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殖民之伤：殖民暴力的历史真实与文本再现》：《黑暗的心》中的非洲土著与殖民创伤
欧洲的扩张始于15世纪末。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以及达·伽马于1498年航行抵达亚洲这两个事件在欧洲的殖民扩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H.L.韦瑟林指出，尽管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的扩张是以较为温和的贸易接触开始的，并最终实现了对几乎整个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但是，殖民者对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非洲的征服、占有伴随着大量的战争。就此来说，“殖民吞并的过程就是暴力征服的过程”[27]。欧洲的殖民扩张意味着暴力、战争、屠杀、掠夺、奴役以及黑奴贸易，殖民者在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欧洲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正是海外殖民地的存在，为帝国内部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在西半球殖民扩张的意义影响深远。正是在这里，一个新的海外欧洲，确切地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发展。殖民地的名字（新西班牙，新尼德兰，新斯科舍，新英格兰，新法兰西）以及这里城市的名字（新阿姆斯特丹，新奥尔良，纽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28]斯文·贝克特则提出了战争资本主义的概念，其核心是帝国扩张、武装贸易、奴隶制度、剥削原住民。“我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至少就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全球化的、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是1780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但是16世纪开始发展的战争资本主义在机器和工厂出现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战争资本主义繁荣于战场而非工厂；战争资本主义不是机械化的，而是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基于对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暴力掠夺。通过这些暴力掠夺，欧洲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新知识，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欧洲的机构和国家——这一切都是欧洲19世纪及之后非凡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29]也就是说，欧洲殖民者通过殖民扩张、暴力掠夺、杀害土著、奴隶贸易、资本家控制土地，造就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换言之，充满血腥暴力的战争资本主义打开了贸易渠道，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欧洲的全球扩张史是一部被殖民地区和人民的血泪创伤史。本章以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威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萨拉·康格的《北京信札》三部作品为例来探究欧洲的殖民暴力、被殖民者的反抗、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历史真实与文本再现的互动关系等。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叙述了欧洲殖民主义暴力的罪恶与非洲土著的深重创伤。欧洲殖民者凭借先进的武器对非洲进行殖民征服、暴力屠杀，搜刮与掠夺财富。非洲黑人土著为白人殖民者修建铁路、做苦役，他们肮脏、丑陋、无神的眼睛表现出痛苦和绝望、身心俱伤，甚至连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他们的创伤还体现在话语权的缺失，不能言说自己。在欧洲白人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他者的黑人土著无疑是愚昧、落后的，甚至有食人的恶俗。欧洲白人通过妖魔化黑人来言说与彰显自身的文明与进步，为其打着“拯救”的旗号进行殖民征服提供依据。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普洛斯帕罗与卡力班两人象征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作品中，作为殖民者的普洛斯帕罗不仅以暴力来进行殖民统治，还对被殖民者进行语言教化。在普洛斯帕罗的话语体系中，他象征着高贵、权威、知识、文明，而卡力班则象征着野蛮、卑贱、落后，因而，普洛斯帕罗扮演着“拯救者”的形象。此外，以卡力班为代表的被殖民者对普洛斯帕罗进行了语言和行动上的反抗。
