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西北模式”[19]

郇庆治 张沥元[20]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广义上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持续性探索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提升，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态环境治国理政方略，也是一个初步形成的特色鲜明而内容丰富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西北模式”包括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县、内蒙古库布齐和甘肃八步沙等典型案例，它们在地域层面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自身鲜明特点，贯彻践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大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的认知与研究视域。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北模式”；八步沙；右玉县；库布齐

党的十九大尤其是2018年5月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宣传与学理性阐发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重大主题。[21]这其中包含两个密切关联的重要方面，一是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意涵的进一步学理性阐释，二是对于这一思想的地方践行与贯彻落实的经验概括。对于前者，需要阐明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它究竟包含哪些主要层面和内容，又何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者，需要明确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产生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最后还要回归、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而贯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点，则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地切实推进全国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依此而言，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所涌现的包括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县、内蒙古库布齐和甘肃八步沙等在内的系列典型案例，或者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西北模式”，为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性阐释及其新进展

毫无疑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它的核心性理论意涵则非常明确。简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持续性探索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提升，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态环境治国理政方略，也是一个初步形成的特色鲜明而内容丰富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22]

从当前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意涵的权威性阐释主要有如下三个。一是依据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18日在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5.18讲话”[23]），概括出所谓“六个明确坚持”或“六观”的理论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随后又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如今被人们熟知的“八观”或“八个坚持”[24]）。二是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做的阐述，概括出“五位一体”或“五大体系”的理论体系，即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及其进路上的经济、社会、制度（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层面的有机整体（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并不完全对应）。三是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做的阐述，概括出“意义理念原则—阶段性目标—战略举措与任务”等的三层次理论体系，即通过“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建设美丽中国”等核心理念原则和贯彻实施“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努力实现分“三大阶段”所致力于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应该说，在上述三个维度下的概括阐释都具有充足的权威性与合理性，而且我们还可以结合学科特点与研究视角做出其他形式的归纳总结。比如，基于环境政治学视角，我们可以着重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如下三个层面：[25]一是理论层面，将其理解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弘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或生态文化理论的中国版本；二是制度层面，系统考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或制度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而不局限于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规定的“八大制度”；三是战略层面，重点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所确定的“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以及如何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全球性生态文明建设”等。

而从动态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如果把“生态文明建设”界定为宽泛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划分为如下五个大的阶段：毛泽东的“勤俭建国、厉行节约思想”及其贯彻落实、邓小平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思想”及其贯彻落实、江泽民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及其贯彻落实、胡锦涛的“两型社会建设思想”及其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贯彻落实。[26]可以看出，这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时间节点有两个。一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这之前虽然也已存在广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及其贯彻实施，但此后显然变得更加具体和系统化；二是2012年开启新时代前后：这之前更多是在狭义或部门化的生态环境管治意义上的，此后则更多是在“五位一体”的目标与路径综合意义上的。

大致说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开始正式被纳入党和国家（政府）的主导性绿色政治意识形态或政策议事日程（“治国理政方略”），而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后得以基本确立，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方面。笔者认为，促成党和政府发生这样一种重大战略转变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三个。[27]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演进。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粗放型或资源耗费型经济发展以及单向度的或经济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趋近结束，其负面效应已经日益凸显或无法回避。二是对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的认知与应对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日渐成为共识的是，从偶发性、局部性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到持久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难题，再到整个社会与世界的绿色发展转型探索，都要求我们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阶段性改变。三是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性总结提炼。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及其贯彻落实至少已经历了40多年的时间，这其中既有大量值得总结的创新经验，也有不少需要吸取的教训。完全可以说，如今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环境治国理政思想也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概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国家战略与实践，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如下四重意义上的重大变化：[28]一是在生态环境治理进路选择上，更加呈现为综合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过程（源头预防、过程减量与末端治理相结合）和区域整体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的协调联动机制）；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设定上，更加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和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三是在绿色发展战略取向上，更加重视“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这两个进路的共同引领与协同推进；四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宗旨上，更加明确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性特点，尤其是它与欧美国家主导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战略之间的异同。从广义上说，无论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还是“可持续发展”，都是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环境社会政治思潮或生态文化理论之一，而且，从形成时间或目前的国际影响来看，“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战略无疑是产生时间更早（1987年前后）、国际社会接受度也更高的话语政策，比如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是明确围绕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话语建构起来的，[29]而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6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也明确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意义：“放眼世界，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近、理念相通，都将造福全人类、惠及全世界”“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30]相比之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与战略，一方面吸纳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原则与战略要求，作为上述两个联合国文件的签字国和履约国，也会适时公布年度性进展与成果，另一方面彰显了我国至少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所逐渐实现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绿化过程及其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绿化过程与生态环境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对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时代继承与弘扬。

