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语认知的世界视域与现代开端

一、 自信与开放:以世界为视域的汉语认知

综合考察黄遵宪的语言观,首先要关注他从他者语言的角度来认识汉语的开放性。佛教文献中曾记载三种文字的创造:“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1黄遵宪借用这一观点,把梵创造的右行之书梵语、佉卢创造的左行之书佉卢文2、仓颉创造的下行之书汉字三者并置起来,并在论述日本语言文字的时候引入日语与汉语的比较,这样的思维格局打破了中国传统佛经翻译时汉语与梵语、景教传播时汉语与英语的二元对照,而在多元的语言场域中认识汉语。从书写的方向来区分语言种类并不科学,但是对于汉语来说,被放置在一种多元的语言场域中检测,却是经历现代性“炼狱”的开始。黄遵宪以世界为视域的汉语认知,开启了中国学界对汉语的多向度讨论的入口:学习日本文字改革的拼音化道路,拷打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这种学习和拷打折射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百余年中“母语心态”的纠结和发展。当然,黄遵宪不是语言学家,他对汉语以及其他语言的体认都不可能是语言的内部研究,而只是整体性的观照。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其实包括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现在的学界因为受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一般情形下运用“语言”一词的所指不包含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在索绪尔语言学的意义上,“汉语”是语言的汉语,不是文字的汉语。但是黄遵宪那代人使用“语言文字”的说法,他们是把文字放在语言内部的,汉字在汉语之中,假名在日语之中。因此,我在此也把文字放在语言之中。另外,由于黄遵宪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他对非汉语语言的认识以日语和英语居多,把汉语放在英语、日语与汉语的三元场域中认识是黄遵宪的思想框架。

黄遵宪把英语称为“舌声”和“鸟语”,把英文横写称为“蟹行书”,如:

到今舌声,遍地设音学。3 (写日本学者华山、高野长英)

教儿兼习蟹行字,呼婢闲调舌音。4 (写杨星垣)

吒吒通鸟语,袅袅学虫书。5 (写中国留美学生)

蟹行草字画佉卢,蜡印红鹰两翼舒。6 (黄遵宪出使美国和新加坡时,有“认可状”,用英文书写)

在汉语中,“舌声”“鸟语”等词含有贬义。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赵岐注:“,博劳也。” “鸟音”和“鸟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用来指难听的言语,或者指四夷外国的语言,并非如“鸟语花香”中的动人“鸟语” 。黄遵宪出使日本之前,作《香港感怀》说:“民气多膻行,夷言学鸟音。” “鸟音”指的就是英语。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贬义,但随着黄遵宪出使日本后对英语和日语了解的深入,贬义的色彩逐渐淡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摆脱汉字文化的激荡年代,对欧洲的语言采取宽容的态度。日本人称英语为蟹行书,称日语为蛇行书。《日本杂事诗·六十五》写三岁小孩牙牙学语学写字,其“春蚓秋蛇纷满纸”7一句中“蚓”“蛇”指的就是日本文字的书写方式。 《续怀人诗》写书法家岩谷修、日下部东:“曾观《菩萨处胎卷》 ,又访《那须国造碑》 。直引蛇行横蟹足,而今安用此毛锥?”其注释: “日本谓西人为蟹行书,而伊吕波假名乃如画蛇。”8“蟹” “蛇”相对,没有贬义,只是截取其横行与直行的特征而已。

不过,对其他语言贬义的消退,并没有减弱黄遵宪那代人的母语优越感,其母语优越感处于完足的状态,不需要贬低其他语言来获得自信心。这种信心也许在对日本文字的考察中得到了某种加强,因为黄遵宪很清楚,日本文字的源头在汉字。他在《日本杂事诗》中对日本语言有所描述:

国学空传卜部名,三轮寺额未分明。天然丨刂纵横画,万国翻同堕地声。9

东方乐久忘夷靺,上古文难辨隶蝌。欲藉舌人通寄象,只须五字熟摩多。10

航海书来道遂东,虚辞助语惜难通。至今再变佉卢字,终恨王仁教未工。11

《论语》初来文尚古,《华严》私记字无讹。老僧多事工饶舌,假字流传伊吕波。12

日本文字在原初的书写中,有与万国文字相同的地方:“天然丨刂纵横画,万国翻同堕地声。”黄遵宪更看重日本文字与梵语、汉语和辽语之间深厚长久的渊源。日本文字的“五十音图”中可以统摄众音的发端五音“阿衣乌噎温”就来自梵书的“摩多”(韵母),而“加沙”等作为声母相当于梵语的“体文”,在唐朝由日本僧人空海等从我国带入日本。黄遵宪在阐释“檀那”这个源于梵语的词语后总结说:“日本语言本于梵音百之二三。”13黄遵宪看到日本的片假名源自汉字,《日本杂事诗》中《莫嫌蛮语笑陬隅》的注释完整列出了“伊吕波四十七字”的汉字渊源。14《日本杂事诗》中“释氏吴音儒汉语,后来更杂蟹行书。舌人口既经重译,学遍华言总不如”15一首的注释则指出了日本语言的三种读音方式——吴音、汉音和支那音都来自中国。黄遵宪还通过“奥姑”等词语的注释认识到日语对辽语有所吸收。日本文字也有自己的特色,黄遵宪概括为“音少”和“辞繁”:

