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运河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邹逸麟[1]
【摘要】 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其延伸路线之长，维持时间之久，工程之艰巨，为世界之最，在维护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运河；中华文明；大一统国家
人们常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然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
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就运河延伸路线之长，维持时间之久，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在世界上则是独一无二的。
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当时的运河已经沟通了黄、淮、江、钱塘、珠五大水系。公元3世纪的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代，当时北抵北京、西达西安、南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也计算在内，则又要加上120余公里，无疑为世界之最。
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秦始皇时代开凿的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至今仍有航运、灌溉之利。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最早形成于秦代，更是当今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水运航路。形成于13世纪的山东运河，在今天济宁以南的鲁南运河段，仍然担负着苏、鲁之间重要水运任务。历史上人工运河的航运功能维持如此之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中山东运河段沿途山峦起伏，全长约300公里。因地处山东地垒西缘，运河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沿运需要分段建闸节水，才能通流，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河，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是世界上任何一条运河所无法比拟的，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如此宏大规模和悠久历史的运河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这一系列运河的开凿，曾经为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同时客观上也为古老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历史上运河对中华文明发展之贡献，大体可从下列两个方面而言。
一 对多民族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贡献
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民族众多，各以农耕、畜牧、游猎采集经济为生，各有其活动、生存的地域，区域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对于有如此强烈的自然和人文地区差异的国家，如果春秋战国时代分裂的局面长期延续下去，最后没能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那么世界唯一能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不可能产生和巩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各国间战争频繁，互相攻伐，而又互相交往。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为了弥补我国北方大部分天然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主要为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为什么我国运河最早出现在河淮之间，如春秋时代楚国的扬水、吴国的邗沟以及战国时代魏国沟通河、淮的鸿沟运河？因为这里是我国南北经济和文化的过渡地区，由此反映人们很早就有沟通南北的需求和意图。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政策，为统一帝国的巩固打下了基础。此后，两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除了明初的二十几年外，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当时王朝的国防边境又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南缘。唐代中叶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中期安史乱后，直至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都需用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而漕运最理想的运送方法是水运，因此，开凿人工运河和维护其正常运行，成为历代王朝最关注的水利工程。
即便是在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性运河的开凿仍然十分发达。三国曹魏开凿的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将运河延伸到河北平原的最北端。原因是分裂时期，区域各国间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并未停止，有时短期的、突发性的交往反而更加频繁。同时南北各分裂政权，都有统一南北的强烈欲望，如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北朝的苻坚，东晋的刘裕，南宋的岳飞，皆因时机不成熟，或条件不够，未能成事。由此可见，统一是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所以分裂时出现运河的选线更为便捷的现象，即是为后一时期大一统王朝奠定后全国性统一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借鉴。
居住在历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勋戚、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形成的庞大消费群体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必须通过漕运从全国富庶的各地攫取而来，水运是最廉价运输方式，而运河则是为此服务最好的工具。与此同时，“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发挥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动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封建朝廷控制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成市区的繁要、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2]。由此可见，运河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里，已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巩固、维护统一帝国的作用。因此，运河的修建，并非汉族为中心王朝的专利，也不受传统交通所谓“南船北马”的理念的影响。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就是女真族定都中都（今北京）时修凿金口河的延续。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开创的。