经过上述诸多努力，有理由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个得到较为系统与深入阐释的重要层面。[31]而就其主要理论意涵而言，我们可以做如下概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代表或呈现的，是对于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的一种“系统性解决方案”，或者说是一种基于“五位一体”的目标和进路的综合性认知与实践应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认知与新愿景，或者说是一种凸显为“红绿交融”特征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或生态主义；是关于中国方案或中国道路的绿色意涵或维度，或者说是一种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等努力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 生态文明建设的“西北模式”：以山西右玉县和甘肃八步沙为例

从实践层面来看，现实中我国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或进路，可以大致划分为如下两个类型：[32]“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绿色发展模式”。简要地说，前者以江苏、广东、山东这样的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它们拥有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和较强的经济财政实力，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和经济工艺技术管理革新来实现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及其能源技术支撑体系的生态化转型，从而在实质性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城乡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难题的同时，尽快满足广大市民群众迅速提高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生态公共产品需要；后者以福建、江西、贵州这样的中西部省份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它们拥有相对较为优厚的生态环境禀赋条件，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在确保区域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更加明智地开发利用行政辖区内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从而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兼得共赢，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成为“金山银山”。而值得高度关注、也特别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先后涌现了包括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县、内蒙古库布齐和甘肃八步沙等在内的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典型。尤其是，这些典型案例与上述两种模式都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不同，因而已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需要刮目相看的“西北模式”。

2018年10月12～15日，与山西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同仁一起，笔者对山西右玉县等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做了一个短暂的实地考察。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右玉人民在20多任县委书记的带领下，秉承“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的朴素而科学的信念，终将这块不足0.3%林木覆盖率的黄沙肆虐之地变成了如今林木覆盖率超过54%的塞上绿洲。这样一个新中国的“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绿色故事及其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无疑是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尤其在当前这个继往开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它也是一个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贯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典型实例。

概括地说，山西右玉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33]改革开放之前的沙化治理（“防沙固沙”）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到1997年前后的生态环境修复和特色林草业发展阶段、1997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发展以生态畜牧业为主的绿色经济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应该说，这其中所体现的既是一种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目标的阶段性变化，也是绿色发展主题或视野的阶段性变化，而且往往呈现为一种相互间的“叠加”而不是简单“替代”。

右玉县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的主要经验在于，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关系应对上牢牢把握了如下三点。一是“生态修复优先”，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如一日地将自然生态修复置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先地位，植树治沙、改善生态始终是第一要务，结果是，林木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到0.3%变为现在的超过54%、土地沙化面积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达76%到如今90%以上得到有效治理，从当年的“不毛之地”变为今日的“塞上绿洲”；二是“生态环境优先”，当经济发展需要与生态环境质量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生态环境，适时果断停止了绝大部分煤矿的开采；三是“绿色经济引领”，通过主动发展绿色产业比如特色林草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新型煤电能源等，来优化县域经济结构和发展取向与路径。

