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五代刺桐城的海外贸易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以及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人口加速南迁。随着中国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唐代，泉州成为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当时泉州港“船到城添外国人”[1]，“南海蕃舶”常到，“岛夷斯杂”，来泉的外国使臣、商人和传教士日益增多，出现了“市井十洲人”[2]的盛况。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泉州设“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唐元和六年（811年），泉州升为上州[3]。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护广东、福建的外商，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到五代，闽王王审知竭力发展海外贸易，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招徕海中蛮夷商贸”，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番舶往来更加频繁。

五代时期，先后统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采取促进海外交通和贸易发展的政策。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留从效“出自微寒，知人疾苦，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记载，“（在留从效治理泉州时期）陶器、铜铁，远泛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设立榷利院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开元寺出土的南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官职员名单中就有提到“榷利院使”等名称。

五代十国闽国图

▶泉州开元寺出土的南唐保大四年（946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经幢八角八面，高120厘米，竖刻76行文字，除主要部分经文外，又刻记施舍建经幢人的姓名，其中有许多地方官员，如“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兼御史大夫陈匡俊”、“榷利院使刘拯”等。海路都指挥为维护航道安全的军事指挥官，榷利院为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经幢上的官职，多为史书所缺，可为五代史职官志补白，亦是研究泉州五代时社会经济史、海外贸易史的重要实物材料。[4]

石经幢

▶泉州承天寺出土的永隆通宝钱范

“永隆通宝”是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王延羲永隆四年（942年）铸造的一种大铁钱。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泉州承天寺附近多次出土陶质的永隆通宝钱范。2002年对泉州承天寺后院的考古发掘，不但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永隆通宝钱范，还发掘出许多块大小不等的红色陶质炉底和炉壁残块，证实泉州是永隆通宝钱的铸造地。出土的永隆钱范系陶质子范，一范一钱，浇铸后废弃。选择用铁铸钱，与当时自然资源和经济特点有关。当时的闽国铁矿资源丰富，《新唐书·地理志》载：福建九县有矿山，将乐金银铁、尤溪银铁铜……南安铁。泉州采掘业和冶铁业也较为发达，据地方志记载，五代泉州安溪即因“冶有银铁”而由“场”升为“县”。

永隆通宝钱范

在与永隆通宝钱范同一文化层中出土了来自波斯的孔雀蓝釉瓶残片，与闽国王延钧妻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之釉色、质地相同。存世的“永隆通宝”铁钱，铸造工艺粗糙，推测可能是一种对外贸易的应急措施，所铸铁钱极有可能大部分流通到境外。五代时，泉州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陶瓷业、冶炼业、丝业等，均得到较大发展，在王审邽、王延彬父子的治理下一派繁荣，为古闽国经济、文化重镇，商品贸易发达。铸钱既是商品贸易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的泉州作为福建的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

1965年福州市北郊闽王延钧妻刘华墓出土波斯孔雀蓝釉陶瓶

永隆通宝

永隆通宝钱范

承天寺出土的波斯孔雀蓝釉瓶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