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文明的分岔（上）

“这些确实是深刻的价值观分歧，”沃尔夫尽可能慎重地回应，“但人类历史充满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适应和融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宗教传统，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感，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这些看似对立的世界观最终都找到了共存之道。”

“一个有教养的回答，教授，”维尔纳微微一笑，“但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你认为新柏林的存在本身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吗？考虑到我们的起源与纳粹德国的联系。”

沃尔夫感到这个问题如同一把双刃剑。他必须诚实，但同时又需要谨慎。

“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道德正当性，”他最终回答，“从历史起源来看，新柏林确实与一个被普遍谴责的极权政权有联系。但七十多年的演变已经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今天的新柏林已与其纳粹起源有本质区别——没有种族主义，没有扩张侵略，没有独裁崇拜。判断一个社会，应当看它现在是什么，而非它从何而来。”

“一个相当圆滑的论述，”安全协调员穆勒评价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尖锐，“但让我们更加具体一些。你是德国历史的专家，想必熟悉‘冷战胜利’的叙事——西方民主战胜了苏联共产主义，就像之前战胜纳粹一样，被描述为自由对抗专制的胜利。任何存在都可以被打上类似的标签。现在想象一个例子，如果二战结局相反，如果是盟军而非纳粹不得不逃往南极，然后在八十年后重新出现，外界会如何看待他们？救世主？正义的继承者？”

沃尔夫惊讶于这个假设情境的深度。这是一个对历史叙事相对性的尖锐探询，一个关于谁来定义“正确”和“邪恶”的根本问题。

“你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道德悖论，”他回应道，语气变得更像一位学者而非被审问者，“如果二战结局相反，那么重返地表的‘盟军后裔’可能会因为德累斯顿大轰炸或者卡廷事件而被公众称为‘罪犯’，但我们反而会相信他们仍然是‘解放者’。当今世界对纳粹的普遍谴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盟军获胜并主导了战后的全球叙事。我必须承认，历史叙事确实由胜利者书写，社会共识也确实受主导权力的影响。”

“所以道德标准完全是相对的？没有普遍真理？”穆勒追问，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沃尔夫。

沃尔夫深思片刻：“作为历史学者，我必须承认道德标准的历史可变性——古希腊的‘民主’排除了奴隶和女性；中世纪的骑士道伦理共存于严酷的封建压迫；近代个人权利的扩张是一个漫长且不均衡的过程。”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但我也相信，对人类基本尊严的尊重——无论如何定义——构成了某种跨文化的核心价值，一种或许可以被视为相对普遍的道德基础。”

“这就是问题所在，”外部信息分析主任施耐德平静地指出，“你认为人类尊严具有某种内在的、不可量化的价值，这正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从新柏林的角度看，尊严的概念只在其功能价值上有意义——它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系统稳定。”

“你的观点意味着，情感、艺术、甚至人格本身都只是工具，而非目的？”沃尔夫忍不住问道。

“正是如此，”施密特冷静回答，“情感不是神秘的灵魂表现，而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服务于生存和繁衍；艺术不具有超验的价值，而是认知装置和社会黏合剂；人格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实体，而是可以被理解和优化的功能集合。”

沃尔夫感到一阵深深的不安。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世界观与他的核心信念相去甚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这听起来相当冰冷，”他坦率地回应，决定不再回避根本分歧，“将人类完全功能化，剥离一切非理性元素，这种极端功利主义是否最终会消解人之为人的本质？这样做的代价又是否值得？”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沃尔夫意识到自己的回应可能过于直接，但他不愿在这种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妥协——即使面对可能决定他命运的委员会。

出人意料的是，维尔纳主席轻声笑了起来：“非常好，教授。你不仅没有试图迎合我们，还敢于直接质疑我们的基本前提。这种诚实值得尊重，即使从我们的价值体系来看。”

气氛突然变得轻松了一些，委员们的表情也变得不那么严肃。沃尔夫感到困惑，似乎整个对话正在朝着一个他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转向更具体的问题，”维尔纳继续道，“你们的避险过程——那场异常强烈的磁暴，GPS和通讯设备的失效，最终导致你们被迫弃船。这一切看起来如何？”

沃尔夫眨了眨眼，对这突然的话题转换感到些许不适：“如你所知，那是一场极其不寻常的风暴，在强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超出了正常范围。所有电子设备都受到了严重干扰……”

他停顿了一下，突然意识到维尔纳的问题可能暗含更深层的意义，“你是在问……那场风暴是否是自然现象？”

维尔纳和施泰因交换了一个微妙的眼神。

“你认为呢，教授？”维尔纳反问。

沃尔夫回想起那场灾难性的风暴，回想起佩德森当时对异常磁场干扰的困惑，以及他们随后在几乎完全符合沃尔夫理论预测位置的地方发现入口的惊人巧合。

“这不是巧合，对吗？”他慢慢地说，“那场风暴……是人为的？”

