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的空中轰炸
——以重庆大轰炸为例

一 日中战争与空中轰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1937年4月26日有名的格尔尼卡轰炸，是以普通平民为目标而对西班牙北部城市格尔尼卡进行的。该轰炸之后两个多月，在东亚发生了日中战争。日中战争的爆发是起于北京郊外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卢沟桥事变。

7月11日近卫文麿内阁声明向华北派兵，将事件扩大升级，发展到日中全面战争。12日，海军司令部策划制订了作战计划，将战争扩大到华北以外的地区，发布“空袭部队同时实施空袭”的命令，开始作战行动。城市轰炸目标有杭州、南昌、南京，对首都南京的空中轰炸早已列入计划中。

日军早在1931年满洲事变时就对锦州实施了轰炸。1931年10月8日在锦州投下了75枚25公斤重的小型炸弹，虽损害不大，但因为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对城市轰炸的第一次城市轰炸，引起了国际联盟对日本的强硬化，这也是日本从国际联盟中退出的远因。

日中战争中，城市轰炸的主力军是海军航空队。卢沟桥事变后，8月战火延伸到上海，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战斗。15日近卫首相声明“为了惩戒野蛮的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措施”，表明将战争扩大化的方针。与此同时，海军航空队20架新锐96式陆上攻击机从台湾、长崎基地出发，飞越大海，对南京实施越洋轰炸。南京轰炸一直持续，直到南京沦陷。日本海军有关人员（大西泷治郎海军航空本部教育部部长）说“计划空袭36次，飞机总架次为600架，投下大约300吨炸弹”，但实际上实施的轰炸超过100次。

8月26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各国驻南京的使节要求日本政府停止轰炸。对没有宣战的一国首都实施轰炸，而且“轰炸虽然宣称是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实际上是对教育设施、财产的无差别化的破坏，给平民带来伤亡和痛苦”，对这样的轰炸，各国使节提出了抗议。9月国际联盟总会也受理了南京轰炸作为“不设防城市的空中轰炸问题”，大会决议：“对轰炸所造成的包括儿童在内的大量无辜死难者深表哀悼，轰炸所造成的恐怖以及引发的愤怒是不容置疑的，在此通过世界对轰炸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日文由日本外务省翻译）

二 以破坏抗战为目的

南京轰炸与华沙轰炸一样，是为让民众丧失战斗意志、早日投降而进行的轰炸。南京空袭部队指挥官三并贞三大佐在对下级的训示中明确表明了其意图，“破坏南京市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所有机构，加大攻击直到让中央政府投降，让民众承认战败。”此外，第二联合航空队参谋也讲过相同意思的话，“轰炸也未必要全都命中目标，着重点是要引起人心的恐慌”。

笠原十九司根据战斗详报的研究，指出为了与中国的战争，日本特设第二联合航空队，他们在中国的作战，最有效力的是燃烧弹。该大队首先用大型普通炸弹破坏坚固的中国房屋，接着用燃烧弹制造火灾，提议“今后的战斗，有必要准许第一要破坏如大城市、大村落等敌人的重要据点，其次要使用能够燃烧的各种炸弹”。日本军对南京以外的中国各地城市也进行了轰炸。

抗日战争中，日本军对中国进行空中轰炸而导致的死难者人数，如序言所述有两个数据。一个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的数据，即“死难者为336000人，伤者426000人”；另一个是战争中的数据，“死难者94522人，伤者24506人”。

三 对华战略的转变与“政治战略轰炸”

南京沦陷后，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进行了劝和工作，当得知国民政府坚决抗日之时，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将战争进一步扩大。日本军于1938年秋攻占广东、武汉，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往长江上游的重庆，继续坚持抗战。武汉长江地带是日本军战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重庆所在的四川省在日军地面作战的范围之外，临时首都重庆离最前线600公里，日本军除了从空中作战外别无他法，因此被迫改变对华战争的策略。

对于新战略，日本军自认为是战略防守。他们将瓦解国民政府的政治谋略工作和确保占领地区的工作（治安的保证、对本地区之外的有限作战）作为重点，但认为仅这些战略战术，战争不可能终结。因此，作为攻势战略，重视和强调“强化对政治战略重地的轰炸”，期待政治上的战略轰炸代替地面作战，成为制胜手段。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军有关战略轰炸的思想。日中开战前，日本1936年制定的陆军航空本部《航空部队使用法》中有“政略攻击”一项，解释为“破坏政治、经济、产业，直接空袭平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继续战斗意志。”这将朱里奥·杜黑以空中攻击破坏国民经济，造成民众大恐慌，终结战争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原设定的战略轰炸对象“主要是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要地，吕宋岛的要塞”，主要目标是对苏美的作战，对中国方面的轰炸还只是停留在“腹案”阶段。此外，作为战略轰炸使用的轰炸机，需要研发行动半径为1200公里的超重轰炸机，虽然这个年度已经着手研发，但是依据当时日本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还不能制造该类战机。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在1937年7月，向有关人员发放了航空本部的意见手册《关于航空军备的研究》。执笔者是时任航空本部教育部部长、特攻作战的创始者大西泷治郎。他极力倡导空军（纯正空军）的独立，阐述空军除配合陆海军作战之外，还应具有战略轰炸的独自战力。他指出“纯正空军式航空兵力的用途，在陆地，政略上空袭敌国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战略上袭击军需工业中心，航空战术上打击敌国空军基地，除实施空军独特的作战外，需要的时候，对敌国陆军后方兵站、重要设施、航空基地进行攻击，协同陆军作战”，强调“纯正空军式战备”的快速配备是当务之急。（“戦史叢書海軍航空概史”）

