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背景研究

第一章 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妇女适应性文献研究

一 背景介绍

气候日益变暖、干旱持续和频发，成为近年来云南气候变化的显著特征。2015年发布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1909年以来中国每百年升温在0.9～1.5℃，高于全球平均值。从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云南年平均气温呈不断上升的趋势，49年中云南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4℃。在季节分布上，各季节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冬季最明显，其次是秋季，最后是春季。另外，云南年降水量变化呈现弱减少趋势，而年际振荡较大，49年来年降水量减少了39mm。从各个季节来看，降水量的变化趋势明显不一致。春季和冬季降水量的变化呈现弱增加趋势，夏季和秋季却呈弱减少趋势。也就是说干季是弱增加，湿季则是弱减少趋势（程建刚等，2010）。而极端气候事件也呈增强和增多的趋势，极端高温事件呈上升趋势，且强度逐渐增强。

本章将回顾有关气候变化与社会性别的文献，涉及人们对气候变化及适应性、气候变化与两性差异、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影响以及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等。在章末回顾和评述相关研究后，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做了概括性的结论，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具体建议。

在中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已有的有关气候变化研究多数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具有社会科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较少，大多集中于气候变化对产业布局调整、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而对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农户生计方面的微观分析则微乎其微（李小云等，2010）。

在有限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产生的重要影响（Acosta, Kelkar, and Sharma, 2008）。社会和个体都应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减缓其产生的潜在危害，或积极利用其带来的有利机会（居煇等，2008）。而学界对于“适应”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概念，认为适应是指自然或人类系统对新的变化或变化的环境进行的调整过程（IPCC, 2001）。没有适应，气候变化是有害的，其程度主要取决于受影响群体的适应能力，受影响群体适应能力强，可以显著地减小区域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脆弱性（Gbetibouo, Rashid, and Claudi, 2010）。

李小云等系统地回顾了国际发展和气候变化的研究文献，对构建中国气候变化与适应性问题的研究和公共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他们提出了几个有价值的观点：①将气候变化与适应性研究的内容概括为气候变化风险、影响、脆弱性分析、适应与发展问题及政策、体制与治理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看作是紧密相关的，层层递进的；②进一步强调“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是社会构建的社会现象，脆弱性和适应性问题构建了“气候变化”这个自然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之间的界面和联结，并通过“自主性适应机制”和“计划性适应机制”构建了相关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联系；③提出相对于减缓而言，适应能力是气候变化与发展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认为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与实践很难推进的原因与其相应的治理结构尚未构建有关，这进一步提醒政府和各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构建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治理结构是当务之急；④认为脆弱性分析框架为在广泛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政府、市场、家庭、企业等）背景下分析气候变化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⑤提出在研究中未来要加强对社会性别、贫困、民族、年龄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关注，开展深入、细致、具体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李小云等，2010）。

现有文献对适应性的实证研究依然非常有限。而这些有限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主要采取的适应性行为以及影响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和适应的因素的定量分析和研究上；同时，对在农户层面上适应性行为的不足和在政府层面需要适应策略的规划和引导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给出了一些建议；另外，重视将传统乡土知识的运用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也被提及。

尹仑通过对云南德钦果念藏族村落定性研究的田野调查发现，藏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近十年来的气候变化有深切的感受，包括气温升高，气候不稳定，降雪、降雨减少，冰川强化等，这些变化对藏民的农业和牧业以及日常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包括农作物病虫害频发、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放牧时间改变以及动物疾病变化等（尹仑，2011）。

吕亚荣等对山东德州的296位农民开展问卷调查，从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性行为入手，发现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农民采取适应性行为有明显的关系。研究揭示了大部分农民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有认知，其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养殖业收入对农民有关气候变化的认知结果有显著影响。不到一半的被访者采取了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多以调整农时、增加农药化肥投入等被动适应性行为为主，而以调整作物品种、修建基础设施、采用新技术、改善农田周边的生态环境等主动适应性行为为辅。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其是否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显著（吕亚荣、陈淑芬，2010）。该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即使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的农户多数是以调整作物品种等为主，经济投入较低，并认为农户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对家庭经济能力的依赖性并不强。这个结果解释了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农户是否采取及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影响不显著的理由。所以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提升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于提高农户主动适应性行为是有益的（吕亚荣、陈淑芬，2010）。