“一个精确的推断，”技术主管赖希回答，语气中带着一丝赞赏，“我们确实拥有操控局部天气和电磁场的能力，虽然范围有限，这来自纳粹时期的技术积累。你们的船只被引导进入我们的‘监测区’后，我们启动了局部磁暴装置。”

沃尔夫感到一阵寒意沿着脊背蔓延：“你们故意制造那场风暴？造成船只失事？埃尔夫的死……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埃尔夫的死是意外，”施泰因立即说明，“我们的目标是造成船只损坏，迫使你们弃船寻找庇护所。我们计算了多种可能的弃船场景，但无法预测极端个体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说——我们认为它的发生概率本来小于0.5%。”

“为什么？”沃尔夫直截了当地问，声音因震惊而微微颤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教授，”维尔纳直视沃尔夫的眼睛，“你成为了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变量。你的研究过于接近真相，你对南极纳粹理论的执着超出了普通学术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你的勘探一旦成功，必然可以发现异常，这足以激发公众对这个话题的兴趣，甚至引起政府机构的注意。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迟早会有国家组织正式的探索队伍，使用现代技术对这片区域进行彻底扫描。”

“我们长期监测外界对南极的关注，”施耐德补充道，“当《终极揭秘》节目计划这次探险时，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机会——不需要事先阻止，而是制造一个可控的小规模接触，允许我们评估外界世界的实际状态，同时测试我们自己的战略选项。”

沃尔夫努力消化这些信息，感觉自己被卷入了一场远比他想象更复杂的棋局：“所以我和我的同伴们从一开始就是某种……实验对象？”

“不仅仅是实验对象，教授，”维尔纳纠正道，“更准确地说，你们是一个接触点，一个让我们了解当代外界思维模式和道德标准的窗口。特别是你——一个足够了解我们历史背景的学者，一个能够理解我们过去与现在差异的观察者。”

“这解释了为什么你们选择营救我们，而不是简单地……消除我们，”沃尔夫慢慢理解了，“你们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能够代表外界世界的样本。”

“正是如此，”维尔纳确认，“尽管我们长期监控外界媒体和通讯，但没有什么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和直接观察。你们四人代表了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思维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沃尔夫深吸一口气，试图厘清思路：“那么，下一步是什么？你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已经‘检验’了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我们？”

委员会成员再次互相交换眼神，似乎在无声地交流。最终，维尔纳点点头，仿佛确认了某个共识。

“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决定的问题，”他说，“但在此之前，我们想向你展示一些更多的关于新柏林的信息——特别是关于我们未来计划的部分。这可能会帮助你理解我们面临的选择。”

维尔纳按下桌面上的一个按钮，会议室中央的桌面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型全息投影显示屏。三维图像显示了一个复杂的太空飞行器设计图，看起来像是某种大型运输舰。

“这是‘新曙光号’，”赖希解释道，“我们最先进的载人太空舰船之一，能够容纳近两千名乘客，具备长期星际旅行的全部必要系统。”

“星际旅行？”沃尔夫惊讶地重复道，“你们已经获得了星际航行能力？”

“不止获得，”赖希纠正，“首批150艘的舰队已经在两年前完成，随时可以发射。我们的计划是在五天后完成最终检查，然后开始将三十万人口向外转移。”

“转移到哪里？”沃尔夫问道，目不转睛地盯着全息图像。

“火星，”赖希简单地回答，“利用上次太阳风暴对全球探测网的干扰，我们已经发射了相关组件，在那里建立了前哨基地，由自动化系统和少量先遣人员维护。全部地下栖息地已经接近完成，足以容纳我们的移民。”

沃尔夫感到一阵眩晕。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不仅仅是一个躲藏在南极的纳粹避难所，而是一个正在准备星际迁移的先进文明。

“为什么要离开地球？”他问道，“为什么是现在？”

“我们早就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维尔纳解释，“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南极地貌，冰层融化速度超出了早期模型预测。同时，外界对南极的科学考察和资源勘探越来越频繁，我们的隐蔽性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施密特接过话题，“我们已经达到了这里可支持的发展极限。和地表的接触可能带来风险，既然新柏林是一个成功的实验，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模型和技术路线是可行的，那么为了实现下一阶段的演化，我们需要新的环境、新的资源和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被指责为突然窜出来攻击地表国家的纳粹侵略者。”

“火星殖民……”沃尔夫喃喃自语，仍试图消化这个概念，“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对你们的世界来说或许如此，”赖希说，“但对我们而言，这是几十年持续研发的成果。在没有市场压力、政治干扰和资源竞争的环境下，纯粹专注于解决技术问题，进展自然会快得多。”