在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萨拉·康格的《北京信札》却能够以一种了解之同情的亲善态度去描述晚清时期的妇女形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与萨拉·康格基督徒的文化身份以及她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有关，因而总是要尽量表现出作为基督徒和文明者的宽容和亲善。但是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萨拉·康格毕竟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的大语境之下，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她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流淌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她甚至认同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征服活动。事实上，她在不自觉地扮演着“入侵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尽管当时的中国并未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但是却面临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强权，并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通过对上述三部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欧洲殖民者在进行殖民征服的时候，往往会妖魔化被殖民者，将其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来表现。同时，这种殖民征服往往是打着“拯救”的旗号进行的。在对这些作品进行解读时，要挖掘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殖民创伤的历史真实。有研究者指出：“创伤理论的分析离不开东方主义的历史根源。”[30]尤其是文化创伤理论往往与历史真实密切相连，“文化创伤理论在文学作品中一般会与历史创伤结合在一起，通过很多的文学作品来表现某一个群体在一种特定文化体系下受到的创伤”[31]。
波兰裔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土著及其所遭受的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彰显出历史真实能够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再现的可能，以及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可以说，《黑暗的心》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问题在于，这一作品如何将文学文本与19世纪末非洲被殖民的创伤历史交融在一起，文学文本为何能够再现历史真实，又是如何再现历史真实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作品进行重新审视，探究康拉德如何通过这一作品对非洲土著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历史话语建构。为此，笔者将主要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基点，运用该理论中“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诗性建构”等核心概念，考察《黑暗的心》作为文学文本如何具有历史性、反映历史真实，如何再现19世纪后期殖民主义严酷暴力之下的非洲土著形象与殖民创伤。
一 历史创伤与文学再现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蒙特罗斯（Louis Adian Montrose）曾提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主张历史与文本进行互动、对话。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历史著作与文学文本并无本质区别，历史大多数是由文本构成的，历史著作与文学创作都具有虚构性，我们要通过再文本才能接近与认识过去的历史，同时历史文本也不断成为更大的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文本的历史性”，是指包括文学文本、社会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和文化性。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语言虚构，类似于文学的语言虚构，同时，历史叙事不是对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照搬和机械的模仿，也不只是记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对原有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提炼的基础上，重新描写事件，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故事。怀特指出，只要历史学家“不能给历史实在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的描述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32]。同时，史学家还要对故事进行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解释，这是一个诗性构筑的过程。