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劳动时间：从微观尺度看时间

青年马克思把感性和时间联系起来，对于深入理解自然现象是足够的，但是，一旦想深入理解社会现象，运用感性时间的概念就很难做到了。在对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之后，马克思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社会现象。正是在这时候，马克思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从这些具有唯物论观点的作品中，马克思开始接触到经济学家们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对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它对于建构起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劳动时间的节省与异化

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机器的广泛使用，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被大量节省出来。但是，这对工人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经济学家舒尔茨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情形，他说：最近二十多年，棉纺织业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增加到每天十二到十六小时，而这一时期恰恰采用了节省劳动的机器。[1]不仅如此，虽然社会的生产总量和十年前相比确实增加很多，但是工人的工资却和十年前一样，福利也没有过去拿得多，“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2]。

因为分工越来越细，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这种变化对工人的精神和肉体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工厂里工人的死亡率越来越高。虽然机器因技术得到改进而节省了劳动时间，但是工人们在工厂里的奴隶式劳动却有增无减[3]，劳动时间反倒增加了。这些很不正常的劳动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普遍现象。

马克思此时通过舒尔茨的著作开始关注到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他已经注意到：一方面是因为机器的采用而带来的劳动时间的节省，另一方面是工人在劳动时间上的增加，以及劳动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并且给工人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劳动的异化同时也是劳动时间的异化，工人付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此节省的个人发展的时间却被另一个阶级所占有。[4]在此，马克思过去理解的感性时间概念，第一次遇到了更加现实和具体的劳动时间异化的冲击。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否定一切，他对工商业实践的历史作用的肯定表明：他已经把蕴含于工商业实践中的劳动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博士论文中所肯定的感性和感性时间进一步具体化，劳动和劳动时间就是感性的活生生的表现形式。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对时间概念的关注和理解已经从抽象的感性时间向更具体的劳动时间转变。对对象化劳动的肯定和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都表明，马克思已经把劳动看作历史发展的本质性力量，一种关于历史的新的理解逐渐形成。“感性”变成了“感性的活动”（劳动），“感性时间”变成了具体的“感性活动”的“时间”，即“劳动时间”。

二、对异化时间的批判和扬弃

概念只不过是哲学家们表达思想的工具，就像工人使用锯子锯木头，农民使用镰刀收割。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想说明的是：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不属于劳动者所有，并且反过来压迫劳动者自身。劳动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失去”：既失去了自己生产出的产品，也失去了肉体和精神的健康，并且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劳动时间的延长。

有不少学者批评“异化”概念不科学，但是，还有哪个哲学概念能够比“异化”更形象地描述劳动者的这种艰难处境呢？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更多是在批判的意义上，“对象化劳动”独立于“异化”概念，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具备批判意义，因此不能取代“异化”概念的作用。

对劳动时间的关注使马克思认识到，机器的使用虽然大大节约了劳动时间，但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反而延长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它确实发生了。这就是异化现象。扬弃异化，使劳动者得其所有，使劳动成为令人愉悦的劳动，这个要求对于工人来说并不过分。

过分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现象的漠视。为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发展中的次要现象，是必须付出的成长的代价。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功绩之一是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对问题进行研究，但它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5]。资产者虽然也给工人发工资，但是，并没有让工人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没有让他们从奴役劳动中得到解放。

整个社会如果要从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奴役式劳动中解放出来，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6]。工人的解放同时意味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人类的奴役关系在生产无所不在的条件下主要表现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7]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因为这种“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作人的本质，并极力论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肯定了现代工业力量的积极方面，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费尔巴哈把宗教的产生看作是人的理想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古典经济学则把私有财产看作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表面上看来，古典经济学家尊重劳动者，但是，因为肯定了作为人的本质表现的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它事实上成为敌视人的“科学”[8]。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当作财富的唯一本质这一观点是片面的。[9]马克思在此前认真阅读了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非常赞赏。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虽然肯定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取得的进步，但是，他也认为，因为这种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10]，因为它的发财致富的目的，所以“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11]。

古典经济学家只关心每一笔资本带来多少利息，创造多少“财富”。他们并不关心失业的工人的存在，不关心在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者。人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小偷、骗子、失业者、乞丐、无家可归者等是国民经济学之外的幽灵，他们只是在法官、医生、掘墓人那里才是“人”。[12]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对工人以及失业者的冷漠，让经济学成为一门不道德的科学。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以及异化了的时间的批判，其理论指向是“人的解放”。技术的改进和机器的广泛使用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并不必然带来劳动者生活的改善。这说明，马克思已经看到，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造成了奴役式劳动。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工人和人的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所有制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扬弃这种所有制及其“关系”，就成了所有问题的焦点。

马克思称这种所有制关系被扬弃之后的状态为“共产主义”。无神论是人道主义的理论表现，是对神的扬弃；共产主义则是人道主义的实践形式，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也是要求“归还”人的真正生命。马克思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13]无神论对神的扬弃不是要否定自然世界，不是要走向虚无主义，而是要走向真正的人的世界，回到人的世俗世界中的幸福生活；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并不是要否定人所创造的东西，不是要抛弃作为对象形式的财富。马克思认为，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目的“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而是要达到“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14]。

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而更加具有说服力。尽管在不同时期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有所不同，但是这种理解是前后一贯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他证明了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扬弃以后的必然结果。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揭示是马克思终生的理论追求。从学理上来说，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具有无可辩驳的充分的理论解释力，只有运用辩证法分析社会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三、唯物主义时间观的进一步具体化

费尔巴哈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根本条件。他把时间和空间理解为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初步建立起了唯物主义的时空观。费尔巴哈之所以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与他所建立起的这种唯物主义时空观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时空观是构成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

显然，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很多影响。虽然费尔巴哈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还有局限性，但是这种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费尔巴哈对现实和实践的强调以及对宗教的批判，使得马克思能够更清醒地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推崇以及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又让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类哲学的抽象性有所不同。

毋宁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这种区别主要在于：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和辩证法，赋予物质生产劳动更高的地位，并且用辩证的方法理解现实。费尔巴哈虽然也强调现实和实践，强调回到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但是，他理解的现实还是直观意义上的，他所看重的实践也只是一种理论的活动。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异化时间的分析和批判，是为了替劳动者争取合法的权利所做的理论努力，这标志着他已经站在工人的立场思考和分析问题，而不再是为了争取孤立的个体的自由而进行批判。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劳动者的权利和物质生产实践（工商业实践）的重视，以及在《神圣家族》中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展开的批判来看，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只是还没有系统地阐述出来。这一思想是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辩证法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进一步运用和拓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对人的理想的类本质及其异化的分析，也是马克思此前运用类本质概念进行的宗教批判的继续（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由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对待物质生产劳动和辩证法的态度上的区别，以及马克思更多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笔者认为，不能把费尔巴哈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画等号。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劳动时间以及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分析使得对时间的理解进一步具体化，同时也深化了他在博士论文中对时间的理解。这是马克思首次关注社会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虽然是首次，但是这里的问题已经触及《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关时间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劳动时间和自由的关系问题。此时，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总结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关注以及对物质生产实践（工商业实践）的深入理解，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注释

[1]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M].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65.

[2]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M].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66.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16.

[4]另参考杨耕，赵军武.关于“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的断想[J].学术界，2008（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2.

[6]同①62.

[7]同①62-63.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3-74.

[9]同①74.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43.

[11]同③443-444.

[12]同①66.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12.

[14]同①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