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借鉴與反思

地域文學研究伴隨著文化地理學研究的熱潮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驟然興起，湖南也是先出現文化地理研究，然後才輻射至專門的文學研究之上。近三十年來湖南的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首先是湖南地域文化的個案研究在國内出現較早，其代表著作是張偉然的《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6]，是書不僅是文化地理學區域研究的先驅，更是開啟了湖南文化地理研究的新篇章，他運用歷史統計學、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今湖南一域文化發展的背景、格局及地理環境、行政建制、宗教信仰、移民狀况等進行了綜合的考察，尤其是其以方言與風俗爲主要影響因子將湖南劃分爲湘資、沅澧两大文化區，又在此基礎上分爲多個不同的文化亞區，爲湖南地域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其次是對文化源流的認識逐漸明晰。湖南的文化傳統源遠流長，湖湘先民早在先秦時便參與創造了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的瑰麗燦爛的楚文化。九十年代中“中國地域文化叢書”陸續出版，其中劉森淼與王建輝的《荆楚文化》[7]主要就以今湖南、湖北爲研究區域，探討由上古至近代的荆楚文明史與對楚人影響至深的精神傳統，將抽象落實於具象，描畫了一幅較爲完整的两湖文化整體圖景，使得久遠的楚文化内涵更爲清楚明晰。此外，張京華的《湘楚文明史研究》[8]以今湖南爲研究範圍，是第一部湖南省内文明史研究專著，其立意甚高，學術性强，以上古湘楚文明爲主，延續到明清近代，從羲和祝融、樂夔、巫覡、虞舜、鬻熊至濂溪、船山、瀟湘共設八論，對湖湘文明思想史進行了比較系統而全面的探討，呈現了一條綿綿不絶的湖湘文明史長河。

再次是湖湘典籍整理與研究的全面展開。從2006年始，由湖南省委與省政府支持編輯出版的“湖湘文庫”系列叢書漸次面世，“湖湘文庫”以古籍文獻的整理爲主，兼顧今人研究，以湖湘文化這一主題爲中心共出版700册圖書，將湖南歷史上的重要典籍網羅泰半，又出版大量湖湘文化的研究著作，可以説將湖南一域的地域文化研究推向一個高潮。

又次是湖南文學研究的起步甚早甚高。早在1998年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9]即成爲湖南地域文學研究之開端。《湖南文學史》在時間跨度上從春秋戰國至近代辛亥革命前後共两千多年，研究對象從湘籍本土作家作品到流寓湖湘的作家與作品，共分爲湖南文學序幕之屈賈流風與六朝神韻、步履維艱的隋唐五代湖南文學、漸入佳境的宋元湖南文學、絢爛多姿的明清湖南文學、時代急劇動蕩中的近代湖南文學五編二十一章，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地域文學通史。

最後是湖南地域文學專題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尤其最近幾年相關論文不斷增多，如趙振興的《〈四庫全書〉中湘籍作家里贯考定》，熊志庭的《古近代湘籍作家研究綜述》[10]，毛炳漢的《論唐代的湖南文學》[11]，李德輝的《從唐五代湖南文學看古代地域文學的二重性》[12]，鄧紹秋的《湖南禪宗與湖南古代文學的文化融和》[13]，黃仁生的《晚唐湖湘四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14]和《重評唐宋時期湖南文學發展之大勢》[15]，以及華中師範大學武光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清代湖南雜劇傳奇研究》[16]，湖南師範大學張鐵軍碩士學位論文《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試論湖湘文化對唐宋遷謫文學的影響》[17]，長沙理工大學彭艷芳的碩士學位論文《杜甫两湖詩研究》[18]，贛南師範學院許霞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洞庭湖文學研究》[19]，等等，都分别從不同的角度對湖南文學的某一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湖南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取得如斯成就誠然可喜，但又是遠遠不足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目前湖南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現當代文學研究，古代文學研究相當之少，從目前可見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期刊論文與出版的專著來看，湖南古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不及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半，宋代湖南文人的詩歌創作研究更是鮮少有文涉及。其二是湖南古代文學研究仍然偏重於文獻整理，如上文所提及的“湖湘文庫”即是如此，文人與文學的系統研究極少。其三是地域性不突出，出現只有地域之名而無地域之實的地域文學研究。