由此，传统的客观历史叙事便在怀特的理论下轰然瓦解，代之以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修辞性、主观性，其强烈的诗性色彩、文学底蕴，更为怀特所关注。怀特认为，历史编纂过程中渗透着史料的选择、语言修辞、情节编织、意识形态等主观建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具有文本性，类似于文学创作。为此，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乔治·伊格斯（George Iggers）将怀特的理论称为“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33]。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打破了传统学科视域下历史与文学之间森严的壁垒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了历史与文学之间互动的对话关系。
19世纪的非洲历史，是一段黑暗的被殖民被征服的创伤历史。欧洲殖民者将土著黑人看作牲口一样。黑人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结婚和受教育的权利。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自诩文明与进步，将殖民地看作愚昧、野蛮、落后、未开化的等待被拯救、被开发、被教化的“他者”，启发了殖民者向海外冒险、寻求财富与领土的狂热情绪，也为其对殖民地进行杀戮、占有和剥削提供了理所当然的依据。暴力的殖民征服，往往伴随着文化霸权主义，比如在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先是以武器征服了星期五，接着对星期五进行文化征服，教他语言，用基督教思想去改造他。最终，星期五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丢弃了自己的种族文化，完全成为殖民者的忠实仆人。在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不是侵略，而是拯救，是文明的教化、财富的开拓。这样的殖民话语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身处其中的作家，如与康拉德同时代的吉卜林就承认殖民霸权的合理性，白种人优于其他人种。而康拉德在作品中却讲述了殖民征服的残酷性、破坏性与巨大创伤，反思并质疑了这种殖民行为的正当性。
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以马洛之口批判了殖民暴力的罪恶：殖民者是充满暴力的征服者，只需要拥有残暴的力量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征服比自己弱小的种族，殖民者凭借着暴力与大规模的屠杀去掠夺抢劫、搜刮财富。“他们看到有东西可捞，便把凡能到手的一切全搜刮过来。这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加上大规模屠杀——的抢劫，然而人们却盲目地干下去——对那些要去对付黑暗的人来说，却也正应如此。”[34]在此，康拉德清晰地指出了殖民者凭借先进的武器对殖民地进行武力征服、暴力屠杀、财富的搜刮与掠夺，而这种殖民暴力并不值得骄傲，更不是一种荣耀。因为所谓对土地的征服与占有，往往只不过是把一片土地从其他种族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据为己有，这种强盗式的野蛮行为并不值得赞许。“我有时不禁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可笑的哭丧棒，从这里蹓到那里，像一群失去信心的香客，让鬼魅给迷在这一圈乱树丛中了。‘象牙’这个词儿在空气中，在人的耳语和叹息中跳跃，你简直觉得他们是在向它祈祷。这里到处都可以闻到一种愚蠢的贪婪的气息，完全像是从尸体上发出的臭味。天哪！我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如此缺乏真实感的东西。那外在世界，那包围着大地上这一小块地方的寂静的荒野，我觉得它像罪恶或者真理一样，无比伟大，而且不可战胜，现在在耐心地等待着这种疯狂的侵袭最后结束。”[35]正是在这种残暴的殖民活动中，殖民者贪婪而愚蠢，无情地鞭打黑人、奴役黑人做苦工，让他们忍饥挨饿、衣不蔽体，忍受身体的病痛的折磨，默默等死，而殖民者获得了土地、财富，并将殖民地变成一个更加黑暗的饱受创伤的地域。
马洛讲述了一个丹麦人向黑人买两只黑母鸡后，觉得自己在交易中受骗了，于是用一根棍子不停地狠狠抽打那个村子的村长。村长的儿子听到老人痛苦的叫喊实在难以忍受，就用长矛扎向了丹麦白人。从那以后，全村的村民由于“疯狂的恐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简单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一方面，它显示了自以为文明、体面的白人对于黑人的暴力行为，两者在交易中不是彼此平等、尊重的关系，白人明显优越于黑人，正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使白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狠狠抽打黑人老人。另一方面，黑人在白人的暴力征服下，开始会胆怯而试探性地反抗，但最终由于对白人的巨大恐惧而逃避、退缩甚至屈从。而黑人对白人的“疯狂的恐惧”，表现了手无寸铁的弱小者对于强大的征服者与杀戮者的根深蒂固的畏惧与心理创伤，也从侧面表达了白人在殖民活动中残暴的程度。这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与创伤体验，还存在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那些无辜的犹太男人、女人、小孩的身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梅·赛萨尔指出：“没有人进行殖民统治是出于天真无邪的，也没有任何进行殖民统治的人不受惩罚；一个开拓殖民地的民族，一种为殖民主义从而也为武力进行辩护的文明是一种病态的文明，一种在道德上患了病的文明。经过一个又一个阶段，一次又一次危急，最终来了希特勒，我是说那是对它的惩罚。”[36]可见，殖民暴力对被殖民者、对整个欧洲文明的毁灭性破坏。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进行野蛮化、兽性化，崇尚暴力，深怀种族歧视与种族仇恨，正是这些使自诩文明的欧洲走向野蛮。总之，殖民主义“令暴虐成为文明的战役中的一个桥头堡，在这个战役中的任何时刻，文明都可能被否定”[37]。