谭智心在山东德州的研究发现，87%的农民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但只有48%的农民采取了调整农时、增加投入、调整作物品种等主动适应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认为依靠以经验判断为基础的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及其风险，不能满足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为此，必须发挥政府在教育、宣传、指导等方面的作用，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合作（谭智心，2011）。

谢宏佐通过对江苏、安徽、山东30个县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他认为：①农村人口普遍有较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参与意愿；②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比男性强烈，这可能与大量男性外出打工有关；③获得气候变化知识的途径越多的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越是强烈；④在认知方面，越是了解和关注气候变化及在气候变化对其生活、农业收入和农作物生长影响方面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越强烈；⑤对国际气候变化行动了解程度越高，对国际社会促进节能减排行动的期待程度越高，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越熟悉，对国内政府实施和促进农业清洁生产越积极，则其行动意愿越强烈（谢宏佐，2011）。

研究者也对农民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做了研究。刘华民等通过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农牧区的10个村、102户农牧民家庭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①农牧民主要通过打井灌溉、贷款和寻求农牧业以外其他工作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②限制农牧民采取适应性措施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匮乏、技术缺乏或落后、水资源短缺；③养殖业收入越高、草场面积越大，农牧民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的适应性意愿越低，另外，种植业收入越高、家庭年纯收入越高、年龄越大，气候变化适应愿望越低；④性别是影响牧民气候变化适应意愿的主要因素，男性作为一家之主，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卖出农畜产品都与外界发生联系，拥有的信息量较多，具有更强的适应可能性。研究最后提出，未来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更多地关注低收入人群（刘华民等，2013）。

气候变化与农户生计策略改变以及适应性策略方面也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韦惠兰等通过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的框架对甘肃半干旱地区进行定量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对于半干旱区的农民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伴随着气候变化对生计资本存量及增量的影响，农民的生计策略在改变，并逐渐形成新的生计模式，主要包括积极引进更适合当地气候的农作物品种、使用集雨窖、外出务工、搬迁以及减少人畜用水等。但该研究认为通过农民个体生计策略的调整已无法应对本地区未来气候的恶化，各级政府有必要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战略、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持续变化对农民生计造成的影响与损失，引导农民主动适应气候变化。该研究建议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包括研究、推广抗逆集成技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开展新的生计策略，形成生计多样化，帮助农民建立多样化水账户，采用参与式方法，调用民间智慧以及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心理由被动变为主动等（韦惠兰、欧阳青虎，2012）。

如何运用乡土智慧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付广华调研了龙脊壮族民众如何用他们的传统生态知识来应对各种气候灾变，并探讨乡土智慧所发挥的作用。该研究发现，龙脊壮族在频繁发生的气候灾变中，不仅继续维持复合型“取食”策略，还针对性地对水资源、森林实施有效管理，试图从根本上恢复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付广华，2010）。

尹仑对藏区的研究发现，随着气候变化日益明显，当地藏民基于其传统知识，积极应对。一方面是设法减缓小气候变化的程度及其危害，进行小气候的维护、气候灾害的防治和基于传统知识的环境保护；另一方面是适当调整传统生计以适应变化的气候，根据当年气候变化的情况具体安排农、牧生产，以及调整畜牧种类、引进新的农作物、开展冬季旅游等（尹仑，2011）。

有的研究在分析各国适应性政策的现状和农业适应性行为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梳理农业适应性行为研究所用的主要方法和模型，总结中国农业适应性行为研究的成果，并对制定中国未来农业适应性政策提出建议；认为我国应积极开展农业适应性行为的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在具体措施上，关注地区性政策，划定气候变化的易感地区，积极展开相关研究，提高农业适应能力（崔永伟等，2012）。

