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命运共同体：西方国家的选择是“保持航向”或进行“航向修正”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退休大使
仅仅在21世纪初，一切看似正常的事情正在受到“静修状态”的影响，向后倒退发展。西方政客正在谈论修“墙”而不是修“桥”。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拥护的政治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开放市场、自由企业、全球化、言论自由以及人权等价值观正在日益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这些压力源于仇恨势力、顽固势力、偏执势力、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势力以及对前殖民和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盲目追求。世界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被设置了堡垒。
随着所谓的“超级大国”即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最初看来好像美国（1991年被多数媒体称为“超级大国”）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其地位。现今，在25年后，对于最热情、最有资格、最可信的亲美战略分析家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世界其他国家反而没有对这些本应该提供“应对措施”的亲美战略分析家的期望进行谴责。地缘政治统治旷日持久的斗争、所谓的联盟及同盟的建立；冷战言词及思维方式的恢复等被看作世界未来发展的“不祥之兆”。
然而，尽管西方主流媒体知道从1945～1991年冷战开始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但它们并没有改变其“语气”或“拥护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几个月来，这些媒体被支持了几十年的右翼势力所“包围”。在政治层面上，世界从未如此缺乏全球领导力，正如21世纪初见证的那样。西方不能使历史的时针倒转。亚洲的新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多地由中国人书写。事实上，除了因软弱无力的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而被夺取的沿海城市之外，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处于殖民统治下，它与西方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从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中受益匪浅。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其国际地位也在发生改变，以符合其战略利益，实际上这已经在其外交举措和战略行动中有所显现。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了解这些“战略沟通”的姿态变得更为重要。纵观亚洲，中国被视为寻求和平崛起的“稳定者”。西方国家不甘心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在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PEW）的年度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游戏规则需要重新拟定。撇开遗传因素不说，基于一些原因，西方国家永远不了解中国。西方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这日复一日地反映出西方文化界的极度不满情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汉学家的预测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
全球社会正面临各种挑战。西方思想家将1991年的苏联解体视为其所取得的所谓的“涅槃”成就。从现在起的25年后，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衰落。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博士（Zbigniew Brzeznski）、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罗杰·科恩（Roger Cohen）、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皮特·海切尔（Peter Hartcher）等在内的西方著名学者都认为没有阻止美国衰落的解决办法，但可以阻碍中国崛起的进程。西方知识分子精英们应该争论的是，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衰落，而非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否“中国能够提供另一种领导力”。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享受永久的统治、和平与繁荣，无论它有多么强大。从古至今这一规律反复出现，没有发生过改变。”纵观历史，帝国兴衰更替、超级大国更迭都是如此。当代全球局势被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描述为“新常态时代”。这是一种保守的说法。简单地说，它可以被称为“无序、混乱的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心甘情愿地放弃其影响力和统治地位，超级大国更是如此。这样的国家总是准备战斗，就像每天发生在丛林王国中的事情一样。然而，每一个现有的大国都变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随后，再变为衰落的国家。所有超级大国都经历过一段由奋进的蓬勃发展阶段，之后达到权力和影响力顶峰时期，最后走向衰落的历程。道法自然，自是如此。