其實地域性不突出是地域文學研究當中的通病。地域文學并非只是在地圖上給文學研究劃一個地界圈，專門研究圈内的作家與作品，如果僅是如此，便只要在中國文學史上找出湘籍作家或寓湘作家，重新機械地排列組合即可，其地域性意義根本無法顯示出來。要做地域文學研究，傳統的文人生平介紹、作品分析是遠遠不夠的，否則仍會落入以時間順序爲中心的文學史編寫俗套之中。地域文學尤爲强調文學發生場景之復原，文學發生場景是指文學作品創作之時創作者所處的地理環境、政治局勢、經濟狀况、學術思想、活動交遊、交際心理等要素之綜合。如同現代電影場景之佈置，演員不僅要對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語言、表情、動作的模仿與詮釋，要感同身受地體會角色的心理狀態，同時也不能忽略演員所處戲劇場景的佈置，從季節到天氣，從遠處景物的設置到近處道具的擺放，從演員的服飾到妝容等細節之處都要做到對劇本的完整復原。對應文學研究而言，演員在動作、語言等方面的模仿相當於文學内部的研究，而電影場景之設置則相當於文學外部之研究。地域文學研究不僅要從文學内部考察文學作品的思想内涵、藝術技巧等，同時也要考察文學發生的外部場景，并且主要關注文學發生的外部場景對文學内部藝術性的影響。文學的發生總是處於一個具體的特定的歷史場景之中，因而文學場景是除了作者本身之外與創作關係最爲密切的因素。然而因爲歷史場景的復原相當困難，因而常常被繞過略談，使得地域文學研究難以做到名實相副，這也是本書試圖要努力克服的最大困難之一。

此外，從學界對近年地域文學研究的討論來看，還有幾點需要格外重視。首先，正如余意在《文學家地理：文學地理學的原點》中對梅新林的《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作出評論時所指出來的：“建立文學地理學最爲原點的術語首先是文學家地理……而梅教授雖然鮮明地提出‘文學地理的核心關係是文學家與地理的關係’，但限於文章篇幅，没有展開論述，以致淹没了文學家地理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的核心位置。”[20]文學家地理在具體研究中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内涵比較模糊，難以尋找合適的切入點。因此，余意在同一篇文章當中提出了文學家地理研究的三層意義：一是文學家的籍貫或占籍；二是文學家的區域流動；三是文學家的心理地理，讓文學家地理研究有比較明確而具體的方向。對於這一點做得比較好的典型的是侯體健的《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侯著雖是文學家的個案研究，但他在論述時很注重將劉克莊置身於動態的地理環境中來探討其文學活動，從劉克莊里居、遊幕或是入朝爲官等不同的地域環境來挖掘其創作的豐富性，可以説基本上把握了文學家與地域之間的緊密聯繫。其次，地域文學研究雖是文學研究的新興領域，但是也不可盲目誇大地域與文學之間的關係，王水照先生在討論文學地理學學科建立時有論：“在考察文學與地理這一特殊關係時，必須把握適當的度，也就是黑格爾所説的地理對於文學的影響‘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21]徐玉如在2011年11月首届中國文學地理學暨宋代文學地理研究會上也特别强調地域文學史的編寫要堅持文學本位和作家本位的統一。[22]也就是説地域文學研究的重心永遠都是文學，在具體研究過程中絶不可讓地域占據主導。研究者對自己的研究領域有所偏愛以致過分强調其重要性在學界是常有的事，過度則易失於偏頗，不利於研究結論的得出，故而以客觀公允的態度正視地域與文學的關係也是在研究過程當中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