也有研究从中观层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提出了看法，认为气候变化对云南省的农业生产包括对森林、水资源和土壤等都有重大影响，农业的种植制度将被改变，病虫害增加，畜牧业的综合生产力将下降等。同时，进一步提出应该加强对森林、土壤和水资源的保护，调整种植业耕作制度，充分利用期货资源，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畜牧业要推广粮草间作等对策（蒋燕兵、李学术，2012）。

二 气候变化与两性差异

相对于气候变化及适应性议题来说，中国探讨气候变化中两性差异的研究文献更少。施奕任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探讨了全球变暖问题不论就其成因、影响及后续应对策略都具有性别意涵（施奕任，2009）。还有一些研究则对两性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两性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差异进行概括性描述。

（一）气候变化对两性的影响

国内在两性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还缺乏研究。国外的一些研究揭示，两性的收入差异使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男性收入和消费水平高于女性，所以根据男性不同消费种类计算出来的“碳足迹”比女性高（Raety & Carlsson-Kanyama,2010）。另外，有研究也提出，男性和女性生活方式差异导致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例如，在交通工具偏好（男性注重舒适、设计、技术创新和品牌，女性注重成本、耗油量和环保性）、使用汽车的频率、使用碳密度较低的交通模式倾向等方面，男性往往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再者，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差异还源于生活理念的不同。女性更关心环境和气候变化，这与她们较强的风险意识相关，她们通常也支持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是技术方法的改变。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全球变暖的共识，它挑战了男性比女性更具科学敏感度这种传统观念。这种性别差异是“性别社会化”所造成的。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注重归属感、同情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正是这些不同特质使得女性会更多地关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此外，性别差异对气候的影响还体现在就业和决策领域。例如，在建筑业和低碳技术制造业等从气候政策获益的领域任职的女性越少，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越不利。例如，在德国可再生能源行业中，女性就业比例只有25%，能源顾问中女性比例不足20%。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在就业和决策中的地位都弱于男性，这对她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

（二）两性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差异

对于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及其适应性的关系，不同的研究有一些明确的结论。主要的研究分析依然是从角色分工的角度入手。由于受到家庭劳动分工和角色的影响，男女对于气候变化的感知、关注度和影响存在差异。

胡元凡等通过对宁夏盐池县GT村的案例研究，运用IPCC的“气候变化风险-脆弱性-适应能力”的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尝试探索社区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呈现的脆弱性和适应能力，并突出贫困农户受到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双重影响。该研究清楚地发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感知方面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对于气候变化所产生影响的敏感性强于女性，包括“气温变化幅度的加剧”和“降水更具季节集中性”。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女性主要从事喂养牲口和家务劳动，没有直接参与种养殖活动的决策，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没有作为决策主体的男性高（胡元凡等，2012）。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同，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存在差异，比如有未成年子女上学的家庭对于风沙较为敏感，每天接送子女上下学途中风沙的影响较为明显。对于干旱，妇女和老人通常以“雨水少了，水窖里的水很难积起来”这样的回答作为他们的看法，但从事农活的男性会以“今年扬黄水少了2/3，有钱也买不到”和“小米灌浆期雨水少了一半”这样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描述来回答。对两性在描述气候变化上的差别，胡元凡等认为男性的认识更为精确和理性，并提出只有经常从事农作的劳动力才对霜冻和干热风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常年在家的妇女对此的印象只是“好像有，听当家的说起过”等。胡元凡等的研究已经发现不同农户的生计方式使得农户在衡量气候变化时也采用不同的标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以耕地面积的产量作为尺度，而从事牧业的牧民则采用牧草作为衡量的准绳，但是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中两性衡量气候变化的差异。

刘华民等的研究证实性别是影响牧民对气候变化适应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在购买生产资料和卖出农畜产品都与外界发生联系，拥有更多的信息量，所以认为男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刘华民等，2013）。

