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杰瑞德（Jerold Gotel）先生，昵称杰瑞（Jerry），1946年1月出生于纽约一个正统派犹太人家庭，双亲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并期待儿子长大后做拉比。在父母的安排下，杰瑞早年就读于犹太宗教学校，接受了系统的犹太传统教育。他成年后叛逆父母，也不愿拘束于充满清规戒律的犹太宗教生活，只身来到欧洲，辗转于伦敦、巴黎，曾经端过盘子、当过服务生、做过调酒师，也留宿过车站、码头，一边打工、一边求学，终于从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Oxford）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杰瑞在伦敦成功地经营了几家美国餐馆，以此为生计，育有一双儿女。杰瑞长期研读犹太历史与文化，事业有成之后又回归学术，成为素养颇深的教育者、犹太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积极投身于大屠杀教育与犹太历史教学工作。曾担任伦敦犹太文化中心纳粹大屠杀与反种族主义教育署海外部主任，“欧盟大屠杀教育、纪念与研究国际合作行动委员会”（Task Force）下属教育委员会的英国代表。新世纪以来，杰瑞德呕心沥血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犹太学研究及大屠杀教育，并与中国犹太学界结下了深厚的情缘。2017年10月3日下午，杰瑞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伦敦，享年71岁。
杰瑞不是大学教授，也没有留下值得炫耀的论著，他一生都游离于学术体系之外，但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最执着的学者、最出色的教育家、最值得敬重的师长！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突然离世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要为他出一本书，以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怀念之情。
然而，为《杰瑞德博士纪念文集》作序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几次铺开思绪，都心乱如麻，满脑子尽是他的音容笑貌，但不知道该捕捉什么样的场景来刻画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其结果不仅没写出文字，还往往夜不能寐。杰瑞离开我们已有数月，都说时光老人是最好的安慰师，我也以为半年的时光足以让自己接受他已永远离去的现实，能够理性地、平静地去梳理与他相关的点点滴滴，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杰瑞的人生履历来看，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可在他有限的生命中却以自己的远见卓识、身体力行及人格力量给与他相识的人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记忆。
一 使者杰瑞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犹太学研究迎来了春天，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素养的学者从史学、文学、哲学等不同领域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犹太人的精神世界，潘光、徐新、傅有德等先生成为中国犹太学的引领者。这一时期，中国的犹太研究全面兴起，且成果斐然，但直到20世纪末，大部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还相当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杰瑞出现了。自2002年以来，他每年都来中国讲学、交流，把在中国推进犹太研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他先后10次在南京、开封、上海、西安、昆明、成都、济南等地举办大屠杀教育与犹太历史文化国际研讨班或暑期班，参与师生累计达上千人。在杰瑞及伦敦犹太文化中心的多方努力下，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如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罗伯特·维斯蒂里希（Robert Wistrich）、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大卫·N.梅耶斯（David N.Myers）等来到了中国，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与此同时，杰瑞千方百计把中国学者推向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或各类形式的学术交流，建立与国际犹太学界的联系；寻找各种资助，帮助中国学生国外求学。杰瑞还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合作，每年从国内高校选拔30名左右的青年教师与学生，去耶路撒冷参加国际大屠杀教育研讨班。他认真阅读每一位申请者的申请材料，考察其外语水平，每一次研讨班开学，杰瑞都要亲自去特拉维夫机场迎接学生，学习期间除了亲自授课，还抓紧一切机会带领年轻人感受耶路撒冷，给他们讲述耶路撒冷的历史变迁。杰瑞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景，除了自身的执着、坚守及影响力之外，还因为他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如大屠杀幸存者乔安娜·米兰（Joanna Millan）女士、伦敦犹太文化中心执行主任特鲁迪·戈尔德（Trudy Gold）女士以及澳门大学教授葛兰·蒂默曼斯（Glenn Timmermans）先生等，他们和杰瑞一起多次来到中国，推广大屠杀教育及犹太学研究。
在我和很多学生的心目中，杰瑞是来自犹太世界的使者，总是给我们以启迪、鼓励与支持，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历史与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犹太人的热情与真诚，并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不断丰富着对犹太人的印象与记忆。记得有一次在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班的闭幕式上，杰瑞以他那充满磁性的洪亮的声音深情地讲道：“大屠杀是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但为全人类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大屠杀教育就要告诉世人，反对种族灭绝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旁观者、沉默者都有可能成为施暴者的帮凶。”那次会后，杰瑞的声音多次回响于我的耳边，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和我的学生们曾经致力于德国如何反思大屠杀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的国民教育有所启迪。