而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辞繁,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16

日语在语法层面,“语长而助辞多” ,依靠助辞来完成句子表情达意是日语的重要特征,因为助辞多,就有了“上等”“下等”之分,即市井商贾之言和士大夫文言之分,前者助辞简省,后者语长而助辞多,简单说即有俗雅之别。在语序上,日语“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日语是汉文和假名共生的语言。以汉文为书写体的叫汉文体,以假名为书写体的叫和文体,前者往往为士大夫所用,后者往往为普通人所用。黄遵宪重视日本的言文一致,正是看重“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17。

黄遵宪1877年出使日本,正是明治初期,日本在脱亚入欧的时代共鸣中,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的近代国语运动如火如荼。南部义筹在《改换文字的建议》(1872)中说:“用最方便的洋字替代最不方便的汉字来写我国固有的语言,兴起易学的学问的话,人们可能如水之就下,向这一方面走。”18“如水之就下”的方便实用是近代日本国语运动的普适性基础。为了让洋字代替汉字成为可能,矢田部良吉《采用罗马字拼写日语》(1882)首先承认日本文字来自中国汉字这一“思想的记号(表意文字) ,并非表声音的文字”19,然而紧接着来了一个非常别扭的转折,认为汉语单音字词居多,而“我国语言和它大不相同,虽然不是没有单音词,但是连结两个音以上而成一词的居多,这毋宁接近欧洲各国的语言。因此,在我国不应使用像中国的极不方便的汉字,而应使用像欧洲的表声文字”20。矢田部良吉匆匆忙忙把日语文字从汉字系统剥离出来的矛盾生硬,显示了明治时期日本脱亚入欧的急切和急躁。黄遵宪对日本废除汉字没有提出过针对性的意见,他肯定日本言文一致的道路,依据的是假名体的通用之文,而非采用罗马字拼写的日语策略。

如果与后来许多批判汉字的中国学人相比,就可以看出黄遵宪对汉字几乎没有责难,尽管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也写道:“然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21审音难、择字难和识字难是在论及日本假名产生时提出的,也就是汉字三难针对的是日本人,而并非中国人。因此整体上说,黄遵宪对汉字汉语没有失去固有的自信。从日语与汉语的亲缘看,黄遵宪的汉语优越感以及自信心先行已有,不证自明。但这不排斥他在具体的境域中,对汉语的特殊存在状态持有某种担忧。他在《番客篇》中描写生活在南洋一带的番客(福建人和广东人):

仓颉鸟兽迹,竟似畏海若。一丁亦不识,况复操笔削。若论佉卢字,此方实庄岳。能通左行文,千人仅一鹗。此外回回经,等诸古浑噩,不如无目人,引手善扪摸。22

南洋番客对汉语畏惧而陌生,而对佉卢字(英语)十分熟悉,黄遵宪接着写道:“比闻欧澳美,日将黄种虐。” “欧澳美”代表的是英语世界,“黄种”无疑指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亚洲人。黄遵宪看到的是番客的悖论性生存:番客抛弃母语而会通英语,可是英语世界正以自己的强势肆虐黄种人。这种肆虐,在经济商务上是一种排斥,在语言上则是一种压迫。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1891年写过一则短文《英语便通商》 ,认为由于“商务最大者首推英国,而藩属最广者亦推英国”,所以在世界的商务事业中,不懂英语英文很难就业,甚至预言“英文将来必为全地各国公用之文实以便通商之故也”。23 黄遵宪呼唤要对番客进行教育,其中不仅有对番客生存的担忧,也有对他们放弃母语学习的担忧。自然,南洋番客的语言生活并非只有英语与汉语的二元对立。就番客在南洋的生存来说,也许对南洋本土方言的习得比英文更加重要。福建人林衡南1883年出版《华夷通语》上下两卷,他写道:“泰西诸国语言本有唇齿喉舌轻重之别,第勿朥油话音韵腔口较易学习,于别国之话也,海国诸番甚多,而南洋群岛如新嘉坡、麻六甲、槟榔屿及和兰管辖地方计有百余国,俱以勿朥油话为通商之语,与中国官话无异。”24林衡南在书中对“勿朥油话”词语以漳州和潮州方音注释,以便初到南洋的番客学习。对海外华人汉语状况的描写、关注与担忧,在中国近现代上黄遵宪是否为第一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当人们孜孜矻矻描述一种汉语共同体的时候,汉语却以另外的形式处于流散的状态。

