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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鲁迅小说的文学史价值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个案。鲁迅研究不仅体现了大陆文学研究对鲁迅认识的深化过程，而且从中亦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理论角度研究文学的不同方法及其不同的价值取向。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作家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和铺平了接纳西方文学的道路，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当中，鲁迅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郭沫若开创了中国现代诗，周作人则开创了中国现代散文，而曹禺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鲁迅由于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深邃性、领先性，又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对鲁迅的研究，在研究生阶段可能要注意的是鲁迅研究的研究。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人在近百年的文学史中前人研究了什么，又是怎么研究的，从而对鲁迅的了解有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

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开始。也由此，《狂人日记》被认为是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小说创作为正宗的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得以确立。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出版了他的两个重要的短篇小说集，这就是《呐喊》和《彷徨》。鲁迅发表这些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比如吴虞就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吃人与礼教》的评论，以具体史实阐发鲁迅《狂人日记》的强烈的反礼教观点。还有沈雁冰、周作人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分析。沈雁冰认为“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1]周作人则认为这部作品“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是在思想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有它很高的价值，[2]这大概是对《阿Q正传》比较早的评价。

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对鲁迅小说作了很多精要的评价。他在署名雁冰的《读〈呐喊〉》一文中，记录了读鲁迅《狂人日记》的感受：“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3]茅盾是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评论家。他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做了整体的研究。他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茅盾写于1921年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从三个月全国报刊发表的120多篇小说的题材类型分析，提出“切切实实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还是少数”，最少的却是“描写城市劳动生活的制作，只有三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创作也只有八篇”，而“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八九十”。认为大多数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生活是很疏远的，“知识阶级中人和城市劳动者，还是隔膜得利害，知识界人不但没有自身经历劳动者的生活，连见闻也有限，接触也很少”。[4]而对于描写乡村题材的小说，也普遍存在“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的现象。主张应向鲁迅那样真实地描写农村，说“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认为“《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故乡》中的‘豆腐西施’对于‘迅哥儿’的态度，似乎与‘闰土’一定要称‘老爷’的态度，相差很远；而实则同有那一样的阶级观念在脑子里。不过因为两人的生活状况不同，所以口吻和举动也大异了”。[5]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有独特个人风格的作家。茅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茅盾认为鲁迅小说在主题上主要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张定璜则认为鲁迅的小说充满乡土气息。

从总体上看，20世纪20年代，评论家对鲁迅的评价是以鲁迅个人为基础的，注重的是鲁迅小说的个人独特风格。尤其是茅盾，他在分析20年代小说创作的整体状态的时候，评价道：当时的小说创作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写男欢女爱的爱情小说，而相比之下写工人、农民劳苦大众的比较少。在这一方面鲁迅的小说很具有表现力。也就是说，鲁迅的小说已经把视野转移到劳苦大众身上了。而当时大多数的创作者，关注的还仅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爱情及知识分子的一般生存状态。以此亦彰显了鲁迅的不同之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鲁迅在1918年创作《狂人日记》的时候，他已经37岁了。而当时的许多作家都是年轻人。那么，鲁迅作为一个37岁的成年人，他看问题的角度，显然跟一般的作家大不相同。像鲁迅写的《伤逝》，在写法上就跟当时大量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不同。因为大部分作家写的仅仅是男欢女爱，写男女青年为挣脱父母包办婚姻、挣脱传统的羁绊，毅然决然地主张婚姻自由，冲破阻力，最后是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而鲁迅《伤逝》的写法则不同，他是从别人结尾的地方开始写起。写涓生与子君的恋爱过程，这个过程是简短的，更多的是写他们同居以后的生活，以及在生活中逐渐产生的物质和心理的各种阻力，最后则以悲剧的结局给人以警醒。因此，《伤逝》这部小说比之同时代的爱情小说在立意上便高出了一筹。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创作确实是很有自己独特风格，也受到当时评论家普遍的好评。