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的方法和视角是基于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和角色的角度，认为两性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认知以及适应都受到其承担的劳动分工和角色的影响，并与其不同的生计方式相关。笔者认为这类研究虽然看到一些两性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的差异，但是依然以男性中心的标准去评判女性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而对女性感受的描述关注和分析明显不足，只是简单地认为“男性的认识更精确和理性”。另外，研究中缺乏关注社会性别在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构性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分析，特别是结构性的权力关系导致两性在面临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差异，以及揭示女性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

三 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影响

虽然对气候变化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关注在研究中有明显不足，但是在专门关注妇女群体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于妇女的独特影响。这种影响和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结构相交叉，最终使妇女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中更加脆弱。岑剑梅认为气候变化将加剧已有的男女不平等现状，它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风险，将影响到妇女的谋生机会、可利用时间以及对生活的期望（岑剑梅，2011）。胡玉坤认为，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贫困农村妇女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中更加脆弱（胡玉坤，2010）。这里将从自然灾害、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与迁移、粮食短缺等方面，试图展示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对妇女的影响。

（一）自然灾害的影响

岑剑梅认为，尽管自然灾害对女性和男性都有重要影响，但女性在灾难中受害的程度高于男性（岑剑梅，2011）。她引用的证据是2004年东南亚海啸，死亡人数中女性高达70%; 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受灾最为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死亡人数中妇女占54%，被困人口中女性占80%（岑剑梅，2011）。

胡玉坤描述了中国农村在连年干旱、水资源缺乏和沙尘暴肆虐的情况下，妇女的困境更加凸显。为应对灾害危机男性大量外出，妇女因社会性别的文化规范和照料家庭的责任而滞留乡野，农业女性化的结果是乡村自然资源管理和使用的女性化。妇女独自承担生产和家务劳动，其负担更重。为了应对灾害，妇女在取水、饲料和取薪柴上花费更多的劳动和时间，因此不得不减少创收的时间；同时，灾害和重建过程增加了妇女照顾病患的压力，因病致贫的概率也增大了（胡玉坤，2010）。

尹仑等对德钦红坡村的案例研究揭示了雪灾、泥石流、滑坡对于妇女造成的影响，包括灾前预防和灾后救助过程中妇女生产劳动强度增大、农业经济收入的损失和身体健康的损害都非常明显。而由于当地农业生产主要由妇女负责，所以女性在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面前的应急和长期脆弱性也异常明显（尹仑等，2012）。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红坡村在持续干旱后不仅减少了农作物和奶制品的产量，而且妇女为抗旱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劳动量，并且在气候变化异常的情况下，原来妇女所掌握的半农半牧生计方式中丰富的传统知识，包括种养殖技术、对环境的认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农业种植的经验等都出现偏差，传统的知识运用在气候变化和异常的背景下失效了（尹仑等，2012）。

但是，这些研究依然没有揭示两性的性别关系在应对自然灾害中如何动态表现、男性和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适应策略方面又是如何协商、有没有矛盾和差异、两性在协商过程和处理矛盾中如何较量等，动态的关系等方面更为深入的问题没有涉猎。

（二）水资源短缺对妇女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水资源的短缺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全球约有1/3的人面临水资源短缺的状况，到2025年，预计要增加到2/3；同时，气候变化还会引起更频繁和强烈的水灾和水资源的恶化。这些都将导致生态系统遭受更广泛和不可逆的变化。

由于妇女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的角色，她们总是最先意识到水资源短缺和水质变化，而且水资源短缺给妇女造成更重的劳动负担，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取水变得更为困难，并且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水质的改变还导致相关疾病的传播，据统计，每年有340万人死于与水资源相关的疾病，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中国研究者进一步证实在农村，气候变化导致的缺水使得妇女劳动量增大，并在维持家庭成员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多（胡玉坤，2010）。这类研究依然是承继了性别角色分工的分析方法，看到在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过程中妇女承担的重负。

