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编

关于马列主义在福建传播的几个问题

王大同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福建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传入福建？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在福建传播马列主义？在传播中如何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斗争？马列主义在福建传播后起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马列主义传入福建的渠道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但是传入福建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迅速而又广泛地在全省传播。

马列主义在福建传播主要通过三个渠道。

其一，由福建一些到京、津、沪、杭、汉、穗等地学习或工作的先进青年在外地接受马列主义后，通过与家人、亲友、母校师生通信和寄回各种进步书刊而传播。1919年“北京的新潮流，已流到万山重复的龙岩来了”。[1]1920年，邓子恢在江西崇义“看了共产党宣言，感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行，这就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2]他开始在闽西加以传播。1922年，在北京学习的建瓯进步青年杨俊德，把高尔基的作品和《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书刊寄回闽北。在武昌大学求学的季永绥和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的徐履峻等人也陆续将《新青年》等刊物寄回闽北。在外地学习的进步青年还利用寒暑假回乡开展马列主义宣传活动。如1920年，在北京读书的福州进步青年郑天挺、郑振铎等人，发起并组织“福州旅京假期回闽社会服务团”，利用假期回闽创办新刊物等，宣传马列主义。徐履竣、季永绥等也常利用寒暑假回乡传播革命思想。这些在省外学习的进步青年学成后，陆续回闽宣传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在福建得到传播。

其二，由外省已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教员来闽讲学或任教加以传播。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在1921至1923年，就从革命思想活跃的江浙一带招聘进步教员来校任教。如刘平江任师范部主任、施敦临任史地教员、陈问涛任国文教员。他们在课堂上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讲解阶级斗争学说。施敦临向学生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析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联系中国实际，使学生明确中国只有进行革命才有出路。国文教员陈问涛以“劳工神圣”为题让学生作文，并引导学生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1922年，集美学校举行集会纪念“五一”节，徐文修在会上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蔡斗垣将《社会主义讨论集》《共产党宣言》《前锋》《阶级斗争》《向导》等马列主义书刊赠给集美学校图书馆。该图书馆“凡中外图书杂志，均力为购置，旧椠新梨，兼收并蓄”。[3]当时集美学校文理科教师学术水平都很高，他们表达能力强，教学方法得当，使学生容易理解和记忆。这样，学生就能腾出较多的时间在课外阅读革命书刊，使集美学校成为福建南部的“革命摇篮”。

其三，由本省一些接受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直接到上海购买或写信给党、团中央，要求寄来党刊、团刊和马列著作，并加以传播。如1921年省立二中学生陈任民到上海，就带回多种革命刊物和社会主义书籍。1923年，集美学校师范部学生李觉民写信给陈独秀请求指导，并“要求在集美学校设立马列主义书籍代销点”，陈独秀把他介绍给刘仁静和恽代英，“并寄给《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独秀演讲集》等进步书刊各数十份”。在几个月内，马列主义书籍的销售量很快由数十份增至数百份。李觉民也因此被聘为“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的通讯员”。[4]李觉民当时在给团中央的信上说：“自《向导》《中国青年》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在校内出现后，争相阅读者甚众，倾向马列主义的日渐增多，一些原来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当接触了马列主义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就摈弃了无政府主义，相信社会主义了。”[5]

二 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在福建传播马列主义

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和方法，在福建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一）组织进步社团，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

在闽西，革命青年认识到“研究主义贵在联络同志，谋实际行动”。[6]1921年春，邓子恢与陈少微、章独奇、林仙亭、曹菊如等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了“奇山书社”。该社“起而互相合作，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及于改造社会”。[7]参加者月捐款二角，用于购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新潮》《向导》等进步书刊，许多进步青年踊跃参加该社，很快发展到200多人。1923年春，在外地求学的胡其文、陈正、曾牧春等38位永定进步青年，利用寒假回乡成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晨钟社”。[8]1924年暑假，在集美学习的上杭进步青年蓝维仁、张楷等回上杭组织“新剧团”，进行革命宣传。罗大淮、丘天锦等则发起成立“上杭青年读书会”，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反对封建旧礼教、旧文化。他们每周集会一次，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马列主义书刊。[9]1925年春，阮山、赖秋实等进步青年也在永定成立“湖雷青年学友会”，学习马列主义。[10]

