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政治体制

朱元璋派兵南征北伐暂且告一段落。现在，我们来聊聊大明建国之后的社会风貌，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放牛娃”成功逆袭建立的大明王朝到底是怎样的。

政治体制

那么大一个帝国摆在面前，朱元璋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依靠谁来帮自己管理国家，以及如何管理。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除了刘伯温等少数文人，个个是粗人，大字不识几个，冲锋陷阵可以，但是管理国家无能为力。相信只要是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皇帝，为了社会稳定，都会先沿用前朝的官员和管理机构继续管理国家，朱元璋也不例外。

“存在即合理”，朱元璋也深知这个道理，搬搬抄抄元朝现有体制，形成了明初三大府。一是中书省，总理政务，后来朱元璋杀了胡惟庸，废除了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二是大都督府，掌管军队（元朝和两宋叫作枢密院），后来分权，改为五军都督府；朱元璋害怕这些官员手握重权，贪污腐败，于是又建立了第三大府，即都察院（御史台被撤销），专门纠察百官。

六部，乃是中央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总称，每个部门设置一个尚书（正二品）和两个侍郎（正三品），直接听命于皇帝。杀了胡惟庸、废除宰相后，朱元璋亲自执掌六部，实在忙不过来，当时设过春夏秋冬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不过，这四辅官成效不明显，没用几年就取消了。后来，朱元璋又聘请翰林学士和詹事府的人（东宫辅导太子的官员）为国家顾问，处理政事的时候也时常听听这些顾问的意见。内阁机构的设立，乃是朱棣所创，这个机构也影响了整个明朝政府。其实，朱元璋的四辅官也好，国家顾问团也罢，在他们的身上都能看到内阁的影子。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的机关。

户部：掌管全国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的机关。

礼部：掌管全国典礼事务与学校、科举之事的机关。

兵部：掌管全国军卫、武官选授的机关。

刑部：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关。

工部：掌管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

都察院：监察机构，洪武初年叫作御史台，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御史台，十五年（1382）改置都察院。

五军都督府：前身为大都督府，掌管天下兵马的最高军事机构，废除中书省后，提升六部职权，大都督府也分权为五军都督府。

锦衣卫：这个机构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影视剧中时常看到，直接听命于皇上，四处监听百官，可以随意逮捕，并进行秘密审讯，是令人闻之色变的一个机构。

地方上设置三司，即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分别掌管行政、刑狱和军政。

布政司：全称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二字其实就是承上启下的意思，布政就是实施政策，字面上来看，不难理解，这就是实施朝廷政策的部门，主要对接六部，通常也叫作“藩司”。

按察司：全称为提刑按察使司，主要掌管地方司法，主要对接都察院，通常也叫作“宪司”。

都司：全称为都指挥使司，主要掌管地方军政，主要对接大都督府（五军都督府）。

执法三司

戏曲和影视剧中时常会出现三堂会审，其实就是三法司会审。那么这三法司会审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朝的三法司指的又是哪几个机构呢？

在古代，一些重大案件都是由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的。在明朝，这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刑部，正二品衙门，国家最高的司法机关，到了明朝，权力进一步提升，负责刑狱案件的审理。

都察院，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同级，不仅可以监督审判机关，而且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是明朝最高监察机关。

大理寺，正三品衙门，比刑部和都察院低一级，不过司法权力很大，在明朝主要负责复核案件，管理冤假错案的驳正和平反。

总之，三法司之间既职权分离，又相互牵制监督。遇到一些重大案件，都是由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

岗位编制和职责

这一整套行政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机构下设部门已经明确，人员稳定，职责清晰。于是，朱元璋又模仿《唐六典》，亲自编修了一部行政法典，叫作《诸司职掌》，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发布。

这部法典非常重要，是明初行政的立法宝典，对整个明朝职官制度影响深远。

法典中明确了六部的职责、一正二副的领导配置，还明确了各部下设四个司，每个司配置正副司长各一名（除吏部选司外），以及各部司人员编制数和岗位职责。

比如吏部，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设有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下面设有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各司设郎中一名，正五品；员外郎一名，从五品；下面还有若干工作人员。

文选司：主管官员品级与选补、升调等。

验封司：主管封爵等。

稽勋司：主管勋赏等。

考功司：主管文武官吏考核等。

其他六部同理，就不一一细说了。

这部法典还明确了都察院的职能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设左右都御史各一名，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名，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名，正四品；按照区域划分，下面还设有十二道监察御史（后改为十三道），分巡全国各省。平时这些监察御史都在京城办公，有事就带上印章出巡，巡察结束后回京上缴印章，“霸气侧漏”。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其实也是承袭了旧制。六科给事中的职位虽然不高，只有从七品，不过权力不小，专门监察六部工作，对改善朝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朝所设通政司，其实是宰相分权的一个机构，掌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诉之事，设通政使一名，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名，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名，正五品。