也有研究者从政策研究的角度回顾了中国水法和相关水资源的政策。研究发现，相关政策已经关注到社会性别的实用性需求，但是没有关注到社会性别的战略性需要。研究者认为，在2002年出台的水法中，没有针对社会性别、妇女和一些脆弱性的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尽管在水权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公平已被关注，但是没有关注在家庭层面、小规模农业活动中水的使用方面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由于农村水使用委员会及其机制中没有提及社会和性别的公平性，所以妇女和贫困人群作为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水管理委员会之外，没有机会参与被选举和水资源管理的决策过程，没有任何机制和制度确保妇女和贫困人群参与决策。所以，研究者倡议在水资源管理和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中增强社会性别的敏感性，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和主流化的能力在中国是非常迫切的（Lu Caizheng, 2009）。这个研究结论非常重要，虽然该研究是分析中国水资源政策，没有气候变化的研究视角，但是它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影响妇女和贫困人群参与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揭示，以及对相关政策和法律决策等治理层面机制化问题的讨论，对于在气候变化适应性治理结构的建设方向非常有启发。

（三）气候变化与迁移对于妇女的影响

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难民或是迁移问题是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岑剑梅引用了国际移民组织的资料指出，气温升高4℃，就有2亿人失去家园。基督教救助组织预计，从2007年至2050年，将有2.5亿人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水灾、旱灾、飓风、饥荒等自然灾害而被迫永久性离开家园。而在这众多的气候难民中，80%将是妇女；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帮助的人们中，70%～80%将是妇女；现有的2600万气候难民中，大约有2000万是妇女。

气候变化导致家庭迁移对妇女的影响由于迁移的层次不同而不同。灾害导致粮食歉收而使丈夫外出谋生，而妇女留守家中，留守的妇女要承担更为繁重的家务、照顾家人和饲养牲畜。由于食物和生存资料的缺乏，不安全的隐患始终存在。另外，在留守的时候如果遇到二次灾害，无法生存，可能会举家二次迁移，妇女将面对新环境的挑战，包括周围的骚乱、缺乏安全感和水资源的不卫生，以及面临性侵犯的风险（岑剑梅，2011）。

研究者也进一步揭示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造成男性人口外出务工，使得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成为中国农村的又一特点，这进一步导致农村自然环境资源使用和管理的女性化现实（胡玉坤，2010）。

但是，气候变化导致迁移的研究在中国依然不够充分，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研究都特别缺乏。另外，迁移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何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角度深入其中，并关注妇女的脆弱性和社会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问题，当前研究依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四）粮食短缺对妇女的影响

气候变化异常导致的灾害致使农作物减产和绝收，能源短缺和低碳政策致使石油价格上涨，可再生资源的研制占用土地，致使食物价格上涨，这些因素都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由于全球的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食物价格的上涨对妇女的影响会更大。

在价格上涨和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贫困妇女可能会减少食物的购买量或选购质量较次的食物。同时，在家庭食物消费中会优先丈夫和孩子，削减自己的饮食量。长期的食物缺乏和营养不良会导致妇女体质变差，易感染疾病，在面临灾害时缺乏抵抗力；在医疗保障不普及的地区，气候变化会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岑剑梅，2011）。

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短缺；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提高农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是落实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吕亚荣、陈淑芬，2010）。这从更加积极的方面去回应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思路。