全息投影切换到另一幅图像，显示火星表面的地下设施布局图。尽管沃尔夫不是工程专家，但他仍能看出其巨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设计。

“这些设施已经建成了？”他问道。

“大部分基础结构已经完成，”赖希回答，“使用自动化建造系统和当地资源。关键的生命支持系统、能源网络和初步的食物生产设施已经运行，等待第一批正式移民抵达前就可以全部完成，前往火星需要至少半年。”

沃尔夫的思绪纷乱如麻。一方面，他被这种技术成就的规模震撼；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新柏林正计划完全脱离地球——带着其所有知识和技术，移居另一个星球。

“这意味着两个世界的永久分离，”他慢慢地说，“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将在火星重新开始，完全按照你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模型发展，而地球将继续它自己的道路。”

“准确的理解，”维尔纳点头，“我们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共存需要共同基础，而我们的分析表明，新柏林与外界的价值观差异过大，无法实现真正的融合。”

沃尔夫陷入沉思。从某种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新柏林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避免了与外界的潜在冲突，同时保持了其独特的社会模式。但另一方面，这种分离同样意味着人类将失去宝贵的互相学习机会。

“那么我和我的同伴们呢？”他最终问道，“我们在这个计划中处于什么位置？”

维尔纳沉默片刻，然后回答：“委员会正在讨论几种可能的安排。考虑到你们已经掌握了关于新柏林的核心信息，立即释放你们回到外界存在明显的安全风险。”

“最可能的选择是什么？”沃尔夫直接问道。

“有三种主要方案，”维尔纳回答，“第一，你们可以选择作为正式移民加入火星计划，成为新社会的一部分；第二，你们可以在新柏林留作贵宾，直到发射完成，然后你们就可以得到母国的救援；第三，我们立即清除你们的记忆，随后让你们扮演幸运的遇难者，被某个南极科考站发现。这可以避免你们和我们扯上关系。”

“记忆调整？”沃尔夫难以置信地重复道，“你们有这种能力？”

“您有点健忘了，我确定施泰因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个技术。精确的记忆修改是我们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施密特解释道，“这不是简单的删除，而是重新编织记忆网络，替换特定事件的细节。你们会记得风暴、海难和在南极的生存经历，但新柏林相关的记忆将被替换为在南极科考站获救的经历。”

沃尔夫感到一阵寒意。尽管表现得平和，这种能力的侵入性和操控性令人不安。更令他震惊的是委员会讨论这些选项的冷静态度，仿佛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逻辑问题，而非涉及人类自主权的伦理困境。

“我希望能与我的同伴们讨论这些选项，”沃尔夫谨慎地回答，“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

“当然，”维尔纳点头，“我们将给你们时间讨论。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完成对你本人的评估。”

“还有更多测试吗？”沃尔夫问道。

“不是测试，教授，”维尔纳纠正，“而是交流。我们对你如何看待一些更具体的道德问题特别感兴趣。”

接下来的讨论转向更加细致的哲学和伦理问题——人类增强的道德界限，人工智能的权利和地位，资源分配的公平原则，技术发展的限制标准等等。沃尔夫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这场智力交锋中，几乎忘记了自己处境的不确定性。

讨论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涵盖的话题之广令人惊讶。沃尔夫注意到，委员们似乎对他的回答既感兴趣又困惑，特别是当话题涉及情感价值或道德直觉时。他们的思维模式确实与外界截然不同——完全基于功能分析和系统效率，几乎完全缺乏那些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假设。

“最后一个问题，教授，”维尔纳在讨论接近尾声时说，“假设你面临一个假设情境：两个无法共存的人类群体，每一方都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如果和平分离是不可能的，哪一方应该让步？”

沃尔夫感到这个问题带着某种不祥的意味，但他决定诚实回答：“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各自价值观的本质、让步的可能后果、是否存在可能的折中方案……但一般而言，我相信对话和相互理解应该是第一步，暴力和强制应始终是最后的选择。”

“即使一方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了对话的基础呢？”维尔纳追问，“即使一方的存在方式在另一方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呢？”

沃尔夫缓慢地回答：“历史告诉我们，认为某个群体‘不可容忍’往往是最危险的路径。即使是最根本的分歧，也常常能通过时间和耐心找到某种共存方式。”

维尔纳点点头，没有进一步评论。

他关闭了投影系统，示意会议结束：“谢谢你的坦诚，沃尔夫教授。委员会将考虑今天的对话，同时也会评估你们同伴们的情况。在我们达成最终决定前，你们将继续作为监督客人留在新柏林。”

“我能问一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吗？”沃尔夫礼貌地询问。

“效率是我们的信条，教授，”维尔纳微微一笑，“决定将在十二小时内达成。施泰因博士将引导你回到住所，并在适当时间通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