大约到了1927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四的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的过渡时期，国内兴起了大革命运动。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进步作家、共产党作家就逐渐地接受了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因此，文学中的阶级论思想就占据了评论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革命作家开始对鲁迅做出了一些非难。太阳社的钱杏邨在1928年3月写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就是从革命文学的角度对鲁迅作品作出的政治评价。指出鲁迅的小说虽然也描写了农民，但其笔下的农民都不具有反抗性，不符合现实，现实中的农民已经开始觉醒了，开始反抗了。但鲁迅笔下都还是老一代农民的形象。唯独阿Q喊了几句革命的口号，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阿Q所谓的革命目的不过是取代“赵七爷”，娶上“吴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在〈呐喊〉的评论》一文中，就《呐喊》小说集中的小说一篇篇进行分析，说“前期的作品之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6]认为在该小说集中最好的是《不周山》。以至于后来鲁迅把《不周山》删掉了，因为它是一篇不同写作类型的作品，后来放进《故事新编》里了。作为创造社重要评论家的成仿吾，固然恪守着表现主义的成见，对鲁迅等的现实主义小说评价失当，但是，在整体上，他对鲁迅小说是肯定的。在文章开篇，成仿吾写道：“近半年来的文坛，可谓消沉到极处了。我忍着声音等待震破这沉默的音响到来，终于听到了一声洪亮的呐喊。”这便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7]“实际上，成仿吾对鲁迅小说是作出高度评价的，只是面对好评如潮的时代，作者选择了完美批评的角度，把鲁迅放在世界文学这样一种地位来予以评价。所以才有”以上的苛求。因此，成仿吾才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我觉得《呐喊》确是今日文艺界一部成功的绝好的作品”的总体评价。对此，我们不应断章取义。就整体来说，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确实堪称大家。反面的意见不过是从时代政治的立场或完美批评的角度以鲁迅创作为例而作出的一种文学的政治阐释和创作方法的阐释罢了。

从客观上来看，由于太阳社和创造社对鲁迅的批评，促成了鲁迅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在论争中，鲁迅翻译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从而自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的阶级论观点，完成了个人思想的质变。从外部条件看，论争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党中央陆续派出一些人接近鲁迅，像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冯乃超，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他们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也就是在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鲁迅逐渐被挪进了革命的阵营。特别是在左联的会议上，鲁迅被选举为七个常委之一，并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成立的时候，鲁迅实际上已经被推上了盟主（左翼联盟）的地位。所以，左联成立以后，鲁迅的地位显然就已经被抬高了，也就是说30年代的鲁迅已经不是个人的鲁迅了，30年代的鲁迅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表性作家。

而20世纪40年代以降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毛泽东对鲁迅作的“民族魂”的定评。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8]

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到了鲁迅小说强烈的教育功能和深厚的情感震撼力，以三个“伟大”和六个“最”高度概括鲁迅的文学创作。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把20世纪20年代具有独特小说风格的“个人的鲁迅”和30年代代表无产者的“阶级的鲁迅”上升到“民族的鲁迅”的高度。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圭臬，这在北大二代学人王瑶、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都体现了出来，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上的鲁迅评价。