二 文学文本的历史性与殖民创伤
新历史主义反对对文学文本进行内部的封闭研究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批评理念，主张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将文学文本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去考察和分析。文学文本也具有历史性，能够起到反映历史真实的作用。海登·怀特指出，真实与文学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可以传达真实，可以揭示真理，具有认知功能。怀特认为，其一，尽管许多文学作品是作家完全虚构、想象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随意虚构的，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情节编织，并非天马行空的纯粹虚构。文学也可以传达某种真理和历史真实。[38]伊格尔顿也认为，从虚构的意义上来定义文学，将文学看成不真实的、想象性的作品的观点是行不通的。事实与虚构的区分本身就值得怀疑，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小说（novel）一词就同时蕴含着真实与虚构的双重含义，既不仅仅指向事实，也不仅仅指向虚构，而是两者的融合。因而，“文学不在于虚构性、想象性”[39]。也就是说，文学并不等于虚构，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主张客观、冷静、真实地观察与描写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原本面目去精确而真实地再现生活。其二，对于某一个特定时期与地域来说，历史与文学共享的是同一个社会或文化语境，因而历史完全可以联合文学去更好地再现这个社会、文化的意义体系和人文内涵。既然不同学科，不论历史还是文学，都共享着某一个社会或文化所特有的意义生产体系，那么，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再现这个体系，诗性的还是科学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个体系的意义和内涵表达清楚。同时，如果能够以通俗的文学手段将社会、文化体系的内涵表达得更生动形象、更具体完备，就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文学含有虚构和想象的因素而排斥，而应该充分地肯定文学对传达现实生活意义的独特作用。[40]
文学的创作、流传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之下的非洲黑人形象及其殖民创伤进行了历史话语建构，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一方面，康拉德表现了对土著黑人原始生命力的认同与赞美，认为划船的黑人与白人一样有骨头，有肌肉，有一股狂野的活力和强烈的活动能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然而真实，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另一方面，康拉德将土著黑人作为未开化的野人，他们所处的地区是世界的尽头，是一片黑暗蛮荒的地带。“沙岸、沼泽、森林、野人，——很少有什么可以让一个文明人食用的食品，要喝就只有泰晤士河的河水。这里没有法勒里酒，没有可以上岸的码头。”[41]可见，土著黑人被看作野蛮人，由此呈现了野蛮与文明、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关系。“进入一片沼泽地，步行穿过一片森林，然后，在某一个离河岸较远的驿站，他感到自己周围是一片蛮荒，彻头彻尾的蛮荒，——是在森林中、在丛林中、在野蛮人的心中活动着的荒野的神秘生命。而且谁也不可能真正进入那神秘境界中去。”[42]这些野人生活在地球上的黑暗的区域，需要被文明的欧洲人救赎与教化，马洛的姨母就认为马洛是一个光明使者，要对生活在黑暗地域的人进行文明教化，从而让几百万愚昧无知的人慢慢改掉当地那些可怕的习俗。
在欧洲白人的话语体系中，黑人土著无疑是愚昧、野蛮、落后的，甚至有食人的恶俗。然而，小说中提到的食人生番并未在马洛面前食人，“当着我的面，我从来也没见他们谁吃过谁”[43]。在白人殖民者看来，非洲野蛮部落的黑人根本不可能和欧洲的文明人一样优雅、节制，他们似乎本来就是应该食人的。因而，马洛所雇用的土著水手没有当着他的面吃人，竟然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没有以撕裂心肝的饥饿的魔鬼的名义抓住我们——他们和我们的比例是三十个对五个——痛痛快快饱餐一顿，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简直无法理解。他们都是些身材高大的强壮的男人，不大需要去考虑什么后果问题，尽管当时他们的皮肤已经不再是那么光亮，肌肉也不再是那么板结了，他们还是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的。”[44]陶家俊指出，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否定黑人的文化认同欲望，往往将黑人建构成丑恶、恐怖、性侵犯、肮脏、愚昧、原始等暴力原型，这剥夺了黑人存在的价值。[45]那么，在白人种族话语体系中，黑人为什么往往被界定成恐怖、粗野、罪恶等否定性的形象？
