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学性

从文学体裁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分类主要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而在当代语境下谈论文学性基本上等同于谈论小说——尽管诗歌有时还在努力保持它古老的尊严。在传统语境里，谈论文学基本上就是谈论诗歌，这一点中西概莫例外。《诗经》、《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本质上都是一种诗的表达形式；汉语文学中没有史诗这一类的作品，可能是这种文字文化执着于日常生活，有自己独特的抒情言志特征。西方文学脉络里，史诗、记叙诗、抒情诗也有着非常明确的演进——不过请注意，一定不要把它们理解为单纯的替代或进化关系，某一文类或风格的衰落并不影响它自身的因素进入到后来的作品中。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概念。

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在他那本充满灵气以及思辨张力的《小说理论》（1916）里，就将史诗与小说对立并举，探讨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化。史诗的世界完整而封闭，意义自足；小说则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分离，永远要去寻获意义，在这样一种寻获的过程中，个体探索外部世界和发现内在自我成为一种一体两面的呈现形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也有类似的看法，《讲故事的人》（1936）一文围绕19世纪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1831—1895）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但它最核心、影响最深远的论点是现代初期，长篇小说的兴起与讲故事这一古老技艺的衰微昭示了现代性的转变。文学领域中故事让位于小说，恰好对应着人类生活中经验被信息覆盖。现代性生活的基本特征意味着我们交流经验的贬值，这是本雅明一直探究的问题。

我们常说现在人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好像去哪里都很容易，但去哪里也没什么特别；信息爆炸，过量的信息让人眼花缭乱；理论上我们现代人拥有无穷的可能，可太多的选择也让人茫然不知所措，况且每天的生活都很重复单调。大家平时都离不开手机和网络，刺激你不停刷手机的不是你能从中得到什么确定的东西，而是无法停止的追求新信息、新鲜事的冲动——至于那些新东西是什么其实根本不重要。这正反映了我们无法将外在纷纷扰扰的信息、印象转化成我们内在的生命经验，故而其无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小说的兴起以及它在文学中占据主宰位置，与现代经验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小说取代故事，不是说文学不再讲故事，而是形成故事的叙事发生了改变：叙事不再是一种辅助行为，而是自己成了一个由无所指的语言符号构成的世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在论及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对现代小说的贡献时，提供过一个更为通俗易懂的讲法来说明小说取代故事的意义：堂吉诃德的世界充满了矛盾与模糊，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比如故事的教诲或寓言哲理，而是一堆相对的、彼此对立的真理。故事的世界是人可以把握的，而小说的世界则把握不了。小说可以被看作人在无限大的世界里旅行，他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自由进入或退出——交由读者来阐释所谓的意义或无意义。

另一方面，小说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有着紧密联系。读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想象的共同体》（1983）一书的同学对此都深有体会。在19世纪，一个有限的、主权共同体这样一种形象或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多半要归功于群体成员共同阅读同一份报纸、同一部小说。在中国，我们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一代文学，本来的宗旨就是在普及白话文的基础上推广小说和新诗——无疑前者占绝大比重，继而改变人心、发动革命，使中国走上现代民族国家之路。

梁启超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是从国家和国民建设的角度推崇小说的重要性，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所有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人的意志之革新，都要以小说为前提。在他看来，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还用了“熏浸刺提”这四个很特别的动词来描述小说对人内心的影响与感召。胡适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中国当有今日之文学”。这透露出一些进化论的色彩，但文学之新和国家之新同样也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仔细看一下他所提的那八项建议，本质上都是为了推动文学的通俗化，而与此最适宜的文体就是小说。

有同学问，为什么梁、胡等人推动现代国家变革的策略是把小说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强调小说、散文和戏剧？我个人觉得，白话文推广、新文学改良的着眼点都是在通俗这一方面，而相比于其他文类，小说更为通俗。通俗意味着什么？通俗意味着它的受众面更广，意味着它能影响更多的人。尤其是在视觉文化、电影这类新媒介兴起之前，小说就是最普遍的大众娱乐方式。所以请注意，诗歌可以被供奉在神坛之上，但小说不能，且无必要；因为无论多么伟大的小说都有娱乐性的一面，或多少带点俗气——即使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

梁启超、胡适等人敏锐地捕捉到小说的通俗力量，继而想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置于娱乐大众的功用之上。你没法用行政立法、批评教育的手段来改变人心。你直接去跟人家讲，作为一个新国民，你应该如何如何；大不了强迫他/她背下来且不敢违反这些规定。但人家真的能听进去、做得到，从心里遵从这些吗？讲道理谁都会，难的是如何做到。可是一部动人的小说完全可能改变他/她的观念，进而使他/她自觉地按照某种理想或原则去行动。所以小说就有一种潜移默化、影响人心的力量。当然如果你目的性太强、说教意味太明显，就永远写不出一部好小说。小说的娱乐性，至少是阅读快感，取决于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所以最终还是落脚到它的叙事性上。

到这里为止，我想不少同学已经看明白了我的推导过程。在现代语境中，我们谈论所谓的文学性，几乎可以等同于小说的叙事性。叙事性意味着我们不只在期待故事，还在期待人们如何讲故事。叙事的视角、叙事的手法、叙事的结构影响着故事如何被讲述。小说的叙事性扩张到小说以外的范畴，这也使我们总是以一种读小说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论是我们周遭的机遇还是什么国家大事。大多数人对平铺直叙、欠缺情节的东西，感受不到所谓的文学性，可能有些小圈子群体会将其视为一种反文学的文学性。现在网络上很多热点事件之所以吸引你，就是让你想看到充满戏剧张力的发展，所谓“博眼球”“等反转”其实就是世界小说化了，或说我们被小说给惯坏了——叙事的内容让位给了叙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