而右玉县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转型的成功，在笔者看来，主要得益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与区域战略布局调整。进入21世纪前后，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已经发展到一个生态环境问题挑战相当严峻、我们的经济实力也足以实质性解决这一难题的转折性阶段。这种变化意味着，对于像右玉县这样的西北边塞地区来说，它在国家总体和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需要更多地承担起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而国家也可以为此提供较为充足的财政支持。1997年开始实行的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及1999年全面推开的生态省市县建设，就是要发挥这方面的保障与推动作用。二是地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选择。右玉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及时选择了从多年来坚持不懈的沙化治理战略转向发展特色林草业、生态畜牧业、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并最终使右玉县成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键性国家战略实施中的领跑者。这其中的重要节点有：2016年，右玉县入选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7年，成为省政府决定设立的第一家省级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2017年，成为国家“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和生态文明示范市县之一。三是自然生态本身因素。尽管其间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但事实证明，就像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一样，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县的沙化土地，是可以逐渐得到治理和不断改善的。否则的话，现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34]正因为如此，目前所取得的这些成效才显得尤为珍贵。四是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的亲自关注。从2011年3月到2017年，他先后四次做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对于右玉县的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应该说，甘肃八步沙林场与山西右玉县的上述概括性叙述有着许多相似之处。2019年9月20～22日，利用参加由兰州大学和武威市委联合举办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与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精神”学术研讨会之机，笔者一行对古浪县等地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短暂的参观考察。在笔者看来，甘肃八步沙林场的最大亮点或特色，就在于“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集体所体现或代表的基于生态自觉的人民主体责任感或“新愚公精神”。当然，甘肃八步沙林场作为一个地域生态修复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案例，同样离不开包括积极的国家鼓励政策（比如“三北”防护林战略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比如各类政府扶持补偿和转移支付资金）、相对有利的自然生态条件（比如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脉所提供的丰富的地下水源）和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比如从承包小组到专业公司的多种经济体形态与生态移民安置社区）等一系列机会因素的协同支持。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古浪县在交通条件便利、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西靖镇集中兴建了“绿洲生态移民小城镇”。[35]这一举措不仅一次性地解决了全县生活在海拔2500米以上、完全干旱山区的6.24万居民的易地安置问题（其中58个村、3个乡整建制搬迁），从而革命性地改善和转变了搬迁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进入城镇社区生活）、生产方式（跨入现代农业生产经营阶段）和思想观念（主动趋向开放自信、奋发进取的现代观念），而且对于整个县域的脱贫攻坚、绿色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使全县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都得到重大改善，经济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三 “西北模式”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丰富与拓展

那么，应如何理解右玉县、八步沙、库布齐等这些西北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实例的示范或引领意义呢？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推进的突破口或进路选择来说，笔者所指称的狭义的“绿色发展”——相对于生态现代化而言——显然是一个更为基本的战略性方面或路径。对于它的主要意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四大体系”建设：绿色经济产品产业体系、绿色技术体系、绿色能源体系和绿色生活方式。[36]也就是说，就全国整体而言，构建“四大体系”是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主体性要求。而从右玉县等案例的具体情况来看，它们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本地生态环境修复与改善所带来的特色林草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等绿色经济业态的发展，以及相应的以煤炭为主能源体系、以矿产开采加工为主工业体系的逐渐升级转型。它们鲜活地表明，即便是像右玉县这样的西北边塞地区和传统的国家煤炭业与矿产开采业基地，也可以实施绿色发展取向的生态转型。虽然这其中肯定会遭遇绿色发展初期的经济效益难题和能源产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阵痛，但是会随着绿色经济发展效应的显现、国家和省市地方政府的多方扶持而得到逐渐缓解、克服。总之，右玉县等实例生动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句话，有了“绿水青山”，就不愁“金山银山”。

