为并未能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因此农民工变换工作带来的职业流动仍然只是一种“水平化”流动。在这一意义上，“水平化”是理解当前我国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关键概念。农民工为了摆脱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空间有限的“水平化”而变换工作，然而通过变换工作，农民工并未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职业地位，其职业间的流动也是“水平化”的。因此，农民工会倾向于更频繁地变换工作来寻找发展空间。只是，不论如何频繁地变换工作，目前看来农民工都很难摆脱这种“水平化困境”。在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的讨论中，既要看到高流动性，也要关注“水平化”。

（三）代际、性别、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农民工变换工作后境遇改善影响有限

1．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都不能通过变换工作来获得职业地位的提升

本研究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所获得的提升。结果发现，无论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都无法通过变换工作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

通过代际来比较目前工作与上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所获得的提高（图30、图31）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所获得的改善主要是在薪酬待遇方面。无论是跟上一份工作还是第一份工作相比，新生代和老一代工人中都有超过四成的人得到了薪酬待遇的提升，这说明通过职业流动带来薪酬待遇的改善是两代农民工的共同点。与此同时，两代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在职业技能的提高、在企业的发展前景、管理层级等方面都没有显著的改善。无论是与上一份工作比，还是与第一份工作比，这些方面的提高都普遍低于15%。此外，在两代农民工中，也都有超过8%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状况跟第一份工作和上一份工作相比没有任何改善。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的提升方面差异并不明显（各项的P值均远大于0.1），这意味着代际对换工后工作境遇的改善影响不大。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一些差异，但对两代农民工而言，变换工作都不能带来职业境遇的有效提升。

2．女性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来改善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的可能性都要小

对比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变换工作后的提高情况（图32、图33），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变换工作后，在管理层级和在用工单位发展前景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但在薪酬待遇、职业技能提高等方面，女性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来改善自己的职业境遇比男性更为困难。

然而，通过详细分析男性和女性通过变换工作获得的改善或提高，可以发现，无论是跟上一份工作还是跟第一份工作相比，男性通过职业流动获得工资提升的比例明显比女性高约10个百分点。数据分析显示，性别与变换工作后薪酬待遇的提升相关（P值分别为0.001和0.000）。在技术等级的提升方面，也同样发现了性别的显著影响（P值分别为0.001和0.000）。与上一份工作和第一份工作相比，男性农民工换到目前工作后，职业技能得到提升的比例要比女性高出9.9个百分点。

在管理层级和在企业发展前景方面，性别差异的影响不显著（P值都远大于0.5）。这说明性别不影响工人变换工作后在这两方面的提高。因此，事实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通过变换工作都不太可能实现管理层级的提高，也很难在用工单位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女性在换工后各方面均没有得到提升的可能性更高（P值分别为0.0007和0.0001）。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有18.4%的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在各方面均未得到提高，比男性农民工的比例高出6.6个百分点。而与第一份工作相比，14%的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得到目前的工作后没有任何提升，而有这样感受的男性农民工仅为7.3%。

综上所述，女性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所获得的工作境遇的改善要比男性差。这或许也是女性农民工比男性更频繁换工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似乎同样是一个死结。即便不断地变换工作，女性农民工也很难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或者改善自己的职业境遇。

3．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对变换工作后职业境遇改善作用有限

本次调查发现，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职业技能，都无助于农民工变换工作后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

数据分析表明（图34、图35），在变换工作后，尽管不同学历的农民工所获得的提升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学历并不能真正影响农民工通过职业流动来改善工作境遇的可能性。无论是受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他们变换工作后获得的提升只体现在薪酬待遇上。无论学历如何，农民工都有1/3以上通过变换工作得到薪酬待遇的提升。其中似乎存在“中间效应”，也就是说农民工在薪酬待遇方面获得提高的比例中等教育程度的，要数最显著。此外，通过职业流动未能得到职业境遇改善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各种学历工人之间，似乎也表现出一定的“中间效应”，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比例，要数中等教育程度的最低。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学历对农民工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在企业发展前景等方面的提升都不存在显著影响。只有在管理层级的提升方面，学历与农民工变换工作后职业境遇的改善显著相关（P值分别为0.038和0.016）。就目前工作与上份工作和第一份工作而言，跟初等学历的农民工相比，中等学历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方面得到提升的比例较大，但是高等学历的农民工与中等学历的农民工相比，变换工作后在管理层级的提升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总体而言，学历在变换工作后改善农民工的职业境遇方面的影响相当有限。更高学历的农民工变换工作后获得职业提升的可能并不会更高。

与受教育程度的作用相似，职业技能也并不能显著地帮助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本研究分析了“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和没有相关证书的农民工变换工作后在职业境遇的改善上是否存在差异（图36、图37）。

数据分析显示，变换工作后，在提高技术等级和企业发展前景方面，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占有一些优势，但总体来说，是否拥有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变换工作后职业境遇的改善和职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意义。

无论是与上份工作还是与第一份工作相比，无论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农民工在目前工作境遇得到的最显著改善都是薪酬待遇的提高，均超过40%。然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对薪酬待遇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

与此类似，与上份工作、第一份工作相比，拥有职业证书和没有证书的农民工中都有相当比例（均超过10%）认为目前工作没有任何提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工作境遇获得改善的可能性，与没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就变换工作后技术等级的提高和在企业发展前景方面，拥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得到改善的可能略高于无技能证书的农民工。无论是与上份工作还是与第一份工作相比，拥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与没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目前工作在技术等级和在企业发展前景方面得到改善的比例都要稍微高出3～4个百分点，但显著度也不是特别高（在技术等级的改善方面显著度P分别为0.034和0.062，在企业的发展前景改善上显著度P分别为0.053和0.236）。

综上所述，与教育程度对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提升的影响相似，拥有职业技能证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工变换工作后改善自己的境遇，但这种改善的意义并不突出。

（四）小结

通过对农民工变换工作后的职业状况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变换工作时，有相当一部分同时转换了行业。农民工的自身特质对变换工作时的行业转换有一定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中等教育的农民工在变换工作后进入不同行业的比例较高。拥有职业技能/技术等级证书对于农民工变换工作时的行业转换影响不大。

虽然不少农民工在变换工作时转换了行业，但总体上看，农民工变换工作后，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的改善都不显著。变换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薪酬待遇的提高（考虑到物价因素，这种提高要大打折扣），而技术等级、管理层级、在用工单位的发展前景都没有显著的改善。也就是说，农民工在职业流动方面表现出“水平化”的趋势。这种水平流动的趋势多少受到农民工自身特质的影响，如女性农民工变换工作后工作境遇改善的可能性明显较小。但总体而言，农民工在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方面的差异并不能帮助他们摆脱就业“水平化”的困境。无论是何种农民工群体，他们都很难通过变换工作来改善自己的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

因此，“水平化”是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特征之一。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的“水平化”、无法获得职业提升，使得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出于对用工单位的不满而离职。然而，这种职业流动同样也是“水平化”的。农民工离职后找到的下份工作，对其在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上的提升也相当有限。农民工就业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总体来讲他们既不能在用工单位内部获得提升，也不能通过在用工单位之间变换工作获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