大理寺的主要职能是复核案件，设置大理寺卿一名，正三品，下面还设有左右寺官。

五军都督府的职能是掌管天下兵马，设置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都督同知一名，从一品；都督佥事一名，正二品；下面还设有司官。

我们通常说的“九卿”到底是哪九位呢？其实就是六部尚书（六部的负责人）、通政使（通政司的负责人）、大理寺卿（大理寺的负责人）、左都御史（都察院的负责人），亦称“大九卿”。

这套行政体制非常细致清晰。在六部当官，想越权不行，想不作为不行，想多配置几个下属帮忙干活儿也不行。如果左都御史想提拔官员，对不起，那是吏部的事情，并非左都御史的职能，办不到。如果有百姓向左都御史举报官员，而那官员又是其亲朋好友。左都御史想睁只眼闭只眼蒙混过关，对不起，这也不行，这是左都御史的职责，若不受理、不作为，朱元璋可不答应。

宁可不要税收，也不催逼百姓

朱元璋不仅亲自编修了《诸司职掌》，明确了机构和编制，而且还编修了《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要求官员们严格遵守，勤恳工作，为大明江山社稷服务。

朱元璋对官员有了制度要求，自然就要定期考核官员，看看他们是不是遵守制度，是不是热爱人民，是不是勤恳工作。当时，明朝对各级官员的工作考核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考满”，另一种是“考察”。

考满就是官员每三年任期已满的时候，根据《诸司职掌》的标准考核官员，评定等级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级。考察则是每六年一次，对全国官员都要考察，考察完毕后还要追责，有降级，有罢免，有京官调出京城的，有处分的；当然，干得好的官员，肯定是提拔重用，真可谓全国官员的一次“大考”。

史书上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初九日，吏部向皇帝奏言，说这天下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等官员共计4117人，对他们的政绩进行一一考核，其中考核结果为“称职”的官员有435人，考核结果为“平常”的官员有2897人，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的官员有471人，贪污的官员有171人，资质愚钝（阘茸）的官员有143人。

朱元璋听完奏报后，大笔一挥，下了诏书，说考核“称职”的官员提拔使用；考核“平常”的官员复职留任；考核“不称职”的官员降级使用；贪污的官员直接依法逮捕，交给法司治罪；资质愚钝的官员削职为民。

吏部的考核结果直接决定天下官员的命运，可见吏部权力之大。吏部向来是六部之首，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为百官之首。

因此，逢年过节，考核将近之时，天下官员都往吏部跑，尤其是吏部考功司，更是门庭若市。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有的官员在任上勤恳工作三年，政绩斐然，要是这考核结果上写“平常”，那他岂不是原地踏步了；有的官员在任上懒政不为，当地百姓怨声载道，要是这考核结果上写“平常”，他就可以蒙混过关，继续留任。

虽然朱元璋把对官员工作考核任务交给了吏部考功司，但是官员的考核结果并不是完全由考功司来定的。因为朱元璋知道，再严密的考核制度，不法官员也有应对之策，所以他不完全相信官员进京所作的工作报告，而是发动群众考核和监督官员，鼓励百姓上京告状。

朱元璋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多数百姓说好的官员肯定是好的，而大多数百姓说坏的官员就是坏的。”

请大家闭上眼睛，试想一下这样的场面：百姓成群结队地上京向皇帝告状，皇帝要不厌其烦地听取百姓的诉说，然后帮忙解决问题。这样的皇帝不仅没时间吃喝玩乐，而且还要不停地工作，让人肃然起敬。

史书上记载过百姓上京找朱元璋反映情况的事例，下面给大家说一说。

洪武年间，高斗南被举荐到四川定远县当了知县。这高知县才思敏捷，施行善政，颇受百姓颂扬。洪武二十九年（1396），高知县因为某些事而被处分，关入大牢。当地百姓得知后，认为不公，于是便选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到京城向皇帝为其鸣不平。他们罗列高知县等人在任上的一些功德和政绩，并将文章呈给朱元璋，请求撤销对高知县等人的处分。朱元璋查阅了那些老人的呈文，不但撤销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分，而且还对其进行了嘉奖，赏赐袭衣、宝钞等财物，又将他们派回原地继续任职，服务百姓。朱元璋还给上京告状的老人们分发了返乡的路费。如此一来，高斗南等人对朱元璋和当地百姓感激涕零，回去后更加努力工作，后来政绩显著，还被收入表彰全国廉吏的《彰善榜》《圣政记》中，成为天下官员的楷模。