秦朝在鸿沟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敖山建立了国家级的粮仓——敖仓，从而保障了新建的统一王朝的物资供应。西汉文景之治，“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无疑是多年来通过运河将漕粮运至京师的结果。武帝元封年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3]。由于运河功能的充分发挥，大大增强了汉朝的国力。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南通西南夷，东至沧海之郡。对外征伐的军秣所需均由运河输送。此外，北逐匈奴开拓北疆后，在河套地置朔方郡及其南新秦中地区，迁人口70余万，固守边防，衣食皆仰给县官（指朝廷）。[4]由此可知，当时中央朝廷所有的财政支出，包括国防军事费用以及保卫边疆的戍守的边民衣食皆仰给于漕运，运河对于汉王朝统治之巩固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运河的转输，这个我国历史上大汉统一王朝的所谓丰功伟绩是难以实现的。
隋朝通南北大运河，重建大一统的帝国。隋炀帝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王朝与分离了三个世纪的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征伐高丽的需要，保卫北方的边陲。南北大运河对隋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但“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5]。天宝末，安史乱起，州县多为藩镇割据，贡赋不入朝廷，中央府库耗竭，朝廷粮食发生极端的恐慌。贞元初，关中“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6]。贞元二年（786）久阻的汴河一时畅通，江淮3万斛米运至陕县（今县西南），唐德宗在长安闻知后，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7]汴河的通塞对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情景，从德宗父子溢于言表的赤裸表现而暴露无遗。唐末黄巢起义平后，全国各地均为军阀所据，“皆自擅兵赋……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8]。王夫之说：安史乱后，“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根本也”[9]。盖指运河延长了唐朝的生命。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0]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11]虽然对运河的功过评价不一，但认为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
北宋定都开封，实与运河有关。按理，开封并不是理想的定都所在。这里位于黄河下游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恃。但是它有发达的水运条件，史云“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12]。当时的东京城是全国水运的枢纽中心。而宋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祸，推行“强干弱枝”之策，在首都开封驻扎了数十万禁军，以守卫京师。所谓“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其中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13]。所以熙宁年间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14]由此可见，北宋政权建都汴京，很大程度是依靠了以汴河为主的运河水系保证了首都的安全。
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恢复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是明代大臣论及漕运问题的奏章里最普遍、常见的用语。刘天和《问水集》卷五《治河功成举劾疏》：“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当时燕京“九重之供亿，六军之储需，咸取急焉。所赖以灌输者河道也”[15]。每年漕运之京师“岁江南四百万之粮，以给官军数十万之用，上有关于国计，下有系于民生”[16]。此非仅指朝廷而已，而是京师亿万民众生活所需皆出于运河。所谓“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17]。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18]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朝廷官吏实行汉满双轨制，故机构庞大，京师附近十多万的八旗驻军及其数十万不劳而食的家属均由朝廷供养米粮，故其需求远超过其他朝代。[19]漕粮的另一支付，是全国各地驻防军饷。
清代前期沿明之旧，每年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征收钱粮和白银，运贮北京通州各仓，以供皇室食用和王公官员俸禄及八旗兵丁口粮。清人张伯行说：“我国家岁漕东南数百石，以实京师，所藉者，会通河一线之水耳。”[20]所谓“东南岁漕四百万石转输天廋，关系军国第一大事”[21]。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途经白河，“这一天里，我们从许多运粮去北京的帆船旁经过，其数量之多，运输量之大，与以前使团的作家们所做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些帆船排列的方式和顺序，其情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沿着河岸整齐地排成一排停泊在那里，我们溯流而上时，迎面看到的是它们那高大、装饰讲究的方形船尾”[22]。19世纪的西方人可能只是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帆船的数量和运输量。他们不了解，这一成排帆船，实际是清王朝的生命线。对清王朝的巩固和维护，厥功至伟。
综观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并能延续两三千年，没有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二 对中华文明内涵吸纳、包容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大凡一种文明要具有长久不衰、连绵延续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融合、吸纳各种文明的胸襟和能力。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的政治实体，她须要有两种融合和吸纳：一是对域内各区域不同文明的融合，一是对域外文明的吸纳和交流。
第一，秦汉以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措施，是通过行政手段达到的，但民间的生活习俗，如饮食、服饰、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却不可能完全通过行政手段融合。故秦汉以来，我国文明南北差异还是很大的。有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的特点。要消除这种差异，主要通过人口迁徙、商品流通和文化的交流，而运河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以来，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已具相当规模。西汉时代商业贸易最易致富，谚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3]此类商品的流通，大多借助于运河。当时重要的商业都会，如洛阳、临淄、定陶、睢阳、彭城、江陵、吴、寿春、宛、番禺等，皆在运河沿线，可以为证。