尽管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对鲁迅作出的评价具有特定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是，他毕竟是从文学外部作出的对鲁迅的一种政治定评。而毛泽东的定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上却制约了对鲁迅这一思想家和文学家个体的丰富内涵的多元阐释，使鲁迅的研究和评价一度徘徊于定于一尊的局面。在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从文学的立场出发对鲁迅作品作出系统评价的是陈涌。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涌发表了《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该文从革命现实主义的视角解读鲁迅，改变和提升了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单一性，亦由于其观点与毛泽东的评价不冲突而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到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开放实施，鲁迅研究开始迅速火热起来。1985年5月，王富仁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在《文学评论》上刊出，标志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从“还原”真实的“鲁迅”本体开始，发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通过重新回到鲁迅作品本文，凸显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义。王富仁说：“鲁迅所选取的人物典型主要不是以自身存在的价值的大小和自身行为的优劣为基准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封建思想环境的试剂，谁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试出这个环境的毒性，谁就有可能进入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画廊。他们不是让人敬的，也不是让人恶的，不是让人效法的，也不是让人排斥的。敬与爱鲁迅自有评判，憎与恶读者自有公允，但鲁迅之所以把他们而不是把别种类型的人物放在自己小说的画幅中，却只是因为通过他们，鲁迅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思想环境的吃人性质。”[9]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扮演的历史角色，注定了他们必然的悲剧性命运。他们作为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必然地对传统的封建专制采取抵抗和拒斥。于是有了狂人的觉醒和发现，有了夏瑜的奋斗和悲哀，有了N先生的失望和愤激，有了吕纬甫的颓废和自责，有了魏连殳的孤寂和复仇，有了涓生的重新寻找生路和子君的不归路。他们以现代意识进行反传统的主张，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不争的前提，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患痼疾。然而，作为吸吮着传统中国思想文化而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又如何进行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此，以陈独秀、胡适等代表的多数知识分子扬起了西方文明的义旗，以为思想革命借着西方的外力可获得预期的结果。

只有李大钊和鲁迅等个别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特别是鲁迅，他凭着思想家的敏锐透视和革命家的道德热情，感悟到了这场思想精神革命的深刻危机，感到“透过思想与精神革命去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病症。然而，一个思想和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和精神呢？”[10]这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邃性和反传统的彻底性。

而王富仁的另外一部专著《鲁迅——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则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鲁迅，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说：“鲁迅自己好像也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守夜人的，他曾经说他是徘徊于明暗之间的，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处的是个文化的暗夜了，在夜间而能够知道自己是在夜间，说明他还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昏睡过去，他自己还是清醒着的。”[11]而鲁迅的历史价值既在于“守夜人有守夜人的价值，守夜人的价值是不能用走路的多少来衡量的。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了，他醒着，总算中国文化还没有都睡去”。[12]鲁迅正是以其站在黑夜中的“呐喊”与“彷徨”，为中国文化寻找新的支点。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守卫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叛与改造。因为作为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必然传承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他也以传承本民族文化为己任。而在吸收西方文化之时，其最终目的依然是重建中国文化。王富仁对鲁迅做文化学的研究，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角度观察鲁迅，认为其有儒家的成分、道家的成分、墨家的精神、法家的色彩，当然也蕴含着多样化的西方文化元素。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汪晖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世界的独特性。他以“历史的中间物”作为鲁迅的核心意识。采取回到个人的方法，通过对鲁迅自身经历的研究，从鲁迅的生活、个性心理，来把握鲁迅独特的思想和哲学观念。以及如何形成反抗绝望、绝望抗争的思想。汪晖在探讨鲁迅精神世界的时候说：“感性经验和理性观念的冲突构成了心理分裂和理性的矛盾，但是，这种分裂和矛盾恰恰也是鲁迅不断地探索，寻找历史真理的内在动力。鲁迅怀疑自己的个人经验，于是他试图从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观察世界、历史、个人；他迷惘于自己的理性观念，于是他不断地从自身和历史的经验中寻找理性与历史更为真实的契合点。他迷惘了、惶惑了，甚至绝望了，于是他开始了新的求索。对于一个充满活力和生命的创造者，内在的矛盾性正是创造性的源泉。”[13]鲁迅及其笔下知识分子的心理，突出体现的正是20世纪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

汪晖在《反抗绝望》中还说：“当鲁迅用‘中间物’来自我界定时，这一概念的含义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这种‘留恋’使他们必须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14]

汪晖对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界定、对“反抗绝望”的“在”而“不属于”的存在主义人生哲学的分析，将鲁迅研究从文学层面推向哲学层面，从社会学、历史学层面推向存在论、本体论层面，并以此反观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现了鲁迅充满悖论性的思维方式的精神内核。从而打破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单一、静止的阐释方式，还原了作为个体性存在的鲁迅，再现了鲁迅心灵世界的复杂矛盾性，从而在文化哲学的高度上来把握鲁迅。