与此同时，陆海军也提出有必要为战略轰炸配备空军。这些超越了陆海军范围的战略轰炸论者们聚集在一起，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海军大学教官加来止男和陆军大学教官青木乔共同呈报陆海军大学校长的《关于建立独立空军的意见书》中，强调“以歼敌为目标起用预备役空军”，建立纯正空军编制。

然而，海军方面因意见手册引发内部管控混乱，下令收回。海军高层所关心和争论的是海上决战主力舰的配备是战舰还是航空母舰，这是不合时宜的争论。1935年德国发布重振军备、再建空军以及苏联重型轰炸机出现在西伯利亚，陆军对此反应敏锐，反响强烈。

随着日中战争陷入僵局，战略重点转移，政治战略轰炸成了大本营（最高军事机关）的新战略。1938年12月2日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中国华中、华北地区主要以空中进攻为主，特别是对敌战略以及政略中心进行压制扰乱，密切协同海军作战”（大陆命第241号）。同时，发布指令（大陆指第345号）“要注意集中战力择机对敌最高统帅以及最高政治机关进行捕捉歼灭”，将军、政府的最高机构作为歼灭目标，同时准许使用毒气弹。指令补充说明道：空中作战时，注意避开城市街区、特别是“第三国人（外国人）”居住区，依靠烟雾尽量隐蔽且不留痕迹。准许进行无差别轰炸以挫败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

新战略实施后，日军加强了对重庆、成都等内陆地区的轰炸。陆军由于现有的战机不足，不得不依赖海军航空队。日本海军以攻击著称，不仅制造了舰载攻击（轰炸）机，还开发了陆上攻击机，该攻击机从陆地基地起飞作战，有一定续航能力。海军回应陆军的请求，将航空队主力移交到中国方面舰队指挥，组建了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部为汉口）。

海军首屈一指的战略轰炸论者大西泷治郎，1939年末，被任命为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这更强化了对中国内地的轰炸。1940年4月10日日军向各舰队司令官发放了《海军要务令续编（航空战部分）草案》，明确指示“实施‘要地攻击’，即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枢、重要资源以及主要交通线进行空中轰炸。”作战实施的主旨与1937年大西泷治郎草拟的“文案”手册内容一致，该“文案”曾被查抄。重庆是“要地攻击”的最大目标，其轰炸于1939年5月开始进入了白热化。

四 重庆大轰炸

重庆市位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历史上作为交通要冲和通商要地而发展起来。1938年当时的人口有50万～100万，长江下游距离重庆600多公里的是有“入川门户”之称的宜昌。日本军虽占领宜昌，但无法跨越三峡天险对重庆作战。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是在南京沦陷之前发布的，1938年12月蒋介石随军事委员会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首都。

国民政府党、政、军的重要机关，外国使馆以及大学等教育机构从日本军占领地区撤离，迁往四川省等大后方。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重庆不仅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经济在战时中国也占据重要地位。抗战中，为了躲避日军的占领，迁往内地厂矿的1/3都集中在重庆，这些厂矿作为经济基础，在重庆形成工业地区，“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最重要的集结，形成了各部门、不同种类的唯一综合性工业区。”因此，重庆成了中国抗战的中枢。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预定将泰国和东南亚涵盖在内，总司令下设由英、美、中三国政府任命的作战参谋，统一指挥作战。重庆是在同盟国实施对日作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国际城市。

重庆大轰炸是对中国抗日、同盟国对日作战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轰炸。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历经5年半，其间日军对重庆进行了216次轰炸。除了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日军还对四川省各地的内陆地区实施了统一轰炸。“大轰炸”这一名称是涵盖了所有轰炸在内的最贴切用语。据推定因轰炸而死伤的人数为54731人。大轰炸是以一般平民为目标而进行的无差别轰炸，对此问题，前田哲男等的研究已经阐明得很清楚了，在此就不再赘述。

那么。重庆大轰炸到底有什么成效？特别是1940年实施的101号作战计划，从5月18日到9月4日的112天中，日军对四川省内陆地区实施了72次长时间的持续轰炸。其中，5月26日至8月23日的90天里，日军对重庆城区以及工业地区的轰炸达到32天。而且，在这期间，日军将重庆城区从A至H划分成8个区域，并按顺序对各区域进行地毯式的轰炸。9月，在汉口基地起飞的护航零式舰载战斗机（零式战机），在确保制空权的情况下对重庆进行了轰炸。

但是，轰炸未能达成“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的初期目标，以失败告终。1941年8月30日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乘坐侦察机视察了重庆轰炸的情况。他有这样一段阐述“视察的综合结论是，重庆还不是一座死城，对于像中国这样文化低下的民族，仅用轰炸让其屈服那是行不通的。航空歼灭战对于内地的进攻是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地面部队的配合攻击，仅对重要地区进行轰炸是决不出战争的胜败的”。（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陸軍航空の軍備と運用”2）远藤于9月4日向上级部门陈述重庆轰炸无用论，3天后日军停止了对内地的轰炸，海军航空队加入到不久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