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职业发展的“水平化”：在用工单位提升有限，因不满而离职比例高

在对农民工“短工化”趋势之高流动方面的考察中，本调查强调当前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变换工作的频率相当高。同时，许多农民工离职后，下一份工作并没有着落，甚至可能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无业状态。为什么这些农民工宁愿失业也要离职？要理解农民工的高流动，就需要对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的提升空间进行讨论。

本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获得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职业发展的“水平化”是当前我国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诱因之一。具体而言，“水平化”就是指农民工在从事某份工作的过程中，其职业地位提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本上只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流动。当然，这种“水平化”在代际、性别、职业技能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这种“水平化”职业状况是理解农民工离职行为的一个入手点，对用工单位的不满往往由此而来，成为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农民工自身特征，如代际、性别等对离职原因有一定影响。因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农民工是为了家庭需要而离职的。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技能对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影响不大。

我国当前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中的“水平化”表明，农民工在同一份工作、同一个用工单位中很难获得提升的空间，有相当比例农民工因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

（一）在一份工作中获得的职业提升有限，用工单位内部发展空间小

本次调查采取直接询问的方式考察了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提升（图17）。其中超过1/3的农民工表示自己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层级方面均未获提升，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没有获得任何提升，收入没有增加，没有获得新的技能，职业声望也没有提高。

而在上一份工作中有所收获的农民工中，薪酬待遇得到提高的农民工最多，为48.0%；其次是有31.8%的农民工提升了技术等级；有1成左右（10.8%）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方面有所提升。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提高了自己的职业地位，多数农民工在一个用工单位中一直从事同一份工作，或者即便换过工作岗位，也只是同一层级的工作转换，不涉及职业地位的变化。这就是说，农民工在一个用工单位的工作历程中，呈现“水平化”的特点。

（二）农民工自身的代际、性别、技能等特质影响了在一份工作中的提升

1．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的“水平化”程度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水平化”表明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能获得的发展空间有限。那么，农民工自身的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对这种“水平化”是否有影响？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企业内部都面临着“水平化”困境。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认为自己获得了一定提升的农民工也主要是薪酬待遇和技术等级得到提高，管理层级得到提高的较少。其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中有所发展的更少（图18）。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新生代农民工为34.4%，高出老一代农民工（29.9%）4.5个百分点。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都认为薪酬待遇获得提高的比例最高，但新生代（47.0%）也比老一代（52.3%）要低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等级提高和管理层级提升方面也比老一代农民工略差一些，只是差距都不到1个百分点。不过以上四个指标的代际差异都不太显著（P值均大于0.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两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差异并不显著（表5）。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职业期望也会更高一些，但他们在用工单位的内部提升上没有优势。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高、变换工作更频繁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总的来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层级等方面获得提升的可能性更小，但这种差异并不太显著。然而，这种代际间均质化的低度发展前景，却可能会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产生更深的矛盾。

2．男性在用工单位中总体上能获得更好的提升

本研究还分析了农民工的“水平化”发展在性别间的差异（图19）。总体而言，男性在用工单位的提升中优势地位明显。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企业内部获得的提升空间都相对有限。有相当比例的男性和女性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而在获得提升的男性和女性中，按比例多少对提升领域进行排列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对男性和女性而言，获得提升比例最高的都是薪酬待遇，技术等级次之，管理层级最低。

然而，更多的女性农民工（40.2%）认为自己在上份工作中没有任何提高，这一比例比男性高出约13个百分点（P＜0.001）。而男性农民工薪酬待遇获得提升的比例则比女性高出近13个百分点（P＜0.001），技术等级获得提高的男性农民工也比女性高出6个百分点（P＜0.1）。男性农民工在这两项上的优势都很显著。女性农民工只是在管理层级的提升比重上稍占优势，比男性高约3个百分点，但这种优势（在α取0.05水平）不够显著（P=0.062）。总体上不难看出，男性在用工单位中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女性在用工单位内暗淡的发展前景，是女性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更为明显的一个可能解释。

进一步对性别与劳动力素质做交叉分析可发现（表6），女性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高于男性，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比例却比男性低。在农民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中，与先赋性的性别差异相比，自致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的意义有限，但自致性的技能提高可能稍有助益。后文将特别关注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的影响。

3．高学历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发展前景的改善意义不大

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企业内的发展都同样面临“水平化”的困境。一方面，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群体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另一方面，从获得提升领域的比例来看，三个群体的表现也基本一致。薪酬待遇获得提升的比例最高，技术等级次之，管理层级比例最低。

进一步数据分析显示（图20），随着学历的升高，农民工认为自己在上一份工作中没有任何提升的比例会降低，但这种差异不太显著（P =0.332）。同时，学历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用工单位内薪酬待遇和技术等级的较大程度的提升。薪酬待遇提高上各组的差异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各组在职业技能改善上的波动也只在2个百分点上下。在薪酬待遇和职业技能的改善上也表现出了“中间效应”。也就是说，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民工的状况更接近，而中等教育农民工与其他两组差异较大。但这种“中间效应”的具体表现也较复杂。就薪酬待遇而言，中等教育农民工获得提升的比例最高（49.8%），高等教育农民工次之，初等教育农民工最低。就职业技能而言，中等教育农民工获得提升的比例却是最低（31.0%），高等教育农民工居中，初等教育农民工最高。总体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薪酬待遇和技能提高上的差异都不显著（P值分别为0.392和0.844）。

然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工在管理层级方面的提升有一定帮助。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获得提升的比例也增加了。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中有17.5%在管理层级上得到了提升，中等教育的农民工居中（12.5%），初等教育的农民工比例最低（仅为5.5%）。也就是说，受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上有提升的比例分别是初等教育农民工的2倍和3倍以上（P=0.000）。总体而言，在同一工作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工发展前景的改善作用相对有限。