1922年10月，福州进步青年陈任民在上海入团后，按团中央指示回闽参加革命活动。他团结一批先进青年组织“民社”，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1923年夏，陈任民又在福州组织“福建工学社”。同年秋，他们又把“民社”改组为“民导社”，学习新思想，代售《先驱》《向导》等马列主义书刊。1925年1月，“民导社”与先前成立的“青年学社福建支社”合并，组成“福建青年社”，成员发展到80多人。该社以“研究社会科学、努力青年运动、促成国民革命为纲领”，决心“办成训练、研究马列主义的机关”，并“从中择单纯分子组——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1]同一时期，进步青年徐星者、苏建维等在福州成立“福建勉之学社”，成员30余人，他们共同学习马列主义，立志改造自己，改造社会。1925年10月，该社改名为“福建涤社”，决心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

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下，集美学校师范部贫苦学生李觉民、罗善培（即罗明）、罗扬才、刘端生等人，于1923年在厦门成立“星火社”，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扩大为“福建青年协进社”，广泛团结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成员有130余人，后来又发展到200多人。他们在闽西南20多个县，深入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较大贡献，受到团中央的表扬。1924年底，刚考入厦门大学预科的罗扬才等人又在厦门创办“闽南文化促进会”，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化。

1923年，在北京求学的杨峻德等发起并组织“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他们认为，“欲改造社会，非从文化宣传着手不可，而文化宣传又非那种换汤不换药的妥协态度所能成功，所以非彻底的破坏一番不可！”“欲创造新社会，绝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必须有大规模的组织，集中新势力，向认准的目标共同前进奋斗，方能有效！”并提出要在闽北地区以宣传新文化为手段，以“打倒一切恶势力”“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斗争纲领。[12]

1926年春，莆田籍共产党员陈国柱受党委派，从上海大夏大学回乡从事革命工作。他在莆田哲理中学组织“新读书社”，向知识青年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唤起青年们的觉悟，然后物色先进分子入党，开展革命斗争。

（二）创办进步刊物，传播马列主义

最早在福建出现的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刊物是1919年12月1日在漳州创办的《闽星》半周刊，它是由援闽粤军筹资创办的。其主要目的是迎合当时青年趋向新思潮的心理，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但是，该刊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对苏俄情况做些纯客观的介绍，有时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如《现代俄罗斯的研究》就连载10期，《俄罗斯宪法评译》也连载5期。该刊赞扬十月革命“灼灼的红光照耀着全个地球，汩汩的红潮分奔向五洲各处”，它“是世界的改造”[13]和“世界的现代思潮”[14]。该刊指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15]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私有制度打破，农民骤然得有广大的土地，自己耕作，自己收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不高兴劳动？”[16]该刊还驳斥了反动派对十月革命的诬蔑，指出：“波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决非‘过激党’，也非‘暴民党’”，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嫉妒和恐慌而强加给它的，“希企一般人民见了便发生一种恐惧心、排斥心”。[17]这些报道对于福建人民了解十月革命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该刊还揭露“资本家不动手不动脚将全部的利益收做自己的私产”，主张“劳动创造的东西应归劳工分配才合理”。[18]对“旧社会的根本罪恶要积极推翻，新社会的根本基础要从新奠定”。[19]

接着，漳州省立二师和八中学生自治会也在1920年6月1日创办《自治》半月刊，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对世界革命的影响，指出：“自从俄罗斯革命以来，一个血腥骷髅的世界受着那红灼灼的曙光照得大地通红了。”它满怀信心地高呼：“革命的事业不久便就要实现呵。”[20]该刊对闽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和消除无政府主义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奇山书社”成立后，经常召开讨论会和读书心得交流会。为了推动会员间的思想交流，在1922年将大家的读书心得印成《读书录》，发给会员。不久又出第2册，更名《同声》。1923年又改名《岩声》，扩充内容，增加新栏目，于1923年9月1日公开出版。《岩声》创刊的目的在于“揭露社会黑暗，报道群众斗争，推动革命思潮，宣传社会主义”。[21]该刊在闽、赣、粤、湘、鄂、豫、冀、皖、鲁、苏、浙、台12省35县市发行，还远销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它是全省创办时间最长、销售量最多、销售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主要内容如下。

（1）阐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邓子恢著文指出：剩余价值是“贫苦的致命伤”，是“富人向人群掠夺的证据物”。[22]他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通俗形象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2）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本质。指出：“神父牧师前面走，军舰兵队后面跟。”传教士无论是设医院，还是办学校，都是为了“收买中国人民的欢心”和搜集中国的情报。“中国贫弱，是被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它号召人民“立刻起来向帝国主义革命，反抗，奋斗”。[23]

（3）宣传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它深刻揭露了军阀、官僚、资本家、豪绅的不劳而获和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农民一年之间被赖世璌等大小军阀勒索去的预征粮款就有20多万元。该刊明确指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社会现状，才能得出贫富不均的真正原因。并深刻指出：“政权是统治阶级的武器，”“武力是夺取政权的条件。”“如果我们一齐觉悟起来，一齐武装起来，我们也很容易拿着政权。”[24]

