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背景

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西风东渐和自由平等思想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女性群体，虽然传统社会一直用“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来禁锢女性，但在此巨变之时，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和历史命运不可避免地出现前所未有的改变。而文学，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敏感载体，必然会对这一时期的女性变化作出回应。尤其近代女性文学，作为近代女性书写反映社会的晴雨表，体现女性视角，表达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感，更能深刻表征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近代中国女性观念在女性文学视域下的流变，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文学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一旦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感融入了时代格局和历史使命，便往往会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性别局限。

具体而言，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进入了近代史时期，这是一个激烈的大变动时期。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和文化输入，促使中国思想先进的男性放眼世界，积极思索改变中国现状的有效途径，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拯救民族国家危亡的重要整合力量。戒缠足、兴女学的早期妇女解放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与之并行的是近代教会女校的兴起，它虽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却在客观上给女性以入校学习的机会，不仅挑战了中国传统习俗，也有力配合了妇女思想解放。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恰恰给近代中国女性提供了自我革新的机会，身体和思想的解放，促使一部分女性走出闺阁，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并以独立的身份进入社会，参与职业。

可以说，教育推动了女性意识的产生和女性主体身份的确立，这种变革在当时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学文本中有鲜明的体现，比如中国第一位女旅行家单士厘的游记、吕碧城的海外新词等。与此同时，时代的变革，促使社会风尚发生变迁，近代女子服饰和发型的变化是典型的表现，具体体现在清末民初的女装对洋装的借鉴、高跟鞋的流行、头饰的多样变化等方面，近代上海洋场竹枝词对此有大量描写，曾朴的《孽海花》、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等对此也有刻画。在女子婚恋观方面，近代女性较传统女性的“三从四德”，开始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反抗传统婚姻制度，这一变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近代民间歌谣和清末狭邪小说中。在女子择业观方面，随着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获得职业成为一种可能，她们开始向各个行业渗透，由此引发了女性在职业、家庭、婚恋等方面的选择问题，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流行刊物《妇女杂志》及小说《黄鹂语》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综观上述，近代女性从封建时代的沉默无语，发展到浮出历史海面，她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变迁，因此，以近代女性一隅的视角研究，就具有了较大的史料价值。

近代女性在教育、择业、婚恋等方面观念的革新，以及她们变革的勇气，给当前中国女性以极大的启发意义，启迪着她们思索与女性相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女性独立、女性身份的模塑、女性价值的实现等，为女性自我定位提供指导，并且对当下女性写作也不无借鉴意义。近代文学中女性思想观念和主体意识的变化，已经流露出朴素的女性主义倾向，与当下女性写作具有内在的一脉相承性，为当下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创作提供了借鉴和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国内研究者一直在践行着西方理论话语的本土化努力，在译介西方理论作品的同时，寻找和中国本土的对接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近代中国女性研究作为切入口，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整合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资源的立足点，可以有效实现中西方女性研究的话语对接，以上也是此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就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而言，目前国内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专著，主要集中在近代女性教育方面，以卢燕贞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乔素玲的《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的觉醒》以及黄新宪的《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为代表。专著基本围绕近代女性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资料翔实。研究近代女性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专著以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杨剑利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郑永福和吕美颐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马庚存的《中国近代妇女史》以及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为代表，涉及近代社会与中国近代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重要领域，展现了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多维图景。研究近代妇女运动的著作以陈三井等主编的《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刘巨才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为代表，著作以开阔的视野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展示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的壮美画卷。此外还有针对近代女性的个案研究，如郭延礼的《秋瑾文学论稿》《秋瑾研究资料》《徐自华诗文集》，李保民的《一抹春痕梦里收——吕碧城诗词评注》，等等，著作以翔实的史料和多侧面、多层次的分析，对近代女作家的生活和创作进行总体而又细致的把握。除此之外，还有对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体裁的研究，以薛海燕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为代表，著作以文体为线索，重点探索近代女性文学的新质。

除了专著，还有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围绕近代女性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近代女子的服饰，如《近代中国城市女子服饰变迁述论——以京沪地区女子流行服饰为重点》（吉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从近代江南女性服饰探究女性生活方式的变迁》（江南大学艺术设计专业）；近代女子的角色、地位，如《近代中国女性法律地位的嬗变》（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论戊戌维新至五四时期的女性角色定位》（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等；近代女性与媒体，如《清末民初女性期刊的演化与传播探析》（西北大学新闻学专业）、《〈妇女杂志〉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此外还有论及近代女子人格学识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清末女性才德观研究——以上海为中心（1897—1907）》（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梁启超近代女性人格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近代女子教育，如《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述论》（吉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探究近代女性解放，如《近代女性自我解放思想的历史轨迹》（苏州大学专门史专业）；近代女性的个案研究，如《吕碧城思想及其词作研究》（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等等。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内容广泛，一般选取一个切入点，涉及近代中国女性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