此外，钱理群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从鲁迅的思维、心理、情感方式和意象学、语义学等的多维角度来研究鲁迅，对鲁迅做了很多精到的评价。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从心理学层面对鲁迅复杂心理的发现，尤其是对鲁迅心理阴暗面的透视，特别独到。而李欧梵的《铁屋里的呐喊》则从意象学的角度来建构鲁迅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心理世界，亦颇有新意。

21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整体上出现了“历史化”和“学术化”的趋势。学者们更加注意“还原鲁迅”了，同时也更注重学理性的鲁迅研究，注重实证和细节，并强调合理性的逻辑推论。此外，从跨文化的视角建构“东亚鲁迅”形象，也成为21世纪鲁迅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在国外的鲁迅研究方面，日本的鲁迅研究一向比较活跃。因为鲁迅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一度特别发达，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学派，汪晖的《反抗绝望》就是从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而以哲学的视角阐释鲁迅悖论式的思维特征。汪晖在《反抗绝望》中论及鲁迅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受到日本的竹内好鲁迅研究学派的启发。

还有海外华人学者的鲁迅研究。1961年美籍华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对鲁迅进行了片面而深刻的分析，被海外华人所称道，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鲁迅研究。夏志清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发表了很多单篇论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做了整体的考察。这中间也涉及鲁迅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写下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做了很多精到的评价，他自称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当代作家，因为他有海外的经历，跟我们国内学者相比较来说，在当时我们国内学者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更多地是从政治的、阶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到今天这种格局仍有余绪。而夏志清特别注重西方的多元的批评方法。夏志清是从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鲁迅的，夏志清在他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肯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的地位，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刚刚产生之初，鲁迅的创作固然比较成熟，然而，从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鲁迅的创作也确实存在种种的不足，他缺少大师的胸襟和气度。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厚，这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正像一个学者所说的，民族主义浓厚的时候与爱国主义诗人、爱国主义作家大量出现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国家不幸的时候。就好像忠臣出现了，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不幸；爱国主义人士出现了，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落后挨打的境遇，这个讲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厚，这与中国处在落后挨打的局面有关。而西方人最看不惯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所谓大师一定要有全人类的胸襟与气度、全人类的悲悯情怀、全人类的眼光。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可能不够。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非难鲁迅，因为这是受时代、文化与个人经历影响的。夏志清强调鲁迅很偏激，这一点我却不能认可，因为如果站在鲁迅的时代来看，他那种偏激是时代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里面也做了详细的描述，五四时代那些偏激的人，在我们中国讲究中庸、讲究礼教的国度，怎么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变革的时代要采取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变革的时代不强调中庸，中庸是做不成事情的。一旦到了和平年代，孔子就被抬出来了；一旦到了变革时代，往往又会出现打倒孔子。因为变革的时代需要偏激。李泽厚在分析这批文化界人士的时候，他在强调，因为当时中国是一潭死水，中庸思想、封建礼教根深蒂固，那么这个时候只有采取偏激的手段才可以彻底地摧毁它。而由于摧毁孔教的都是一批饱学中国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偏激取得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效果。所以，五四时期的偏激是一种策略。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里面说，正是由于这种策略，我们才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彻底粉碎了封建道德观念，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封建礼教观念延续了两千多年，不能那么容易粉碎掉。到今天我们每个人还都是亦儒家、亦道家的。正因为有了五四打倒孔家店，才有我们今天一个新的起点，才有我们对西方有限的接纳。所以要明确偏激是一个策略，鲁迅的做法是个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当时完成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完成了时代的转折。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鲁迅自己也是很儒家化的、很传统的，一直到最终，仍然是一个很恪守儒家仁义道德的人。夏志清对鲁迅总体评价是肯定的，从世界大家的角度看鲁迅也确实存在许多局限性。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内鲁迅研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作用。海外学者研究的介入，亦成为国内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火热的一个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