（4）宣传社会主义理想。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平等。”“初生幼儿，有公育的地方；老人有养老院；病人有公共医院。”[25]

（5）主张妇女解放。通过揭露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束缚是妇女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和文化上愚昧无知的原因，提出解放妇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对妇女缠脚，提倡男女平等、女子也有受教育权。

（6）报道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和胜利入闽的消息。《岩声》第30期发表《为党军入闽告我岩父老兄弟》，第43期又刊登《军民联欢大会详记》，报道北伐军解放龙岩和举行军民大联欢的盛况。

1922年12月，陈任民和方尔灏等在福州创办《冲决》周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思想，痛斥军阀的反动统治。1923年夏，陈任民又在福州出版《工学报》，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福建青年社”成立后，出版了《福建青年》周刊，方尔灏任主编，该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思想，揭露“官僚、军阀暴横恣睢”的黑暗社会，指出辛亥革命“枉死了七十二烈士，空有了‘共和’二字”。[26]“福建涤社”则创办《涤之》周刊，鞭挞旧社会的黑暗，宣传新社会的曙光。

厦门“星火社”成立后，创办了《星火周报》，这是厦门地区第一份专门宣传马列主义的报刊，深受革命青年的欢迎，“每次出版，一出即尽”，其销售量比《中国青年》还多，“对同学的思想影响甚大”。[27]

1921年，杨俊德、葛越溪等人在北京筹办《建声》半月刊，每期印发一千份，多数寄回建瓯、闽北与闽南。该刊以政治评论为主，结合福建政治、经济状况，强烈抨击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揭露与鞭挞社会恶势力，宣扬新文化新思想。

1926年3月，在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读书的汀属进步学生谢秉琼、胡轶寰、吴炳若等人在广州创办《汀雷》，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地主豪绅的罪恶，以及社会的黑暗，“以期激起全汀民众，站上革命轨道”[28]，参加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在广州编印出版后，他们寄到汀属八县散发，也向省内外发行。该刊于1926年3月15日创刊，同年12月15日停刊，共出版9期。该刊对于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掌握斗争艺术，起了积极作用。

（三）开设平民学校或平民夜校，宣传马列主义

1925年7月，谢景德、林初元、谢宝萱等利用暑假回家乡龙岩适中举办第一期平民学校，第二年暑假又续办第二期平民学校，组织农民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宣传国民革命道理。1925年8月，进步青年廖昌泰、连炳文在龙岩城关陈家祠创办龙岩公学，免费招收城区青少年入学。1926年3月，在集美学校师范部学习的共产党员蓝维仁邀集同学蓝为龙等回上杭芦丰创办平民学校，免费招收劳苦大众的子女入学，既传授文化知识，也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斗争。与此同时，邓子恢和郭滴人在龙岩白土、张鼎丞在永定金砂也举办了平民夜校，对农民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此外，在永定，陈正和曾牧春等人创办下洋公学、赖秋实等创办下湖公学、熊一鸥创办上湖公学、简祥明等创办培风公学、赖连璋等创办西溪公学、卢肇西等创办东乡公学。当时永定全县共办起70余所夜校，学员有4000人左右。[29]1926年，厦门大学进步青年罗扬才、李松林、董云阁等也在厦门创办平民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

（四）成立专门销售进步书刊的新书局或书店

1919年底，在漳州成立了“新闽学书局”，“专售最近出版的《新青年》、《星期评论》等书报”。[30]1925年7月，福州革命青年翁良毓、陈任民等创办“福州书店”，销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向导》《中国青年》等马列主义书刊。后来在福州仓山对湖新开设的“浪花书店”也大量销售《新青年》等马列主义书刊和李大钊、鲁迅等革命先驱的著作。1926年11月，来自台湾的唐生夫妇在泉州小泉涧巷口创办“泉州书店”，出售《共产党宣言》《向导》《资本论》《新青年》《政治周刊》《第三国际》《辩证唯物论入门》《中国五年来之共产党》《福建新农民》《福建青年》等马列主义书刊，“顾客盈门，生意兴隆”。[31]