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期间，曾七次递交提案、建议，呼吁设立国难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强化中国公民的灾难教育。2014年2月26日当看到我和艾仁贵联合署名的学术文章《德国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与悔悟》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出现在同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时禁不住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古老的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兴衰浮沉，沉淀了无数炎黄子孙的精神创造，而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来自异域的贤哲跋山涉水，勇敢地涉足于这片神秘的东方热土，用他们的真诚与努力，为我们带来灵光与智慧，而他们所呈现的“他山之石”也同样会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杰瑞就是这些使者中的一员。对于许多同学来说，杰瑞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甚至是第一个外国人，正是这位洋老师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户，带领他们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
二 师者杰瑞
杰瑞和加拿大的丘才廉先生是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前身为犹太研究所）的奠基人。研究所的学生从一人、两人，发展到今天的几十人（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都拥有犹太史硕士与博士学位授予权），杰瑞始终把培养学生与学生们的成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杰瑞学识渊博，精通多种语言，而且勤思考、善言辩。十多年来，他一旦有假期就要抽出一定的时间从伦敦飞到开封给学生们集中上课。据统计，杰瑞至少35次来开封，带领学生学习原始文献，一丝不苟地研读了《现代世界的犹太人：文献中的历史》《金色的传统：东欧犹太人的生活和思想》《犹太教学习文献集》等著作，他先后讲授了“为什么学习犹太历史与文化”“圣经时代的犹太历史”“东欧犹太思想”“犹太神秘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德国社会与大屠杀”等专题。同学们从杰瑞的课堂上不仅学得了知识，更体会了他那敏捷的思维与独特的问题意识。2004年为了完成《以色列史》的写作，我下决心再去以色列学习，希望从希伯来大学进站，但所联系的导师因身体原因要长期休假。杰瑞得知这一情况，非常热心地给予帮助。为了不耽误行程，他多次打电话、发邮件，使我在短期内得到了罗伯特·维斯蒂里希教授的邀请信，为我和这位大学者牵上了师生缘。[1]我出国期间，河南大学的学生无人上课（当时只有我一个老师），杰瑞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培养学生的任务，那一年他来了三次，给学生密集授课，指导他们的论文。2008年11月，因为工作关系我要调到郑州大学工作，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杰瑞的时候，他深有所思地说：“你去当副校长，对你自己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同学们来说可能会有损失。看来我们要拿着鞭子抽打（像犹太经学院的老师对待学生那样），让礼刚、百陆他们尽快成长。”杰瑞曾经提起过自己之所以不适合在学术界工作，一是不愿意受约束，二是看不惯那些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捞功名而忽视学生的教授。他曾经调侃说：在见上帝之前我要尽可能把脑子里的学识教给学生，等见了上帝之后我才可以安心地睡大觉。杰瑞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确实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为了建设河南大学的“夏隆外文图书室”（2013年，该图书室搬往新址，改称“夏隆图书馆”），捐赠图书成了杰瑞十几年来连续不断的一项工作。除了邮寄之外，每次杰瑞来都带着巨大的行李箱，多种大部头的《犹太百科全书》《利奥·拜克年鉴》等都是杰瑞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本一本从伦敦扛过来的。这么多年来，我看到过杰瑞两次大发脾气，一次是他带来的图书一时找不到了，一次是在研讨会上学生陪着外国学者上街购物，他觉得无论什么理由学生都不该错过听讲的机会。
对于中国的学者们和同学们来说，杰瑞都是全天候的好师长，无论他再忙、再累，学术上的任何需求他从不拒绝。他每次来都会反复询问大家目前的选题，并千方百计帮助大家查阅资料。很多同学的学位论文选题是杰瑞反复斟酌、确定的。杰瑞有阅读的好习惯，每次都会把他感兴趣的文章与图书信息通过邮件发给我们。去年（2017）9月前后，受一个杂志社的约稿，我在考虑写一篇关于《贝尔福宣言》的文章，杰瑞与我的最后十几次邮件往来，都是在传递资料、谈论他自己的观点。有一次我因为出差没能及时回复邮件，性急的他又通过丹静询问所发来的资料是否收到、能否下载，还有什么需求，等等。10月3日是杰瑞辞世的日子，可就在这一天的中国时间凌晨2点34分，我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封邮件，说他因身体原因不能去以色列了，他不得不接受治疗，但计划在12月或元月再次来开封授课。也就是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杰瑞依然牵挂着这些远在中国的学生。这封邮件可能是杰瑞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也残酷地定格了我们关于杰瑞的记忆，邮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Dear Qianhong
I am writing to tell that unfortunately I will not be able to travel to Israel this year. I had last week a cardiac incident and I was admitted to hospital where a stent was put into my artery in the heart. I have to go into hospital again tomorrow for another stent to be put into my artery. I should be home by Thursday. The doctors will not allow me to fly for about one month and I have to take some strong medication. With the Almighty’s help I will be back to my old self and strength in a month’s time. I still plan to come to China sometime in December or January. I will bring the book on the Jews of Kaifeng with me.
