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散文具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历程，其产生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的官府文书。唐宋散文则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新高峰，它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的创作传统，同时还吸收了六朝骈文中的一些艺术技巧，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学特色和审美意蕴的优秀作品。其中所确立的书写范式和展现的艺术力量，又深深影响了明清散文的创作。即使是在现代白话文兴起一个世纪后的当下，唐宋散文的章法结构、语言艺术仍对今天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散文史的发展，按照前人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先唐和唐以后两个阶段。先唐时期是古代散文产生和发展时期。文学史家认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尚书》，它是上古官府文书的总汇，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也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文学特征。《尚书》中的文章结构趋于完整，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口吻和语气，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有些篇章则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后世的制诰、诏令、章奏，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由于《尚书》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于遥远，其中的一些记言文章佶屈艰深，晦涩难懂。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1]从这种描述中可以窥见上古散文的最初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出了各种新的思想，它们互相不断碰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情状。散文在该时期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前者以《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国语》等为代表，后者以《老子》《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为代表。这些散文言语犀利、情采并茂，力求在表达上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从而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风。不仅如此，这些散文还非常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意义。其中的许多小故事写得饶有风趣，常隐含着耐人寻味的意旨，成为流传后世的成语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狡兔三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亡羊补牢”等成语，沿用至今，极具生命力。大家在学生时期或许已经接触过一部分这类文章，譬如《烛之武退秦师》《城濮之战》《孟子见梁惠王》《逍遥游》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
两汉散文艺术又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司马迁以生命的体验来实现立言的崇高目标。他饱含着深厚的情感运笔行文，使《史记》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磅礴的气概和雄浑刚健的艺术力量，对后世传记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汉初贾谊、晁错、枚乘、邹阳等人创作的政论文风格朴实，议论酣畅，意气纵横，尽所欲言，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动人心魄的特色。《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基础上，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它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许多神话材料，呈现出宏大雄奇的特色。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以实录精神叙写社会各阶层人物，平实中见生动，与《史记》一道，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整体来看，汉代散文风格朴实，造诣突出，得到了后世的有力肯定，唐宋以来的诸多习文者也往往以三代两汉文章作为学习的典范。
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促成了思想新变，散文也从史学、经学中独立出来，政教色彩减弱，表现出通脱自由、持论清峻的文艺特征。建安、黄初时期的散文，曹魏成就最高，吴、蜀次之。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指出，曹魏散文与汉代散文不同之处在于：“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奏疏之文，质直而摒华，二也。”[2]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质朴简明，曹丕《与吴质书》情真意切，诸葛亮《出师表》文辞笃实，忠悃之情跃然纸上。魏晋之际，受到玄学清谈风气的影响，散文或为玄理之辩，或多愤世之词。嵇康思想新颖深刻，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其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立意超俗，行文精练。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洒脱奔放，语重意奇，发前人之所未发。
西晋散文注重形式技巧，情文兼善。李密《陈情表》剖陈深衷，言辞恳切，笔调哀婉，君主为之动容。潘岳、陆机则以辞采华丽著称，前者为文言情至深，善为哀辞；后者天才秀逸，下笔藻翰精美。东晋散文受到玄学和儒学的双重影响，审美风格趋于平淡。王羲之《兰亭集序》，情理融会自然，清隽潇洒；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高标卓立，《桃花源记》朴淡浅净。这一时期文体骈俪化的风气逐渐盛行了起来，出现了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的骈文。这种创作风气在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文章骈俪的形式更加精巧，华靡的时代风尚也于此推波助澜，使得无韵的散文被归入“笔”，即应用文的范畴，文体功能被逐渐削弱，创作呈现衰颓之势。这一时期，除了部分历史地理类的著作，如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外，散文基本上被骈文取代。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原本属于散文写作的范畴内，骈文也经常“闪亮登场”，大大挤占了散文的空间。在范晔《后汉书》中，骈文时时见诸字里行间，其论马援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4]骈体行文，堆叠拖沓，和《史记》《汉书》的行文利落相比，让人感到阅读起来不够流畅洒脱。文章骈俪化大行其道的趋势在当时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西魏宇文泰把苏绰模仿《尚书》所作的《大诰》定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准式”。隋文帝杨坚下诏命令“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并治罪以华艳词句写文表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书侍御史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称：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5]
但文风的流行似乎是有“惯性”的，它并不一定随着某个王朝的结束就戛然而止。隋文帝的行政命令没能有效解决文风问题。散文的真正复兴，要等到中唐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以后。在此之前，从初唐到中唐，许多文人为文风的改变做出了探索和尝试。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称：“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李华）、萧功曹（萧颖士）、贾常侍、独孤常州（独孤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6]也就是说，在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之前，唐代的散文至少已经出现了三次变化。按照葛晓音先生的观点，初盛唐散文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唐太宗贞观元年到唐高宗时期，代表作品有魏徵的《论政事疏》《十渐疏》《论治道疏》、王绩的《五斗先生传》《醉乡记》《答冯子华处士书》等散文。第二阶段是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武后爱好文章辞采，讲求对偶、雕琢辞藻的骈文几乎占领了文章创作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时期的文士中，笔者认为陈子昂（661～702）很值得注意，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提倡恢复古道，反对雕饰，强调比兴寄托，实际上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扫清了障碍。第三阶段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之前。这时期代表作品更为丰富，如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张九龄《敕安西节度使王斛斯书》、李白《与韩荆州书》、王昌龄《上李侍郎文》、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招素上人弹琴简》、李华《吊古战场文》、元结《右溪记》等散文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7]这个划分方法条理清晰，能使我们迅速概览初盛唐散文的基本面貌。