4．职业技能对用工单位内部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言，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图21）。需要强调的是，职业技能并不一定能帮助农民工走出“水平化”的发展困境。即使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也有相当比例（34.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用工单位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另外，无论是否获得技能认证，在获得提升的领域中，都是薪酬待遇最高、职业技能居中、管理层级最低。

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表现在：第一，拥有职业技能/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中认为自己在用工单位内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比例要比那些没有证书的农民工低近5个百分点（P=0.094）。第二，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在用工单位内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能，比没有证书的农民工高约10个百分点（P=0.0005）。在薪酬待遇和管理层级的提升方面，有技能认证的农民工与没有技能认证的农民工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且不显著（P分别为0.714和0.454）。由此可见，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主要体现在提升技术等级方面。在管理层级的提升和薪酬待遇的改善方面，拥有相关技能证书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农民工离职是由于对用工单位不满，自身特质对离职原因有一定影响

1．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对用工单位不满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一个用工单位内部的提升空间相当有限。这种局限对农民工的就业行为有什么影响呢？在问卷调查中，本研究询问了调查对象从上一份工作离职的原因。数据分析发现（图22），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对用工单位不满。超过60%的农民工是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主动辞职。这与本研究对农民工在一份工作过程中（即一个用工单位内）的“水平化”即提升空间有限的讨论是一致的。农民工离职的第二大原因（15.8%）是“家庭需要”，而其他诸如因合同到期或被公司辞退而离职的比例都不高于5%。值得注意的是，仅有5.52%的农民工是因为“找到更好的工作，主动辞职”。也就是说，仅有小部分农民工在离职前找好了工作。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本研究对“高流动”带来的高待业率的判断。

2．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的比例更高

通过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进行考察（图23），本研究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不满用工单位条件而主动离职的比例更高（62.13%），大约高出老一代农民工6.44个百分点。

通过比较两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本研究还发现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离职原因都是对用工单位不满意外，两代农民工的共同之处还体现在因“家庭需要”离职，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都有超过15%的人是因“家庭需要”而离职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较小。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较显著的不一致体现在因“工程项目完成”而离职的比例。有7.05%的老一代农民工因“工程项目完成”而离职，比新生代农民工因此原因离职的比例高近5个百分点。这种不同很有可能是由于两代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等工程项目的比例有较大差异。两代农民工的另一个不同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09%是因为“找到更好的工作”而离职，而老一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只为3.73%。相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找到更好工作的比例似乎要高于老一代。

3．女性因“家庭需要”离职的比例较高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的离职原因也进行了比较（图24）。首先，男性和女性最主要的离职原因都是“对用工单位不满”。男性中因此离职的比例为64.3%，比女性高7.7个百分点。其次，女性因“家庭需要（生小孩或照顾家人等）”离职的比例可以说也相当高（达到23.1%），是男性因此离职比例（8.4%）的2.75倍。这一方面说明在农民工的家庭生活中对男性和女性的家庭角色的要求不一致，女性农民工会更多地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工作；另一方面，这一数据也部分解释了“短工化”趋势中女性农民工比男性“流动率”更高的原因。更多比例的女性农民工因为家庭需要而离职，这表明更多的女性农民工在就业时必须考虑家庭需要。而家庭需要的变化使得女性农民工不得不频繁地离职，寻找能满足照顾家庭需要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甚至工作类型。

4．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对离职原因的影响不够显著

在对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短工化”趋势分析中，本研究已发现，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离职率要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农民工。但对不同教育程度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分析（图25）未能发现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离职原因产生显著的影响。

首先，最明显的趋势是，无论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如何，他们离职的首要原因都是“对用工单位不满”，比例基本在六成左右。其次，就“找到更好的工作”而离职的情况来说，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因此离职的比例低于仅受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农民工。更高学历的农民工在离职时似乎显得更加“被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不同学历背景对于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影响不是非常显著（P=0.079）。

就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对离职原因的影响而言，“是否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对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影响也不明显（图26）。首先，无论有无技能证书，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都仍然是“对用工单位不满”。其次，与无技能证书的农民工相比，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在其他离职原因上，并无明显特点。两个群体在离职原因上的差异较小。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是否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对于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影响不显著（P=0.070）。

（四）小结

总体而言，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在一个用工单位内部的发展机会相当有限，对用工单位的不满是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

在一份工作、一个用工单位中，约1/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对那些获得提升的情况而言，也主要是在薪酬待遇的改善方面，在用工单位管理层级方面的提升所占比例仅为一成左右。此外，结合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在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空间的讨论发现，相对而言，老一代农民工、男性、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较容易在用工单位获得提升。这是本研究强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第二个特征“水平化”职业发展前景的具体意涵。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在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的空间非常小。即便有一定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薪酬待遇方面，职业地位等其他方面的提升可能性均不大。

在对农民工离职原因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对用工单位不满而主动辞职，这一点在代际、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方面并无显著差异。然而，农民工自身特质对离职原因还是有一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因对用工单位不满离职的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最主要的离职原因虽然也是对用工单位不满，但有远高于男性比例的女性农民工是为了家庭需要而离职的。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技能对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影响不大。总的来说，对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分析，进一步证实我国当前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中存在“水平化”特点，即农民工在同一工作、同一用工单位中很难获得提升的可能。这种“水平化”会造成相当比例农民工因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

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发展空间有限、对用工单位的不满是主要离职原因。但是，农民工通过变换工作是否可能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走出“水平化”的困境呢？这就需要比较研究农民工变换工作前后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