三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福建的斗争情况

马克思主义在福建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豪绅阶级，对马列主义在福建的传播非常害怕。他们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邮政、新闻出版机构进行严密检查，没收各地邮寄入闽的进步书刊，禁止新闻单位报道革命团体的活动消息和宣传马列主义，不准出版单位翻印、出版马列主义书刊；另一方面又派遣暗探、爪牙四处侦察监视革命师生的活动，并想方设法进行破坏。革命青年采用各种灵活巧妙的方法与之做斗争。他们用反动政府公开出版物的封面或非政治色彩的封面等伪装，躲过敌人检查；采用易地编印出版的办法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如《岩声》在厦门印刷，《汀雷》在广州编印出版。泉州进步青年吴堃、谢德南、黄子铨等组织“更俗剧社”“明新剧社”，公演现代话剧，揭露军阀压迫人民、造成社会黑暗的罪行，泉州地区军阀头目孔昭同惊恐万状，授意劣绅在北鼓楼设立“群治会”，侦察和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但根本无法阻止泉州地区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1923年2月21日，泉州律师公会致电上海律师公会，抗议湖北督军萧耀南枪杀无辜工人、非法逮捕施洋律师并加以杀害的罪行。福州军务督办周荫人对福州地区由于马列主义的宣传而日益高涨的革命活动极为恐惧与仇视，公然下令要求各地军警当局“严禁共产宣传”[32]，并于1925年12月22日逮捕福州学联理事长、社青团福州地委组织委员、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会长翁良毓。第二天又查封了“福州书店”。1926年9月残酷地杀害了翁良毓同志。福州晚清举人郑心驷等封建余孽则以“讲学”为名，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攻击马列主义，反对新文化。

然而从五四运动到20年代初期，马列主义在福建已形成一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绝不是反动派诋毁、镇压所能禁绝。相反，越是禁止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去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因此，反动派又扶植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抵制马列主义的影响。这样，马列主义与各种反马列主义思潮在福建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了阻止马列主义的传播，胡适等人联合邀请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中国后，在华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到过包括福建在内的11个省，做了五大演讲，大肆宣传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教育万能论，反对五四运动。他在福建做了几次演讲，特别注重宣传教育万能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胡适就是根据杜威这些谬论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研究系”政客张东荪等人，盗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反对社会主义之实。他们虚伪地宣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又说什么中国产业落后，工人太少，又不觉悟，所以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先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还提出“劳资协调”的社会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革命。

为了消除杜威、胡适和张东荪散布的思想的影响，福建进步青年创办革命刊物，引用马列主义学说指出：要观察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现象，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才看得清楚，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如《岩声》有许多文章是宣传阶级斗争观点的。它还用大量阶级压迫的事实教育人们奋起斗争。

福建早期共产主义者还著文批判侈谈“社会改良”“文化革新”而背离革命的谬论，指出“学生实负有改造政治的责任和使命”。[33]他们批判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指出国家主义是“18世纪时候，便引起法国各国人民的厌恶，觉得它是牺牲人权的毒物”。现在“时代进化到此地步，国家主义决没有存在的可能了”。[34]

在马列主义传入福建的同时，无政府主义也混迹于新思潮中传入福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以世界为范围，没有国家，没有强弱，没有人种的区别，大家实行互助起来去谋求人类平等的幸福”。[35]提倡不要政府，不要法律，极端自由，绝对平均，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纪律、制度，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造成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国衰民穷，使人们对政府产生厌恶感，所以用急进、极左面目出现的无政府主义颇能迷惑一些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青年。福建早期共产主义者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指出由于统治阶级掌握暴力工具，并使用暴力，劳动阶级只有用暴力才能打败统治阶级的暴力，求得人民的自由与幸福。随着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无政府主义思潮日益衰退，马列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福建早期共产主义者反对各种反马列主义思潮斗争的胜利，证明马列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在福建的兴起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所以斗争始终激烈地进行着。正是这种不断的斗争使得马列主义日益深入人心，马列主义者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四 马列主义在福建传播后所起的作用

福建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播撒马列主义真理种子，促使福建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在福建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是为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福建的传播、各个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各种革命刊物的创办，在全省形成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这就为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一批接受马列主义、了解福建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投身革命运动的干部队伍的形成，为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同时，各个革命团体的建立和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为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迫切要求入党，一些在京、沪等地学习或工作的先进分子在那里入党后，被委派回闽从事建团建党工作，有些地区则由党、团中央直接派人来建党建团。他们先在各个革命团体内部物色那些经过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团，经过进一步考察和培养，再把其中的优秀分子输送入党。如1925年3月，团中央派马念一到福州帮助建团就是先从“福建青年社”物色方尔灏、翁良毓等10位先进青年入团，经过为期一年的考验，到1926年4月才正式成立中共福州特委。1925年6月，团广东区委派党员蓝裕业到厦门与李觉民从“福建青年协进社”吸收罗扬才等7人入团。1926年3月，中共广东区委派罗明来厦整顿党团组织。4月成立中共厦门干事会。1927年1月在漳州成立中共闽南特委。1927年底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统一领导福建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二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立场坚定，策略灵活，善于联系群众、率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的领导干部。他们通过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探讨了中国特别是福建革命的实际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并领导福建人民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进一步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成为觉悟高、能力强、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领袖人物。如方尔灏、翁良毓、罗扬才、杨世宁、郭滴人、朱积垒、林心尧、王占春等，都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有影响力的群众领袖。为了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为了福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他们或者在刑场上英勇就义，或者在和敌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又如邓子恢、张鼎丞等则成为杰出的马列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福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立下不朽的功勋，成为深受全省和全国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