从西晋末到北宋末八百年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迁，北方人的饮食起居、生活习俗、行为观念也随之进入南方社会，影响了南方社会中经济、文化方面的北方因素；同时诱发了北方社会对南方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强烈渴求。故一旦南北统一王朝的建立，南北文化和物资的交流便成为社会各阶层强烈需求。运河的开凿和南北大运河水系的形成，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隋唐南北大运河的修凿，为各地区之间物资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便利。“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里万艘，交贸往返，昧旦永日。”[24]唐代天宝元年（742）在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筑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从东京、商丘等地取南方来的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每只船都表上南方各地的署牌，并陈列该地土特产品。如在表为广陵郡（扬州）船上堆满了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镇江）船上，堆满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船上，陈列的是官缎绫绣；会稽郡（绍兴）船上，即陈列的是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州）船上，陈列的是南海特产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南昌）船上，则是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椀；宣城郡（宣城）船上，是当地特产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桂林）船上，有蕉葛、蚺蛇胆、翡翠等奇珍。各船中皆载有米，吴郡（苏州）是三破糯米、方文绫。这样表有各地署牌的船只，地域包括了南方数十郡。驾船人皆戴大笠子，穿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陕县尉崔成甫又作歌词十首，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头号唱之，以助兴，和者有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这些船只循序渐进，在望春楼下、广运潭上，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没有见过南方的航船樯竿，人人骇视。[25]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首都兴办的全国物资展览会，展出当然是当时各地的贡品。一个偏隅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城市，居然能通过运河展示了南方各地的土特产，让京城长安人民大开眼界。这一举措显示了唐王朝为了炫耀富有四海的心态，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些文字中领略到当时的盛景，不能不惊叹南北大运河在发展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何等重大的作用！从此“八方通货溢河渠”[26]。疏阔了三百多年的身居北方的南方人又开始能够享受到南方的佳味。汴州（今开封）贵族、官僚尝到了“陆珍熊掌烂，海味蟹螯咸”[27]。
最典型的南北文化交流，要算南方的茶叶北销及饮茶之风在北方社会兴盛，成为唐代北方士大夫间最流行的习俗，所谓当时“风俗贵茶”[28]。唐人封演说：茶“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兴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29]。大量南方的茶自汴河运来，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0]。
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各地商品借运河之便流通于各地，较唐代更为发达。开封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又集中了当时社会上高层的消费人群。因此这个城市的物资供应最能反映当时南北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开封周围的漕运四渠，不仅运送漕粮入京师，“又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水运入京师。……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运至荆南，自荆南改装舟船，遣纲送京师”[31]。周邦彦《汴都赋》记集中于开封的全国各地商品：“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谷、丝、棉、布、缕、鲐……”《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运河上的繁荣。宋代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与运河的畅通，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水运发达，开封城内市民只要有钱，也能吃到江浙的大米（粳稻）。[32]不仅如此，在首都开封，普通人也能吃到从运河运来的南方海鲜。欧阳修《京师初食车螯》：“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东南限淮海，邈不通夷华。于是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舳，陆输功盈车。溪潜细毛发，海怪雄须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此蛤今始至，其来何晚邪。螯蛾闻二名（车螯一名车蛾），久见南人夸。璀粲壳如玉，斑斓点生花。含浆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后，争先屡成哗。但喜美无厌，岂思来甚遐。多惭海上翁，辛苦斫泥沙。”[33]水产品中最普通的当然是鱼，原是北方人餐桌上稀见之物，但在北宋开封因黄运水运之便，市场鲜鱼十分便宜。《东京梦华录》卷四《鱼行》：“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因此，每一时代为谋求利润的行商，必定会携带商品希望通过运河到达当时可以到达的最远处，从而使运河带动了水运发展作用的最大化。尤其隋唐以后大运河格局的定型，遂使海、河、淮、江、钱塘诸水系及其沟通的各天然河流，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全国性水运交通网。由于水运的成本低廉，于是借助运河水系的便利，除了朝廷最关注的漕运外，附于漕运的各种物资以及商贾以营利为目的各地物资交流大大加强，东西南北商品的流通，实际含带着各地文化的交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城民阶层的出现，对商品需求空前增加，这种形成规模的商品交流促进了宋朝全国商品市场得以形成。[34]以商业贸易为驱动的民间日常商品的贸易流通，则对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影响较大。
明清时代的我国南北地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来华，曾从杭州由运河直抵通州，一路上对运河沿线南北城市的风情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第宅质地、饮食起居、衣帽服饰、文化程度、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从事程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利水资源的运用等，均做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一幅明代中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貌画卷跃然而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记述了运河南北各城镇物资的交流。[35]