当然，像右玉县、八步沙这样的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例，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深化与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视域问题。[37]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概括右玉精神或八步沙精神及其理论文化意涵。比如，右玉县作为生态环境部2017年批准的第一批“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之一，其特殊性在于：其一是具有强烈的西北地域的特点，即生态环境修复（防沙固沙）是所有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前提，也就是首先要恢复或保持住“绿水青山”，然后才能谈得上将其转化为“金山银山”；其二是从内部动力机制来说，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历任地方干部与广大普通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前后20多任县委书记和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019年11月，基于十分近似的理由，甘肃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也被生态环境部批准为第三批“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之一。

具体而言，对于右玉精神或八步沙精神，目前有着颇为不同的概括方式，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本人所强调的右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八步沙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和“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精神。[38]而从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说，笔者认为，这些案例所彰显或弘扬的新时代精神也许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科学）认识与尊重自然规律，（持之以恒地）守护与建设美好家园。换言之，这些案例所彰显的是，实施与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前提，是拥有并珍惜自己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在它遭到人为破坏或损害的情况下就要坚持不懈地把它恢复好、保持好；尊重与顺应自然生态环境绝不意味着我们在生态环境面前毫无作为，相反，修复或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一个必须要做出持久性努力的方面。就此而言，对于广袤无际而生态贫瘠脆弱的西北地区来说，当地人民群众所发明的“两沙论”（“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39]其实是像“两山论”一样形象贴切、哲理深刻。

二是如何更深入认识“绿色发展”新理念或“两山论”。“绿色发展”概念的本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话语与生态环境保护（绿色）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实现的结合，也是后来的可持续发展话语的母体或前身。因而，绿色发展至少在我国的学术界早已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40]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党的十八大前后的“三个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和“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说法，它目前已经逐渐被纳入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政策体系，因而已不宜对其再做过于宽泛或泛化意义上的界定与阐释。而对它的最简明理解，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四大体系”建设：绿色经济产品产业体系、绿色技术体系、绿色能源体系和绿色生活方式。因而，在笔者看来，绿色发展既可以理解为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种大众性表述或俗称，也可以理解为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点任务或路径。而正是基于后者，笔者把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进路或模式概括为“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以及二者的某种形式混合或变体。相应的，包括右玉县、八步沙、库布齐等在内的地方典型案例，既是大致属于“绿色发展”进路或模式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案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完整意义上的（比如八步沙等地的绿色经济发展和大部分地区的绿色社会与文化建设），也可以被认为是有别于我们熟知的福建、江西、贵州等地着力于富足自然生态价值的经济实现的绿色发展典范性做法的“西北模式”。

从文辞本义上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即“两山论”，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从统一而不是对立的视角立场来看问题；从政策动态演进的角度来说，它体现了我国对自然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保持的战略（目标）重要性的日渐重视过程，特别是对“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机制的关注；[41]而从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系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当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简称或代称。[42]依此而言，贯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要大力与切实落实“两山论”，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加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而像右玉县、八步沙、库布齐这样的实践案例之所以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宣传，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还依然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现实中的这种差距当然是应该改变的，但也要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来认识对待，绝非只是一个观念和态度问题。概言之，一是理念认识层面上的原因，包括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社会精英在内，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中心主义思维确实还有一些影响；二是经济技术层面上的原因，“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在于逐渐创造出一种基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的生态经济，而这就离不开相应的新经济样态和技术支持；三是全（国际）社会配合或合力层面上的原因，任何一个地方的成功都离不开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区域）的多方面共同努力，比如著名的浙江安吉、甘肃陇南等地的实践探索。[4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县、内蒙古库布齐和甘肃八步沙等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既有许多共同之处，又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共同构成了我国西北地区贯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西北模式”，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研讨。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and the “Northwest Mode”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uan Qingzhi Zhang Liyuan

Abstract： If we broadly conceptualiz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as the systemic generaliz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as the gree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neral pla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of today's CPC，and as a distinctive environmental social-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syste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n，the “Northwest mode” cases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Saihanba in Hebei Province，Youyu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Kubuqi in Inner Mongolia and Babusha in Gansu Province，can to a large extent enrich and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s to Xin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Northwest Mode”；Babusha；Youyu County；Kubu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