欧洲白人对于土著黑人的贬低、歪曲正是为了言说与彰显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并为此妖魔化黑人，认为他们肮脏、落后、食人。事实上，“进步”、“自由”、“平等”的欧洲白人正是打着“拯救”的旗号对其所认为的“落后”、“野蛮”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实质性的侵略和殖民活动。他们以自身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异己的个人、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观念，否定文化多样性与道德多样性，并将异己文化界定为“野蛮”、“落后”，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有学者认为，“跨文化的道德评价必然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必然会产生投射错误，即把自己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投射到其他种族身上”[46]。因此，“否定普遍伦理、否定伦理原则的普遍价值，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47]。这种理论上的错误与实践上的有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种族主义者将异己的他者界定为野蛮、落后、罪恶、等待拯救的民族，并进而理所当然地进行武力与文化殖民，给被殖民者留下巨大的不可愈合的创伤记忆。
非洲土著的创伤还体现为话语权的缺失。显然，在白人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土著黑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处于失语状态，根本不能言说自己，无法表达与证明自己，而黑人女性更是如此。斯皮瓦克曾把妇女问题作为属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属下是否能说话的问题。她认为，不论是白人殖民者的表述，还是殖民地父权制捍卫者的表述，都无法听到属于妇女的声音，“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48]。在《黑暗的心》中，库尔茨的黑人情妇就代表了当时不能言说自己的被殖民者形象。在马洛看来，库尔茨的黑人情妇显得既野蛮又高贵，眼神既狂野又威严，步态既从容又庄重。“她脸上露出一种悲伤而凶猛的神情，狂野的悲伤与无法诉说的痛苦以及某些正在挣扎、尚未形成的决心所带来的恐惧交融在一起。她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和那荒野本身一样，似乎正在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目的进行思索。”[49]然而，自始至终，康拉德都没有让她清晰地言说自己的情感，她最后也只能隔着河流举起手臂，以动作表达自己。与此相应地，库尔茨的欧洲未婚妻则被描写成一个高雅、忠诚、和善、朴实、坚守信仰、忍受痛苦的成熟女人，最重要的是，她能用语言尽情地诉说对库尔茨的尊敬、崇拜与爱。“那姑娘不停地谈着，十分肯定我对她的同情，并以此来安抚她自己的痛苦。她如饥似渴地谈着她和库尔茨订婚的事，我听说她家里的人全都不赞成。”[50]在马洛看来，库尔茨的欧洲未婚妻与他的黑人情妇有相似之处，但是两人的地位与境遇却截然不同。无疑，这两个女性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比。“她现在这姿态和另外一个同样悲伤的女人的姿态十分相似，那女人曾浑身佩戴着全然无用的符咒，在那地狱的河流——黑暗之流——的闪光中，伸出她光着的棕色的双臂。”[51]阿契贝认为，康拉德对这两位女性的态度的最大差异在于“授予了其中一位而阻止了另一位使用人类表达方式的权力”[52]。
在艺术形式上，《黑暗的心》运用了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更加深刻地呈现出欧洲白人对非洲土著黑人的殖民暴力。海登·怀特曾提出，运用文学的语言修辞手法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形象化地呈现历史真实，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修辞性不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内容，是真实性的一部分。为此，理查德·汪曾说：“对怀特而言，语言应是历史学家的仆人，而非历史学家是语言的一个例证。”[53]也就是说，语言的形式本身就蕴含着某些内容，传达着某种意义。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运用了象征的手法，赋予了“黑”与“白”不同的意义。野蛮的非洲土著是黑色的，“那里有许多人，大多数是光着身子的黑人，像蚂蚁一般来回移动着”[54]，“左边是一片树林，林中空地上似乎有些黑色的东西在有气无力地活动”[55]。在马洛的眼里，这些黑人像蚂蚁一样弱小、可怜，甚至不能称他们为人，只是些“黑色的东西”，可见这些黑人的生存状态是多么恶劣。马洛接着描写了在修建铁路的黑人，“六个黑人排成一排，吃力地沿着那条小道往上爬去。他们都直着身子慢慢走着，头上顶着装满泥土的小筐。