尽管数千年来知识和技术爆炸带来了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退化，而且从未面临过像今天一样多的毁灭或灭绝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长期保持其统治地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做斗争。纳粹德国和苏联及其盟国是最近时期的一些例子。西方国家现在处在一个类似的窘境中。全球核冲突的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成为赢家。
由于一系列原因，比起1945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比起1991年的冷战时期，这个世界既不和平也不安全，也没有变得更好。世界至今仍处于“旋转”中。历史学家、地缘战略家或机会主义者继续念念不忘他们的国家一直不可被战胜这一神话，这样的观念是由利己主义、目光短浅的认知、自以为公正且自私自利的强迫行为所驱动。通过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国家极大地受益于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失”和“资本外逃”。跨大西洋大国使用“联合建设”和所谓的“人道主义行动”模式通过代理和直接干预来发动战争，促使发生冲突，以尽可能久地维持它们的全球统治。
由于全球形势的快速转变，现在这种策略是不切题的。权力正在被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一些“征兆”的折磨。战争、社会骚乱、暴力、冲突、仇外心理、暴动、傲慢以及尤其是“错觉”，都可能成为一个原因或结果，即开始就是结束或结束就是开始。以上所说的稳定或无序的权力博弈的自然悖论并不相互轮替。这对于大国来说确实如此，对于中小国家也是如此。治国之道最基本的作用是尽可能形成必要的和平，管理混乱或限制损害。我们生活在一个“冷和平”时代。
在许多方面，2016年是一个分水岭。所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显然已经江郎才尽。他们并没有对“一带一路”的“双赢模板”进行反叙事，“一带一路”旨在通过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更紧密地整合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复兴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将实现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灵魂总是躁动不安，渴望改变。
为什么大国会崛起、停滞然后衰落？大国崛起是由强大的历史力量所驱动；由偶然的巧合所塑造；或是以展示游戏改变者所拥有的“宝贵资产”的综合因素所驱动。这些因素可能是个体、男人和女人、思想、价值观、领导力、体制、经济、技术、发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文化吸引力、社会稳定、道德力量、神及自然的祝福。所有这些因素单独发挥作用，或者相互结合去造就或毁灭任何国家、帝国或文明。1991年伴随着苏联极权主义国家解体而结束的冷战，使西方国家稍微过早的形成了胜利的“情绪高涨和感情洋溢”，但西方国家的这些人并不了解全球社会的“暗流”。日裔美籍作家弗朗西斯·福山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呼吁推进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进程。他的论点是，人类通过所谓的超越苏联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权的胜利实现了“涅槃”。25年后，在他的另一本书中，他否定了先前的这一结论。
西方面临着社会资本缺乏、人口下降、政治功能紊乱、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重、无休止的战争以及来自亚洲低成本生产商等挑战。全球化、自动化、现代化及本土化的力量正指导着人类社会创造变革性影响力。自由民主模式和自由企业社会的成功依赖于法治、价值、充分就业和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西方社会正在被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摧毁，它们变得脆弱，而且处于持久的衰退中，并造成排外情绪的高涨。每一个社会都会成为自己作为、不作为或所作回应的受害者。
虽然不满意现有的全球治理与结构，但是中国不会挑战这一现状，也不会寻求通过革命或激进的方式改变现有的脆弱现状。换句话说，它不会捣乱。然而，它会创造替代结构和治理形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作为现有无效结构和无能的全球治理的替代之前对其进行检验。目前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中国已经获得了地位、影响力和力量，这并不是因为“西方慈善或仁慈行为”的恩惠；而是由于其自身优越的文化价值观；对政治暗流的理解；其高级干部和公务员的领导素质；韧性；应变力；以及其民众的决心和耐心。中国仍处于崛起的初始阶段。对于大多数中国观察家和汉学家来说，他们很难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进展。
西方世界将何去何从？其是否会继续“保持航向”，走新型右翼极端主义思想进程，结束新的“法西斯主义时代”，还是会进行“航向修正”，以恢复世界和谐。这个问题不仅对西方社会重要，而且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复制受到质疑的“冷战”式的“遏制理论”（这一次针对中国）。对于建立一个没有仇恨、褊狭、不平等、排外、暴力冲突和战争的新的全球秩序而言，中国确实是提供了有力领导。中国的崛起是独特的，因为在过去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大国在没有冲突和战争的情况下崛起。中国的“一带一路”双赢外交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整合欧亚地区与非洲及美洲。中国的范式建立在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上，即拥有“繁荣的邻里可以维持自身繁荣”。西方知识分子哀叹道其没有对中国进行强有力地“对抗叙事”，除了一如既往的“中国威胁论”或“遏制中国论”。世界正停留在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