同时，研究者也关注到食物缺乏和营养不良导致妇女感染疾病增多，更多的健康问题在健康保障未得到普及的地区，导致更严重的财政压力（岑剑梅，2011）。

四 妇女应对气候变化

妇女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被动受害者和更脆弱者，她们在回应气候变化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尹仑等在红坡案例的研究中揭示了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她们的具体应对措施，包括妇女个体应对和群体应对。妇女个体应对包括：以户为单位，在雪灾中应急抢救庄稼，为抵御雪灾后的泥石流修筑防洪堤和挡墙，为抵御旱灾而修水沟引河水以及选种和引种耐寒的农作物品种等。而妇女群体的应对则包括：通过传统自发组织的“姐妹会”在灾害救助中进行互助，并在干旱时协商水资源的分配。在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灾害中，“姐妹会”组织妇女治理滑坡、修建蓄水池和水渠、安装水管，同时在保护森林和恢复植被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尹仑等，2012）。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在政府的帮助下红坡妇女修建沼气、利用太阳能，运用温室大棚种植经济作物和药材，进一步减缓气候变化对当地的负面影响（尹仑等，2012）。

但是，另外的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影响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结构性因素。第一，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参与环境决策中处于劣势，妇女土地权利被侵害等原因，削弱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第二，妇女在基层社区决策中的缺位或无权，使她们的环境知识、经验、关注和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被漠视和低估；第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也影响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因贫困缺乏购置保护环境的物资投入，缺乏教育和技能，使得妇女缺乏收益高和应对灾害强的作物品种的替代技术，限制她们参与收入、报酬高的技术农活或非农转移等（胡玉坤，2010）。

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应以妇女为中心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减缓措施和适应措施均应致力于改变两性不平等的状况，从而降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岑剑梅，2011）。

也有研究者从救灾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灾后公共政策内容、方法和工具，认为在救灾工作中，要理性地将社会性别观念自觉纳入公共政策制定中，使两性灾民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灾后公共政策从内容上应是实质优于程序的公平政策，从方法上则要对人群分类，关注不同人群的细致需求，将能力与脆弱性框架作为工具（陈秀娟、许立根，2008）。

总之，有限的研究不仅关注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也看到了阻碍妇女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的结构性因素：控制资源受限、决策参与被排斥以及知识、经验和需求被漠视，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不平等的两性权力关系，因此出路在于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如何在实践的层面实现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要进一步强调预防灾害和救灾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但是现实中缺乏更全面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践。虽然目前有限的实践中关注到妇女作为群体的应对策略，但是如何运用赋权理论进一步考察妇女和个体的能动性，并且进一步影响从社区到宏观的政策措施方面的策略依然缺乏关注，也没有实践的路径和尝试。

有的学者从西方灾害应急管理理论对女性的关注中，看到了西方国家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完善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的努力，看到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对西方灾害应急管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贡献。研究女性应急技能与减灾技术学习、应对灾害的脆弱性、基于性别的备灾和减灾政策、基于社区的减灾、气候变化对女性减灾的影响等方面的社会性别分析，对于我国灾害应急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张君羊等，2010）。

五 妇女参与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改善

在纳入气候变化视野之前，以往有关社会性别与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从性别分工的维度探讨妇女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夏园、李志南，2001）、妇女与森林的关系等（和钟华，2005）。研究大多利用参与性研究的工具，揭示了妇女是自然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更依赖社区现有的自然资源，也更关注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是自然资源管理和维护环境的重要力量，所以强调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孙秋，2002；李志南，2002；和钟华，2005）。有的研究者运用参与性的方法探索如何提高妇女参与能力的行动研究（孙秋，2002）。研究发现：首先，妇女受到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些文化和机制限制了妇女参与社区管理和活动；其次，缺少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技能，导致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较低；最后，繁重的家务、男性外出打工和自然资源环境的恶化，使妇女劳动负担加重，影响妇女的参与。研究进一步总结了增强妇女参与能力提高的主要策略，包括：了解妇女的需求、利益和兴趣，开展实用技能、组织管理和领导决策的培训和实践活动，提高妇女参与的能力；组织妇女开展增收的活动，采用减轻妇女劳动负担的技术；建立自然资源各类管理中妇女参与的机制（包括各种管理小组妇女成员不低于30%的比例，组建妇女互助小组等），为妇女参与创造条件。