mazal and bracha
JERRY
三 仁者杰瑞
杰瑞身材魁梧，性格直率，心胸开阔，快言快语，有时候也显得急躁。在几次研讨班的开幕会上他都说到要感谢他的同事们、朋友们包容他自己的“坏脾气”，其实杰瑞的内心深处非常柔软、善良。这么多年，杰瑞从没有得到我们一分钱的讲课报酬，相反，他来往的机票、居住的宾馆都是自己付费，给学生复印资料、买书也常常是他埋单，临走前还总是要找个机会请老师们、同学们美餐一顿。一听说哪位同学有困难，马上就从兜里掏钱，河南大学去以色列学习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多得到过杰瑞的资助。他还在河南大学设立了奖学金，每年都有不少同学得到资助。杰瑞离开后的日子里我感觉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就是总习惯于他的支持、他的帮助，而却很少给他以回报，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充满能量的杰瑞会突然间倒下……
杰瑞是一位好父亲，每次来中国都会跟大家谈起他的孩子，尤其是他的女儿娜塔莉（Natalie），她的每一个心愿他都格外在意，每一点进步他都十分高兴。最后一次来开封，还在宾馆里忙于修改娜塔莉的论文。杰瑞是个乐天派，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困难、没有他对付不了的事情。他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思想不懒惰”。外表嘻嘻哈哈的杰瑞却有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学生群体里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也有不少家境非常贫寒的同学，杰瑞很想帮助这些孩子，但又担心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会损伤他们的自尊心，他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帮助都要格外用心地去捉摸时机与方式，有时候他干脆通过我来告诉学生，自己宁愿躲在幕后。
杰瑞的离开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师长、一位好朋友，但我相信杰瑞所传授的知识、他的精神品质、他的人格魅力会永远铭记在大家的心里。犹太史学家阿瑟·赫茨伯格曾经说过：没有犹太人的内容，伦敦的历史可以照写，但没有犹太人这一笔，纽约的历史就无法还原。我想套用这句话：没有杰瑞，伦敦、纽约的历史可以照写，但没有杰瑞，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的历史就无法还原。杰瑞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留存在中国犹太学研究的历史丰碑上。如今杰瑞所种下的“坚守学术、追求卓越”的种子已经扎根于土、育木成林，中国的犹太学研究也有了越来越广阔的前景。我们尊敬的师长杰瑞先生可以放心了，安息吧！
张倩红
2018年5月16日于开封
[1]在杰瑞及特鲁迪的联络下，罗伯特·维斯蒂里希教授成了我的博士后联系导师。从2004年8月到2005年8月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期间，维斯蒂里希教授在多方面影响了我，我们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听报告、一起聊天、一起喝咖啡，他总是充满耐心地询问中国的情况，给我解释关于以色列的事与物，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英语发言，尤其是他典型的学者思维、问题意识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杰瑞的推动下，维斯蒂里希教授于2005年8月来到中国，从上海到开封、西安，维斯蒂里希教授都处在一种极为兴奋的状态中，因为眼前的中国跟他脑海中的“中国想象”相去甚远，我们在开封一碰面，他就激动地说，是杰瑞和我造就了他的“中国年”（意为中国进入了他的视线），这是维斯蒂里希教授唯一的一次中国行。他是一位充满情怀的学者，世界上哪里有反犹主义，哪里就会有他的声音，他曾在很多国家的议会、联合国讲坛为保护犹太人的利益而呼吁。近年来欧洲多次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他多次到欧洲国家巡回演讲，2016年5月他在罗马的议会演讲中突发心脏病去世。维斯蒂里希教授去世的噩耗也是杰瑞告知我的，5月21日早上7点47分（星期四），杰瑞在邮件中写道：Dear Qianhong，I am very sad to inform you that Prof. Robert Wistrich passed away on Tuesday （heart attack） whilst in Rome. His body was flown back to Israel on Wednesday for burial. May his soul be bound up in the eternal bounds of life. He was a loyal son of his people and a great historian. May we only hear good news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