明清时期通过大运河而达到南北交流的物资，主要指政府规定运军随漕船所带的土宜。明清两代都规定漕运军卒随漕船北上时，可以随船搭载一定数量“土宜”，沿途贩卖，“免其抽税”。这种土宜的数额曾不断地增加。明万历时增至60石；在清代，从康熙时60石，道光时增至每船土宜180石。[36]道光年间漕船以6326艘计，共有免税土宜1138680石。[37]据清杨锡绂《漕运则例纂》记载，土宜品类繁多，大致有农产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各种食品、纸张、竹木藤器、各种杂货、铁铜器、药材等11类，数百种。此外，有窑货、扫把、木岸、竹子、杉篙、木头等物，“俱不算货”，即可任意携带而不纳税。[38]这些商品或沿途出售，或运至北方售卖，活跃了运河沿线经济的流通，并通过运河沿线各城市各条水路或陆路，如同血管一样输到北方各地。漕船至京师卸粮后，回空船所载各类货物。回空船所载商货主要是北方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如梨、枣、核桃、瓜子、柿饼、豆、麦、棉花、烟草等。手工业品较少，携带数量，每船60石免税，仍按漕船6326计，共有免税商品379560石。在规定数量外应纳税，每石税银4分。回空船所纳税很低，每100石才收税银4两，当时所带货物一定不少。[39]大量南北商品在沿运河城市间流通，于是运河沿线出现了大批商业贸易城市，从天津南下，有德州、临清、济宁、聊城、徐州、淮阴、扬州，过江以后从镇江、常州、苏州、嘉兴至杭州，一路繁华。而这些城市由于商机繁盛，聚居了大量外来人口，大大促进了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至于随着沿运人口的流动，沿运各地的区域人群、宗教信仰、饮食起居、语言习俗、地方戏曲等在运河沿线的流布，则成必然之事。比较典型的像天津这样一个原先只是一个军事据点，由于地处大运河的枢纽，运河上南来北往的人员众多，在天津附近能听到的是南腔北调。明代在天津独流镇、杨柳青、直沽口等的运河上能听到“吴歌”“楚歌”“闽语”“南腔”。在清代天津城内有广东、福建、宁波等人移居，成为“五方杂处”之区。[40]近代以来，天津成为北方曲艺中心，无疑是因为北方诸地劳动力都集中在天津码头之故。还有运河供奉的金龙大王神，为北方河道之神。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谓：“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永乐中，凿会通河，舟楫过河，祷无不应。于是建祠洪上。”运河沿线各地无不供金龙大王庙。可见大运河在沿线文化交流和传布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的融合，无疑会加强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第二，中外文明的沟通、融合的作用。中华大地最早接触域外文明，大体上可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西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大，最后已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如今我们所谓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皆包含其中。今日汉语中许多词汇，不少来自佛教经典。
魏晋时期是西域文明传入中华的鼎盛时期。北魏晚期洛阳城内，“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矣”。唐代胡商大率麇集于广州。从广州通向中原，至江苏后则集于扬州，因此扬州为胡商集中之地。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长安。大批西域人寓居长安，遂多娶妻生子，数代而后，华化愈盛，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长安成为一国际性都会，西域的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等传入中华，长安汉人胡服、胡食者不少，西域文明皆融入中华文明之中。[41]日本僧园仁于唐开成三年（838）来华，从长江口入境至扬州，只见“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舡，小船等不可胜计”。都是等待从扬州北运。此后，园仁从扬州走江淮运河，经高邮、宝应至楚州，从楚州出淮走海路，经海州至登州上岸，经河北至五台山礼拜。又经山西至长安。大中元年（847）返回，就从长安经潼关，又经郑州走汴河至楚州出海，最后经新罗回国。历时九年七个月。[42]途经当时唐朝的主要运河汴河和江淮运河，对沿途唐代城乡地方行政制度，国内交通状况路线和设施，都有明显记载，这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宛如一串连线的珍珠，光彩夺目。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后，往往通过运河，转入全国各地。13世纪下半叶，正当中国元朝时，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华，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中国各大城市，当他到达了今天的北京城当时的大都时，惊叹这个城市人口的众多和繁荣，“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个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指中国）各省和帝国其他各省，凡有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这里，供应那些被这个国家吸引，而在朝廷附近居住的大批群众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第111页）。他可能没到过当时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今什刹海），那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不知道这些主要商品是从运河运来的。以后他沿着京杭大运河南下，经过了临清城，看到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他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方便”。到了东平州，“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第162页）。再南下，到了淮安，更是惊叹“过境的船舶舟楫，穿梭般地川流不息。淮安府是大批商品的集散地，通过大河将货物运销各地”（第167页）。以后一路上经过扬州、镇江、常州，惊叹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富有。到了苏州，更盛赞其“漂亮得惊人”，“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第174页）。下一站杭州，“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对杭州城的描述非常详细，美丽的西湖，宽大的运河，便捷的水运交通，使市场上充斥了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香料、珠宝、胡椒和葡萄酒，人们富有而奢靡。[43]他对杭州城市的景色和各种风土人情均有详细的记述，对杭州这座城市赞不绝口。他的记述让中国的大运河和沿线城市区的繁华信息传到了欧洲，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今天也是可从他的记载中，领略到13世纪苏州、杭州城的繁华。
16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住了28年（1582～1610），最后死在北京。他将在华传教的经历记录下来，后世称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他将在华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其中就提到大运河：“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城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同时对运河运行也有具体的描述，“从一个闸到另一个闸，对水手是个艰巨的任务”，“由于运河中很少有足够的风力，行船更增加了负担，于是从岸上用绳纤拉船前进”。他看到“从南京到北京沿途南京省、山东省和北京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所以人们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44]此书以后传到罗马，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中华文明的西传产生巨大影响。
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在返程中自北京顺运河南下，直至宁波，一路上对运河两岸的景色有很具体的描述，对沿运的市镇“城镇大街和镇外近郊的商业都很繁荣，因为地近河道来往商船很多，有些货船不但在城镇，而且也在大村庄前而停泊装卸货物”。对苏州的繁荣惊讶不已，认为“苏州府是一个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城内房子大部分建筑和装饰得很好。这里人民大多数穿丝质衣服，样子显得非常愉快。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繁荣气象”。并称“苏州府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天堂。当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杭州，见到中国南方的各地货物，都集中在杭州，再由杭州运往北方各省，“自然促成杭州府成为一个联系南北各省的大商业中心。城内人口繁盛程度同北京差不多”。“城内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许多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丝织品商店最多，也有不少皮毛和英国布匹。”[45]杭州的商品市场已经进入国际商品市场圈了。