综上可见，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或集中于研究中国近代女性的某一方面，如教育、服饰、创作、妇运、女性与媒体的关系等，在这一个方面深入探讨，自成体系；或侧重于对近代女作家作个案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近代女性文学视域下女性观念转型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可开拓空间。首先，立论的视角新颖，以近代女性思想观念的转型与文学呈现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其次，研究方法新颖，引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成果，将之与近代中国女性和关涉近代女性的文学文本进行对接；再次，研究思路新颖，将近代女性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发展脉络中，以个体女作家作为研究主体，考察其思想观念变化的前后过程。通过此项研究，全面梳理出反映近代女性新变的文学形态，借助丰富的史料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指导，考察造成近代女性思想观念变化的外部因素及她们的内在诉求，展现出近代女性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及其在除旧布新大转型时期的重要价值。

三 本书结构框架

本书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以近代女作家创作的主要体裁为标准，对近代女性诗词（包括少量散文）和近代女性小说两大文学部类，分别进行具体研究。

在诗词篇中，按照女作家活动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选取吴藻、沈鹊应、单士厘、南社徐氏姐妹、吕碧城、秋瑾等作为研究对象。她们是近代女性诗词创作领域的佼佼者，通过梳理她们作品的意蕴内涵和艺术风格，展现出近代女性思想观念的转型轨迹。

首先，就女性诗词创作而论，生活于清朝末期的才女吴藻，时代的变革，影响了其前后期诗词的风格和内涵。前期着重抒发少女情怀和闺愁幽怨，后期深刻感受到社会压抑女性才华的不公平，产生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思想和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吴藻开始借词作表达爱国情思，寄寓兴亡之感，将女性解放提升到家国之高度。女词人沈鹊应的创作以丈夫林旭殉国为界，前期多为怀古伤今之作，表达对故乡的情思和与亲人的离愁别绪，后期由于林旭殉国，沈鹊应不再拘泥于个人之不幸，开始关注国家危亡、民族苦难，支持变法，其诗词超越了传统闺情的樊篱，彰显强烈的民主思想和无畏的革命精神。

单士厘敢于突破封建樊篱，戒缠足，兴女学，提倡文明开化，以启蒙之姿态独立于社会，强调闺阁教养与家庭意识，践行“贤妻良母”的角色；后由于随夫游历海外，看到了西方国家国外国内政策的反动性，对之口诛笔伐，浸润着强烈的国民意识。南社徐氏姐妹早期擅长闺阁吟咏；后在秋瑾的引导下，接受新思想，参加革命活动，诗风新变，巾帼铁笔，为反清革命高呼。吕碧城因幼年遭遇了家庭的不幸，其早期作品大多吟叹个人不幸遭遇和孤独命运；而后的欧西之行，为碧城提供了丰富而充实的创作素材，作品中留下了她漫游欧美的足迹；后期碧城皈依佛教，通过作品表达对佛教道理的参悟。秋瑾的创作以东渡日本为界，前期诗词虽常有咏花吟月，眼界不够开阔，但已彰显出叛逆性格；后期则彰显男女平权和武力革命，呈现出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女权思想。

其次，在近代女性小说创作中，通过梳理小说所关注的主题类型，包括女学教育、婚恋等方面，分析小说中女性角色在面对上述问题时产生的新思想、新态度，勾勒出近代变革时期女性群体的思想转型轨迹。就女学教育而论，近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一个明显的转变是开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就婚恋而言，近代女性小说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开始摆脱对男性的依附，甚至流露出对男性和婚姻的质疑乃至逃离。

再次，从放足、教育、新文化思潮、媒体等几个方面，探讨造成近代中国女性观念转型的因素。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盛行了近千年，尤以明清两代为盛，是否缠足成了衡量女性美的重要标准。缠足之所以被如此推崇，主要因为它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美的期待，并且决定着女性的生存状况，但缠足极大地损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国民的羸弱。鉴于此，甲午战后，维新人士将废缠足提升到了“国之存亡”的高度，虽然放足的过程比较曲折漫长，但从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的身心，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女性的解放进程。与放足差不多同时进行的，便是“兴女学”，1844年，英国人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设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后随着西风东渐的浸润，教会女校向女子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纵深发展。

对于民间兴办女学，清政府初始并不反对，但主张民间女学以蒙养教育为旨归。直到1906年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实行女学，女学开始正式解禁。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开始实行男女同校。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规定男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标志着中国教育实现近代化。同时，媒体也在近代中国女性观念的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上海广学会创办的《女星》，受众主要是半文盲的中下层妇女，该报创建初始旨在帮助妇女，使之家庭生活更和谐。随着时局的变化，《女星》开始注重培养女性的社会责任意识。再比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的《妇女杂志》，塑造出一系列中国近代都市新女性形象，呈现出近代都市女性的身体意向、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建构与变化过程。

当然，近代中国新文化思潮的产生，对女性思想观念的转变也起了重大作用。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女性观，陈独秀从中西女性的异同之处入手，倡导女性解放，希望中国女性有勇气冲破封建樊篱。李大钊则用阶级观点分析女性问题，他认为经济状况的变化决定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经济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经济问题，为女性解放指出了社会主义方向。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女性的解放，已经从单纯摆脱身体的束缚，发展到追求精神的解放，从被剥夺人格过渡到追求人格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尤其知识分子女性，其思想观念和历史命运不可避免地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而文学，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敏感载体，必然会对这一时期女性观念的变化作出回应。近代历史上留有其名的知识女性数目众多，她们才学斐然、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进程，是女性中的翘楚，从她们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建树中可以窥见近代女性思想的流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