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下面，我在上面

眼前的一片废墟，是我十七岁头戴铝盔走天涯时走进的第一个家。井架林立的采油五队不见了，连一株草也不见已有二十年了，四十年的石油生涯，抽刀断水般的把它隔断为石油和废墟。

当石油震耳欲聋地奔腾呼啸而来时，人们便满腔热血、奋不顾身地江涌而至；当油井血尽气绝时，留下了这下面的百米千米的深深枯井；当挖苦心思的人们在这枯井里再也抽不出一滴油时，留下这上面一大片大喜大悲的废墟。日月风沙不舍不弃相伴相随，诉说着一个油井和一个采油队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道白着石油和人的等高线、地质构造图的历史说明书。哀灵的遗书还未发出，不远处已立起一座纪念碑，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立在天的下面，地的上面。

通往“感叹号”下面的通行证是不能随意领取的。

我们队王师傅的左臂，因在国民党部队时被集体刺上“剿共英雄”四个字，所以连澡堂都不敢去。那年，他不足周岁的小儿子暴病而亡，王师傅在去赛时腾山的方向埋葬了孩子。我就站在他的身旁，我发现，他没有泪。倒是返回家后，他老婆已哭得个昏天黑地。

这样的孩子在柴达木不知有多少，包括我的儿子。他们有的还未起名字，便永远注册在柴达木的未名档案里。

我的彭师傅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的上海知青，长期和老婆两地分居。他曾与女徒弟相爱，回到上海倾家荡产离了婚，归来后，却发现女徒弟已另有所爱。夜半三更，他喝足了酒，去野外采油站亲手掐死了他的女徒弟……师傅被枪毙了，队长说：“去给你师傅挖个坑吧！”我不去，我认为给杀人犯挖坑是我的耻辱。下班回到家，会议室门外放着一个花圈，在给女徒弟开追悼会，理由是她死在工作岗位上。师傅被埋在离油井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管沟下面，掩埋得草草的，一条腿还露在沙子外。女徒弟则被埋在了“感叹号”下面。活着的师傅们用木板为她立了一块牌，上面写着：张××卒于一九七四年终于十九岁。下葬那天，她家里没去人，我们全班也没去，而是很恶心地烧了她的花圈。

像我师傅这样的在柴达木不知有多少，他们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迷路；还有我那三个去尕斯库勒湖一去不归的同学……他们没有墓地，没有坟茔，连块木牌牌也没有。

生命的遗骸和遗骸的生命，是否同样凄厉？

“为勘探和开发柴达木石油事业的烈士永垂不朽！”冷湖公墓陵园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字。而我总以为，“烈士”在和平建设时期难以界定，报批繁琐，神圣的光环过于崇高。还是改为“献身者”更能适于百姓，来者无类，无论出身名门贵族还是下里巴人；无论参加过何种党派或有过何种信仰；无论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或何种奖励；无论直系亲属政治面貌是否有被杀、管、押或何种海外关系；无论是否还有什么需要对组织上说明的问题……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了。工人，兢兢业业；干部，鞠躬尽瘁；党员，皆为优秀……找张照片埋于地下，再立个碑……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盖棺论定，平等安息。这里不会热烈欢迎伟大，也不会庄严承诺永恒。一切默然如许，生命一起回归自然，自然安然于柴达木的博大胸怀之中，自然超然于上面的风沙迷乱孽障重重。上帝为什么不让人生经历一次死亡，然后再让生命继续，如果真的会那样，世界会清净太平许多。纪念碑——是一个惊叹号。

我在上面探望着下面的你。

找骆驼的小伙子，听见了骆驼绝望的嘶鸣。

千里之外的丈夫赶回来，只为和妻子一起安葬于柴达木。那一刻，妻子听见了1954年第一支勘探队突击队长的口琴声：是那山谷的风……

1966年，新中国第一任总地质师动脉血管里流出的血，已描绘出“侏罗系”的蓝图。

唯一未来过柴达木却安葬在冷湖的北京石油部地质师的小儿子，也在十八年后，悄悄地陪伴在了父亲身旁。

女徒弟的木牌牌还在，我的眼睛定格在：终于十九岁。时光过去了三十五年，我烧了你的花圈，今天我特意把一朵白花放在你的木牌前。柴达木无雨，木牌未朽，风已把白花吹走，不知去寻哪位亡灵。

面对一座北京学生的坟茔，黄溥仰天悲歌：李春烨，我们的好哥们，我们看你来了……

天高云低，笼罩四野，细雨翻飞，苍茫浩瀚。今夕是何年，何似在人间……

冷湖留守处的范海英跑过来告诉我们，副局长吴同才的墓不在公墓里，在公路边。她解释道：吴局长含冤死在公路边，卷张席子不知埋在了何处。他的子女请求局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父亲的遗骸，再把他安葬在公路边，搞了一辈子运输的父亲要看到他的汽车从他身边驶向花土沟油田。

奚小明轻轻对我说，在墓旁捡几块芒硝带回北京留作纪念吧。我鞠躬捡了三块捧在胸前，举目西望，漫漫芒硝闪着灿烂的磷光，那是柴达木心中一朵圣洁的白花，四外漫去，祭奠着柴达木——这个全世界最大墓地里——不会忘却的，没有墓地、没有坟茔、没有木牌牌的远离家乡亲人的未名献身者。

你在下面，我在上面。感叹号和惊叹号在天的下面，地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