三是有效地促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沉睡中觉醒，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斗争勇气倍增，为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准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近百年来，福建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饱尝封建主义压榨之苦，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把他们从沉睡中震醒，使他们认清穷根，找到苦源。为了救国救民救自己，他们积极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是配合北伐军入闽，掀起工农运动高潮，给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豪绅以沉重的打击。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省，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转入农村，坚持革命斗争，除官僚、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当时，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及全省61个县境，2398个乡，21565个村，71万户，约300万人口的地区。[36]“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有二千多个革命基点村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在闽西根据地还有13万农民一直保留土地革命的果实。”[37]广大群众积极支援革命，“革命需要什么，他们就支援什么，要人有人，要粮有粮”。[38]福、厦、漳、泉等城市则成为全省白区斗争的主要据点，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一切充分说明，福建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到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使福建成为老革命根据地，并荣获红旗不倒的赞誉。

本文原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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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仙亭：《十年读书》，《岩声》1924年11月1日。

[2] 邓子恢：《崇义初期革命斗争的回忆》，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苏区风云录》，未出版，1991，第10～15页。

[3] 《集美学校周刊》1922年11月18日。

[4] 胡大新：《李觉民：福建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闽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1期。

[5] 李觉民：《关于厦门集美学校马列主义传播情况给钟兄的信》，1923年11月24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1981，第18～19页。

[6] 李觉民：《关于厦门集美学校马列主义传播情况给钟兄的信》，1923年11月24日。

[7] 张觉觉：《本报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岩声》1923年9月1日。

[8] 中共永定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永定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18、20、21页。

[9] 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11～12页。

[10] 中共永定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永定人民革命史》，第18、20、21页。

[11] 《陈聚奎给恽代英的信——福州团员及工作情况》，1925年3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甲，未出版，1983，第26～27页。

[12] 《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宣言》，载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办编《建瓯党史资料》第3期，内部资料，1986。

[13] 《红潮滚过大西洋了》，《闽星》1920年1月26日。

[14] 金云：《强权的斗争终局阶级的斗争开始了》，《闽星》1919年12月15日。

[15] 金云：《强权的斗争终局阶级的斗争开始了》，《闽星》1919年12月15日。

[16] 《红年大熟》，《闽星》1920年1月5日，第2页。

[17] 《现代俄罗斯的研究（十）》，《闽星》1920年1月26日。

[18] 《国际劳工运动论》，《闽星》1919年12月4日。

[19] 《劳资会议是什么东西？》，《闽星》1920年1月5日。

[20] 林松荣：《我的宣传主义的主张》，《自治》1920年6月1日。

[21] 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3页。

[22] 邓子恢：《恐怖的生活》，《岩声》1924年4月1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第30～32页。

[23] 谢国鑫：《我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岩声》1925年8月1日。

[24] 邓子恢：《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岩声》1926年2月1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第45～47页。

[25] 林仙亭：《与农人谈话》，《岩声》1924年3月1日。

[26] 方尔灏：《十二年的国庆》，载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福建省民政厅编《福建革命烈士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第45页。

[27] 李觉民：《关于厦门集美学校马列主义传播情况给钟兄的信》，1923年11月24日。

[28] 《汀雷》1926年3月15日。

[29] 中共永定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永定人民革命史》，第18、20、21页。

[30] 《民国日报》1919年12月15日。

[31] 陈盛明：《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杂忆》，《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

[32] 《申报》1925年10月1日。

[33] 陈霖：《学生不应该谈政治吗？》，《汀雷》第7、8期合刊，原件未标明时间。

[34] 《社会进化与国家主义之必然摧毁》，《汀雷》1926年3月15日。

[35] 《什么叫做新思潮》，《闽星》1919年12月8日。

[36]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革命史画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建革命史画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211～218页。

[37]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革命史画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建革命史画集》，第211～218页。

[38]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革命史画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建革命史画集》，第211～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