还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诚由于政绩考核时征税没有达到规定的目标，将要被拘捕问罪。当地百姓得知后，纷纷跑到京城向朱元璋恳求，希望将余彦诚继续留任永州知府。朱元璋纳闷不已，经过询问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余彦诚是由于爱惜百姓、怜悯百姓生活艰苦，所以没有强制征税，这才造成政绩考核不达标。朱元璋当即赦免了余彦诚，还宴请了余彦诚和此次上访的父老们，让他复职还任，并鼓励他继续好好工作，造福百姓。余彦诚不辱使命，政绩卓著，后来官至河东盐运使。

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朱元璋对父母官的考核不完全取决于吏部考功司，还要时常倾听百姓的呼声，看看官员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民。朱元璋宁可不要税收，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诚等官员宁可冒着受到处分的风险，也不愿催逼百姓。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会不安定呢？

认死理的监察御史

从行政体制上看，官员腐败，还可以靠御史纠察，那么如果御史腐败，该怎么办呢？

朱元璋知道，这些御史纠察百官，权力非同小可，一旦腐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想了个法子，把这些御史的品级定得很低，只有正七品，希望以此来压制一下御史。同时为了进一步管理好这支反腐队伍，他专门选用那些新科进士为御史。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选用新科进士为御史呢？

第一，新科进士刚刚进入官场，没有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纠察百官时不会偏袒，不会徇私枉法。关于这一点，其实不用解释大家也能明白。因为在古代官场，即使你没有背景，一旦入朝为官，不用多久，就会有高官认你当门生；也会有同地方的官员主动结识你，邀请你入同乡会；若你是个未婚的优秀青年，肯定有高官愿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你。不管是哪种形式，说白了都是拉帮结派。一方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可以找到靠山，以后步步高升，双方皆大欢喜，只是苦了百姓。这样的人一旦当了御史，纠察百官，办起案来，你说能没有顾虑吗？能公平公正吗？

第二，新科进士都是读书人，不熟悉官场的潜规则，即使知道潜规则，他们也看不上眼。说白了就是这些读书人往往有一种共性，大都是认死理的愣头青，一点也不圆滑世故，遇到事情没有顾虑，照着真理一干到底。朱元璋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还真选了一批认死理的愣头青。

史书上记载，有个御史叫作韩宜可，个性耿直，是个认死理的愣头青。只要官员犯了案子，不管你是当朝只手遮天的权贵，还是皇亲国戚，他都照参不误。

当时，胡惟庸当了丞相，在皇帝面前非常得宠，百官无不敬畏三分，哪敢与之争斗，可是韩宜可是个例外。

有一次，胡惟庸和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三人一起陪同太祖朱元璋喝茶聊天，气氛十分融洽。

这时，韩宜可孤身前去，说要觐见皇帝。朱元璋有些不太情愿，但是不见又有些不好意思，只得宣他觐见。

只要官员脑子稍微正常一点，一看自己要弹劾的官员正在和皇帝聊天，而且气氛十分融洽，肯定会有所顾虑，先不弹劾此人也罢。毕竟人家跟皇帝如此亲昵，一旦弹劾不倒他，那自己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可是这个韩宜可就是认死理，竟然当面从怀中拿出弹劾的奏章，当着胡惟庸三人的面向朱元璋弹劾他们，说他们险恶奸诈却又装得像忠臣，说他们奸佞却又装出一副正直的样子，还说他们恃功怙宠，擅作威福。

胡惟庸三人听得面红耳赤，一个个咬牙切齿，无不想要将这个小御史碎尸万段，但是韩宜可却浑然不顾，一口气将三人弹劾了一遍，最后跪倒在地，请求皇帝将他们斩首以谢天下。

朱元璋当场大怒，骂道：“快口御史，胆敢当面诬陷大臣！”令手下将韩宜可拿下，投入锦衣卫狱中。不过，后来胡惟庸案爆发，韩宜可得以释放，并得重用。

史书上记载，还有一位御史叫作周观政，也非常有意思。

他当过九江教授，后来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曾经奉命监察奉天门。有一次，有个太监奉了皇命领着一批歌女想要入宫，结果被周观政拦了下来。

那太监有恃无恐地朗声说道：“我乃奉了皇上之命。”

一般人要是听了这话，肯定立马放行，并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等道歉的话，生怕得罪了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可是没想到这招在周观政这里却不太好使。他是个愣头青，摆了摆手，说奉了皇帝之命也不行，死活不让这批歌女入宫。那太监没有办法，只得将歌女留在宫外，自己独自一人恼怒离去。

没过多久，那太监又出来传旨，说道：“御史暂且回去休息，女乐停止不用。”