他们每走一步便发出一阵哐啷声。他们腰里系着一些黑色的破布，破布头在他们身后像尾巴一样摆动着。我可以看见他们的每一根肋骨，他们手脚上的关节都像绳子上的疙瘩一样鼓了出来；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戴着个脖圈，把他们全拴在一起的铁链在他们之间晃动着，有节奏地发出哐啷声。……所有那些人的干瘦的胸脯一起随着气息起伏，使劲张开的鼻孔翕动着，无神的眼睛全都望着山上。他们从我身边经过，距我不到六英寸，谁也不曾看我一眼，带着不幸的野蛮人的彻底的、死一般的冷漠”[56]。这些黑人生活在地球上的黑暗的地域，为白人殖民者修建铁路、做苦役，他们满身尘土、肮脏、丑陋，像蚂蚁一样来回移动。在康拉德笔下，这些拥有干瘦的胸脯、无神的眼睛的黑人如此痛苦、备受折磨，身心满是创伤，甚至连死亡的权利都没有，只有当他们生病了，失去了工作能力，才能获得允许慢慢死去。“黑色的身躯蹲着，躺着，有的坐在两棵树中间倚在树干上，有的趴在地上，有的身子一半暴露在阳光中，一半没在阴影里，表现出各种痛苦、认命和绝望的姿势。……这里正是一些参与那件工作的人最后躺着等死的地方。他们都死得很慢——这是很明显的。他们不是敌人，他们也不是罪犯，他们现在已不属于尘世所有——他们只不过是疾病和饥饿的黑色影子，横七竖八地倒在青绿色的阴影中。通过有期限的合同，他们让人完全合法地从海岸深处各个角落里弄来，迷失在这难以适应的环境中，吃着他们从来不曾吃过的食物，他们生病，失去了工作能力，然后才能获得允许，爬到这里来慢慢死去。”[57]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文明人是白色、干净、优雅的，他们穿着一尘不染的淡黄色的羊毛上衣、雪白的裤子、干净的领带、锃亮的皮靴，衣领是浆过的，袖口是雪白的，干净整洁，有时还洒上一点香水。“他没戴帽子。头发从中间分开，上了油，刷得亮光光的，一只大白手举着一把绿线条图案的阳伞，耳朵后边还夹着一支蘸水钢笔，那神态实在惊人。”[58]从表面上看，黑色是肮脏、野蛮、落后的，白色是干净、高贵、文明的，但事实上，康拉德通过对非洲土著灵魂所蕴含的原始生命活力以及白人残酷的殖民活动、贪婪的掠夺等描写，表现了对土著黑人的认可，而所谓文明的欧洲白人的心灵却是肮脏、堕落、黑暗的。可见，象征手法的运用本身就喻示了非洲黑人所承受的巨大殖民创伤。康拉德对于殖民主义暴力造成的创伤的再现，表现了他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也表现了对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殖民主义不仅给包括非洲黑人在内的被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还给白人造成了创伤，造成了欧洲殖民者对自我、自我文明的怀疑与失落。陶家俊指出，文化心理殖民“不仅改变被殖民者的心理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殖民者的精神世界，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都打上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59]。在《黑暗的心》中，马洛寻访库尔茨的航行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索与怀疑的过程。马洛在孩子时代幻想着宏伟的探险事业，然而，当他看到生活于黑暗腹地的非洲黑人被欧洲殖民者奴役、痛苦、生不如死，看到所谓文明的欧洲人对财富、象牙的贪婪，残暴、钩心斗角、诽谤、卑躬屈膝，他原本的幻想破灭了，并对欧洲的殖民行为进行反思，认为殖民者并没有任何高尚的宗旨与动机，贪婪而野蛮，他们就像半夜撬开保险柜的小偷一样从非洲的大地夺取所有的财富。“我们这些胡乱窜到这里来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能够控制住这无声的荒野吗？还是它将控制住我们？我能感觉到那个不能言语的、也许甚至完全聋哑的东西是何等巨大，巨大得令人不知所措。”[60]马洛看到受人尊敬的库尔茨为了弄更多的象牙而杀戮、掠夺、征服，内心装满了邪恶、贪婪的欲望，迷惑、恐吓住非洲黑人土著，最终，这片黑暗的荒野对库尔茨所进行的荒唐的袭击做出了可怕的报复。此刻的马洛可能才真正明白，欧洲白人在对非洲进行殖民暴力与文化征服的同时，也被它征服和控制，失去了自我，成为灵魂完全黑暗的人。艾梅·赛萨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殖民主义对欧洲文明的危害：“印第安人被杀戮，穆斯林世界被压榨，中国人的世界被玷污、被引入歧途足有一个世纪，而黑人世界则被取消资格，强大的声音被永远抑制，家园在野风中化为废墟。所有这些灾难，所有这些破坏，使人类的舞台出现了一个独白场面，而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上，这样的政策惟一的结果就是毁掉欧洲自身，而且，说不定欧洲会在自己创造的这种寂寞中消亡。他们以为他们仅仅在残杀印第安人，或印度人，或太平洋岛民，或非洲人。他们实际上一个又一个地推翻了可保护欧洲文明自由发展的壁垒。”[61]
由上可见，《黑暗的心》作为文学文本，展现了19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主义活动，为我们认识殖民主义暴力下非洲土著的创伤提供了文本依据，传达出历史的真实内涵，也表明，对过去的历史真实进行再现，不仅可以通过拘泥于史实的历史编纂的如实直述，还可以通过情节编织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实现历史与文学的互动、对话。在欧洲白人的殖民话语体系中，非洲黑人土著无疑是落后、野蛮、罪恶的，非洲黑人形象作为反面教材，正衬托了欧洲自身的文明、进步、优雅、高贵。殖民暴力造成了非洲黑人的深重创伤，因此欧洲应该放弃对非洲黑人的种族偏见与殖民征服的思想，不再歪曲、妖魔化甚或通过殖民暴力征服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