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日本、朝鲜官方、民间人士来华都经过大运河。对中外文明的相互了解、相互影响，都产生过重大作用。这些前人有很多专论研究，在此不赘。
第三，中华文明内容十分丰富，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还有制度文明，等等。关于制度文明，在我们中华是十分成熟的。这里非本主题不必详谈。这里主要讲与运河有关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从秦汉以降，漕运成为国策，运河成为国家级工程。每年从南方诸省大批物资要通过运河定时、定量运至首都（唐代为长安、洛阳，宋代为开封，元明清为北京）。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且不论运河的自然条件不十分理想：运河所经水源不一、地貌不一、气候不一、水流深浅不一的地区。还有沿运官府乘机敲诈、勒索，百般刁难。为保证最终达到目的，历代王朝制定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每一个沿运的县、乡的运河管理制度。层次明确，职责分明。这一路数千里，途经数十闸，运舟数千艘，运粮数百万石的巨大工程。外国传教士亲历者也感到十分吃惊。“这是他们成功之处。但这也并非毫不费力，不耗费巨力所能做到的。”[46]在运河的管理上，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毅力。
从唐宋以降，历代外国使者、商人、传教士、学者来华大多经过运河。他们不仅将该国的物质文明（科技）和精神文明（宗教）传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信息传入世界各地，无疑丰富和加强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以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反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大运河对世界文明贡献的承认，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
[1] 邹逸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本文原载《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2] 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
[3] 《史记》卷三〇《平淮书》，中华书局，2013，第1706、1730页。
[4] 《史记》卷三〇《平淮书》，中华书局，2013，第1712页。
[5]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第1365页。
[6]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第1369页。
[7]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贞元二年四月甲申。
[8] 《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中华书局，1975，第720页。
[9] 《读通鉴论》卷二六《唐宣宗九》。
[10] 《全唐诗》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缩印本，第1558页。
[11] 《全唐诗》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缩印本，第1284页。
[12]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中华书局，1977，第4250页。
[13] 《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汴河上》，中华书局，1977，第2320、2316页。
[14] 《乐全集》卷二七《论汴河利害事》。
[15]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四，常居敬《酌议河道善后事宜疏》。
[16]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三，尹瑾《科臣进图疏》。
[17] 《明经世文编》卷二八六，萧端蒙《治运河议》。
[18]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第15～16页。
[19]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47～48页。
[20] 《居济一得》卷六《治河议》。
[21] 《清经世文编》卷四六，漕运总督林起龙《请宽粮船盘诘疏》。
[22] 〔英〕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刘海岩译、刘天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3页。
[23]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3，第3944页。
[24] 《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中华书局，1975，第2998页。
[25] 《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中华书局，1975，第3222～3223页。
[26] 《全唐诗》卷三六〇，刘禹锡《令狐相公见示河中扬少尹赠答兼命继之》。
[27] 《全唐诗》卷四七七，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
[28]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29] （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六。
[30] 《全唐诗》卷三〇〇，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31]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水运》。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戊辰。
[33] 《居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34] 〔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三章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台湾稻禾出版社，1997。
[35] 范金民：《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刊《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6] 《万历会计录》卷三五《漕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〇七《漕运》。
[37]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第483页。
[38] 《漕运则例纂》卷一五《通漕禁令·重运揽载》，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第484页。
[39]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第485页。
[40] 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257～259、271～275页。
[4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第34页。
[42] 〔日〕园仁编《入唐求法巡礼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3]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各章，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4]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济高等译，中华书局，2010，第325～327页。
[45] 〔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451、455页。
[46] 〔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等译，大象出版社，2004，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