没想到这周观政的愣劲儿又犯了，拒绝道：“不行，一定要当面奉诏。”意思是，你出来传旨不行，一定要皇帝自己出来解释说明。

那太监没有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没过多久，朱元璋还真亲自出宫，对他说道：“宫廷音乐废缺，我是想让宫女学习罢了。朕现在追悔莫及，御史你所言极是。”

旁边的人无不目瞪口呆。

按理说，你这周观政也太不知好歹了，竟然将皇帝的舞女全部挡在宫外，还要皇帝出来解释说明，这不是找死吗？没想到，朱元璋还真听他的话，立即改正缺点。这说明朱元璋打心底里喜欢这些坚持原则的愣头青，也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明史》

第三，新科进士刚刚进入官场，都有一腔抱负，想要大干一场，这种工作态度是朱元璋最欣赏的，当然有时候也让他非常头疼。因为不管是谁犯了错，即使是皇帝，这帮新科进士也要说上几句。

在古代，官员犯罪的话，妻子儿女也要受到株连，要么发配从军，要么没入官妓。有时候，皇帝会将这些官妓赏赐给手下官员。

一般来说，官员得到这些赏赐，都是心花怒放的。因为即使家里的“母老虎”不同意，那也不用害怕，可以正大光明地收入家中，因为这些貌美如花的官妓可是皇帝赏赐的，你要是反对，那可是欺君之罪啊。

有一次，朱元璋又将官妓赏赐给手下大臣。人人欢天喜地，唯独韩宜可不太高兴，还当场拒绝，并说道：“治罪不累及妻子儿女，这是古代的制度。一人犯罪随意株连他人，这是法制的泛滥。更何况男女之事是重要的伦理问题，婚姻逾时尚且还要伤彼此和气。一人犯罪，全家族连坐的制度又怎么能与圣朝相宜？这些罪人的妻女，我是不能要的！”

朱元璋感慨万千，说道：“韩宜可敢于当面指出君王的过错，已属难能可贵了。而一般大臣受赏时，无不欣然接受，今天韩宜可不为女色赏赐所动，确实是朕的清正股肱之臣啊！”

（韩宜可：）“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

——《明史》

第四，新科进士刚刚进入官场，不懂官场陋习，更容易保持廉洁。新科进士刚入官场，不懂套路，不懂潜规则，没被官场的不良风气污染。这些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让这些“书呆子”去纠察百官，是最合适不过的。

基于上述四点原因，明朝喜欢选取新科进士当御史来纠察百官，时间久了之后，便形成了一种规矩：御史这样的清要之职，如果不是科举出身，是不能担任的。如果你科举考中进士，但是之前你做过教官，对不起，你也不能担任御史一职。

御史的职责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朝廷整顿纪律，纠正不良风气。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明史》

“内外百司之官”指的是普天之下的官员都归御史管，别看御史级别不高，这手里的权力还真不小。

御史还有两个特殊权力。

一个是言者无罪。如果你是御史，你就大胆说、放心说、尽管说，即使说错话，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是人就难免犯错，御史更是如此，为了保护直言敢谏的言官，所以朝廷给了御史言论豁免的特权。

另一个是风闻言事权。你若是说某人贪污纳贿，结果有关部门查实后发现没有这回事，对方可能反过来告你诽谤罪、诬告罪；但是你如果是御史的话，那就什么事也没有。说白了就是御史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小道消息，就可以弹劾某人，即使查证后发现传闻不实，也不能追究御史责任。

御史不仅可以在朝上弹劾官员，而且还可以被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巡察。我们在影视剧里见过威风凛凛的八府巡按，动不动就拿出尚方宝剑，来个先斩后奏，这些就是皇帝委派到地方的巡按御史。

史书上记载：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明史》

“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巡按御史到了地方上巡察，可以随时处理地方官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别看御史品级不高，但是地位一点也不低，哪怕是封疆大吏见到御史，那也得点头哈腰，笑脸相迎，不敢得罪。

下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某天，甲、乙、丙、丁四个官员恰巧碰到，大家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于是打算一起吃饭喝酒聊天，顺便谈谈人生和理想。而中国古代的座次是很有讲究的，一般上位都是位尊的人才有资格坐，若是德不配位，坐错了位置，那可是要惹人笑话的。

如果甲是礼部侍郎（正三品），乙是兵部郎中（正五品），丙是户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御史（正七品），那么这上位到底由谁来坐呢？

按品级来看，当然是礼部侍郎最高，三品大员自然应该坐上位，然后依次是正五品、从五品，最后是正七品。不过，这七品的小官一旦亮明御史身份，那么甲、乙、丙会立马肃然起敬，恭请他坐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