研究者通过分析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妇女参与农民用水户协会管理的现状和意愿，分析影响妇女参与协会管理意愿的因素，提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妇女的参与：建立和完善用水户协会的运行机制，为妇女参与降低门槛，创造机会；提高妇女参与水资源管理决策的能力；发挥家庭的作用，为妇女参与用水户协会管理提供坚实的后盾；将性别平等纳入评价用水户协会运行和管理的指标体系等（郭玲霞等，2009）。

郭林霞等提出在集成水资源管理中的性别问题，有利于女性充分参与水资源管理，发挥妇女在水资源利用管理及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在集成水资源管理中加强性别分析，设计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和指标，以及建立性别敏感的监测、评估等性别主流化的途径（郭林霞等，2013）。

这类研究为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的性别议题提供了背景，但是没有将气候变化的视角引入研究与分析，这对于目前自然资源管理来说无疑是一个缺憾。

六 结论性评述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云南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升高和季节性降雨的减少，特别是夏秋降雨减少，使得全省的持续干旱成为2009年来云南主要的气候灾害。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云南农村的适应性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研究非常稀少，由此我们将文献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国，可以看到相关研究观点的基本轮廓，但是研究领域依然是零散而非系统的，研究的问题不够全面。

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除了接纳国际通用的适应性的概念外，尝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气候变化与人类问题发展之间的联结，并借鉴脆弱性框架分析气候变化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虽已经提到社会性别、贫困、民族和年龄的结构性因素，但是从这些社会结构方面深入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而大量的研究是集中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研究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适应性行为的定量研究，有少数对于民族社区微观定性研究揭示了乡土知识在气候变化中的应对。这些研究在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与认识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同时发现农户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一些适应行为。而更广泛意义上的适应性策略，特别在国家宏观方面的适应性策略方面与农户适应性生计方面没有建立清晰的联结，这不能不说是至今为止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陷。

有关气候变化和适应性研究中涉及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关注男性、女性在对气候变化影响上的表面差异，而对于差异形成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和社会性别的关系运作则没有进一步关注与交叉分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些观点略显肤浅，且有受二元本质主义影响之嫌。在有限的运用社会性别的研究观点中依然只是单一依靠性别劳动分工和角色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和角度，并且有的研究还带有强烈的男性中心标准的色彩去评价女性的感受，而没有从女性的视角去关注女性的感知和经验，尊重女性独有的知识，更没有关注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结构如何使女性更加边缘和脆弱，这不能不说是这类研究的短板与遗憾。

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在运用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来考察气候变化对妇女群体的影响以及妇女应对气候变化中得到部分弥补。这些研究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农村妇女在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中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和在应对气候变化决策中更加边缘的现实状况，无论是在自然灾害来临（包括旱灾、沙尘暴、雪灾、泥石流），还是在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水资源短缺、食物短缺、迁移等方面都是如此；女性在这些具体问题中更加脆弱的具体表现，如劳动重负增加、营养下降、疾病增加、迁移中的不安全与性侵犯、决策的边缘化等。但是这些研究缺乏在中国背景下深入的实证研究，很多依然停留在经验性和理论性的逻辑推导。另外，虽然关注到社会性别不平等权力关系是导致妇女在气候变化中更加脆弱的基础性原因，但是缺乏对于两性关系在气候变化中的动态性考察，男性和女性如何在气候变化适应过程中协商、如何解决彼此的矛盾和差异、如何较量或能否建立重新建构社会性别的平等关系路径等深入的问题没有进一步涉猎。

对于妇女作为个体和群体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限的定性的案例研究有所涉及，展现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具体方法。同时，也有研究已经揭示影响妇女回应气候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应对气候变化资源获取和控制的有限，在基层社区决策中的缺席导致经验、知识和需要被漠视和获取应对能力的缺乏等。已有的研究缺乏运用赋权理论考察妇女群体和个体能动性，并将个体和群体应对的策略和从社区到宏观政策和措施中的策略建立连接，既没有对实践的考察和分析，也缺乏结构性策略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