在本书中，初盛唐散文部分主要由前三讲组成。分别是“魏徵与王绩：初唐时期的仕与隐”、“陈子昂：风骨与兴寄的呼唤”和“李白与王维：盛唐的信笺”，均以作家为线索，向外关联其时代风尚，向内探讨其创作特征。此后的第四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第五讲“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则围绕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展开。韩愈一生宗经明道，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议论气势充沛、先声夺人，《论佛骨表》义正辞直，充满情感张力，后世称其“允为有唐一代儒宗”。[8]他笔下的人物则活灵活现、各异其面，如张巡之严肃刚毅，南霁云之豪气干云，贺兰进明之阴险狡狯，无不声口毕肖，读之使人犹如身临其境。柳宗元的创作则“牢笼百态”，摹景、写人、状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的“永州八记”将自然山水与主体人格相联系，借山水之形胜抒胸臆之郁结，对后世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寓言散文则因物设譬、意味深长，《三戒》《
蝂传》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自韩柳以后，散文创作者虽然不少，但他们的成就并未超过韩柳。至晚唐，骈文又重新占据了文坛主流地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韩门弟子的散文虽然语言畅达、条理清晰，但对于散文的文学性不太关注。他们的散文叙述详尽却缺乏感染力，因此难以动人心魄。其次，一些作者在文章中喜欢使用冷僻、怪异的字词，其本意是借此产生一种令人过目难忘的陌生感和新鲜感，实际上却使文章晦涩难懂。生造出的词句使人不知所云，因此流传不广。最后，散文本身具有应用性特征，在实际书写中又与具体事件、名物、人际交往相关联，创作者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为文，就很难把散文的精神气格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也向我们揭示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它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其中，做出不懈的努力。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散文作家作品值得我们关注。为拾“遗珠”，本书第六讲“吉光片羽：唐代散文遗珠”选择了天宝时期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唐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晚唐皮日休的《读司马法》进行赏析。由此，唐代散文中的名作庶几一览无遗。
宋初文风沿袭晚唐五代，纤秾有余而未见自家面目。其后，又有“西昆体”“太学体”等风格陆续主导文坛，前者伤于“缀风月，弄花草”，[9]后者又流于艰涩险怪、脱离实际。这一阶段可谓北宋初期文学发展的“曲折探索”时期。本书第七讲“风雅再临：北宋初期的散文”对宋初散文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介绍，并围绕王禹偁《黄冈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两篇名作分别设置章节进行精讲。经过柳开、王禹偁、范仲淹等人的不懈努力，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文风变革由此打开了新局面。此后，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登上了文坛，他们纷纷写出时代的悲欢与心中的歌哭，为北宋散文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书第八讲“欧阳修：‘醉翁’的胸襟”围绕欧阳修的生平经历与文学贡献展开。他的名作《醉翁亭记》和《祭石曼卿文》脍炙人口，在这一讲中我们也会逐一赏析。曾巩和王安石既是挚友，又是当世一流的文学家，第九讲“曾巩与王安石：平和简练不寻常”就以他们二人为中心进行相关作品分析。曾巩《醒心亭记》和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又都与欧阳修有直接关系，故而第八讲、第九讲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单元组合。第十讲“苏洵与苏辙：劲健沉稳有余响”、第十一讲“苏轼：‘坡仙’的文法”则以“三苏”的创作为中心，也可以视为一个单元组合。苏洵的《六国论》纵横恣肆、气势恢宏，苏辙的《武昌九曲亭记》叙述细腻、灵动如画，而苏轼更以其不世出的天才之力，为中国古代散文艺术长廊贡献了诸多名篇，《留侯论》《日喻》说理生动，前后《赤壁赋》珠联璧合，均堪称传世名篇，使人感到回味无穷。
除了以上名家外，宋代还有两位作家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一位是女作家李清照，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叙述生平坎坷，行文绵密，极富真情实感。另一位是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写尽一腔悲愤，其中所流露出的拳拳爱国之情，千载之后仍动人心魄。由此形成第十二讲“李清照与文天祥：忧国伤时正气彰”的主要内容。
以上就是本书所精选精讲的20位唐宋散文名家名作。从魏徵、王绩、陈子昂、李白、王维、李华，到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皮日休；从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到李清照、文天祥。他们的作品独出机杼，脍炙人口，或引经据典发人深省，或慷慨激昂饱含衷情，从中可窥见唐宋散文的创作理路、作家本人的人生际遇和唐宋社会转型期的宏大时代变迁。
唐宋散文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历代传诵不衰。明清散文的发展受到了唐宋散文的直接影响，刘基在《卖柑者言》中借小贩之口，对世道人心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其中隐约可见柳宗元的寓言笔法。宋濂《秦士录》中的人物细节饱满，神采飞扬，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可谓一脉相承。《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下笔清秀简洁，又好似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至明代中期，“唐宋派”崛起于文坛，大力提倡学习唐宋散文。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文章共164卷。其中对每家又各附有解析性的说明。这个选本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成为千万读书人初学文章的门径，几百年来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说法也由此流行开来。清代古文名家辈出，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引领了一代风气。以姚鼐、刘大櫆、方苞为代表，他们写文章师法欧阳修和曾巩，要求立论鲜明，语言简洁顺畅。桐城派弟子甚多，其文学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写作逐渐流行起来，但唐宋散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典范，仍然对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达与文章书写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1]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进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54页。
[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第35页。
[3] 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卷六《释私论一首》，中华书局，2016，第402页。
[4]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第852页。
[5] 《文苑英华》卷六七九《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华书局，1966，第3502页。
[6] 《全唐文》卷五一八《补阙李君前集序》，中华书局，1983，第5261页。
[7] 葛晓音：《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6页。
[8] 康熙御选，徐乾学等辑注《御选古文渊鉴》卷三五《论佛骨表》，文渊阁四库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页。
[9]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