黄遵宪见过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惨败,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改革挫折,听说过庚子事变两宫的仓皇出逃,这种种打击也可能影响他对汉语的自信。1902年他对翻译语言发表看法的时候,承认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无法应对西方的科学(下文有分析),背后透露的正是对汉语自信心的动摇。

二、 实用:言文一致的先锋策略

黄遵宪对日本语言的认识,一方面侧重对日本文字来源和演变的描述,另一方面侧重对日本言文一致实用道路的肯定。黄遵宪的语言观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提出的言文一致的主张。在对言文一致的肯定中,黄遵宪对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有三重思考:

第一重思考是语言与文字之间的源流关系,即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文字。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黄遵宪认为:“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25即文字是从语言派生的。黄遵宪得出这样的结论,依据是日本语的诞生过程,即“其国本无文字,强借言语不通之国之汉文而用之”26。其潜在逻辑是日本先有语言,然后借用汉文(汉字)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第二重思考是语言与文字分离的原因。他写道:“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27语言因为地域不同、时代迁移而变异,语言灵活流动,而文字凝固稳定,语言与文字的分离在语言自身发展的内部不可避免。

第三重思考是语言与文字相合的实用功能。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28

难能可贵的是,黄遵宪对言文一致的认同有着语言的世界性视域,他在提出上述观点之前写道:“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 《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29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人对这样的表达十分熟悉,不过一般不是从黄遵宪获知的,而是从胡适之获知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反复提及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民族国家的语言是在摆脱拉丁语这个超国家的语言共同体的过程中诞生的。这种知识构成不仅是胡适白话文学理论谱系的世界性基础,也是“五四”新文学理论谱系的世界性基础。黄遵宪尽管对于“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和《圣经》的翻译过程语焉不详,但是他看到了语言替代和语言翻译的结果:英、法等国家文学的兴盛和《圣经》得到广泛的传播,都得益于言文一致的馈赠。当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摆脱拉丁语的束缚采用各国的某种方言而走上言文一致的道路,日本通过削减汉字甚至排斥汉字而采用假名体走上言文一致的道路,中国通过废弃文言和文言文而采用口语体的白话文走上言文一致的道路,这三种言文一致的道路模式以及伴随着的各国现代民族共同语的产生方式之间的差别,无法以后设的立场去要求黄遵宪作出全面而严谨的甄别。重要的是,黄遵宪敏锐地认识到了言文一致对文学的解放。如果说法语、英语替代拉丁语和《圣经》用国文翻译的事实构成黄遵宪言文一致观念的遥远的理论背景,那么,黄遵宪身临其境的日本言文一致的实际效应则成了他切近的直接刺激。日本文字用假名特别适用:“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30黄遵宪指出,日本文字用伊吕波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并且“人人习用,数岁小儿,学语之后,能读假字,即能看小说,作家书,甚便也”。31《日本杂事诗·六十五》:“不难三岁识之无,学语牙牙便学书。春蚓秋蛇纷满纸,问娘眠食近何如?”32日本言文一致这种实实在在的效果,肯定让他对中国语言的问题有所思考。

黄遵宪对言文一致的三重思考中,有一个重要环节:语言文字分离之后如何才能实现言文一致呢? 他看到了日本言文一致是通过创制假名实现的。黄遵宪思考日本言文一致的问题最终回到汉语自身的问题,他对日本的思考总是会回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来,这是黄遵宪的思维方式。如何解决汉语言文分离的问题呢? 黄遵宪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字的诘难开始,写道:“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33黄遵宪没有指明“泰西论者”是哪些人,他可能是从日本友人那里听来的。

在此,我对19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学者对汉语的认识作一补充:英国的培根和德国的莱布尼茨都对汉语有好感,培根曾经把汉语作为“真实文字”来创造一种普遍语言,而莱布尼茨则认为以汉语为样本可以创造一种图像语言。汉语很直观,富有艺术性,正是西方语言缺乏的。在莱布尼茨之后, 18世纪末到19 世纪前期西方对汉语汉字的评价则更多贬义。以德国为例,赫尔德用漫画式的笔调讽刺说: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而“汉语对中国人那种造作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作用” 。34 语言学家阿德隆认为:“ (汉语)僵直的单音节性把中国人通向未来一切精神文化的道路堵死了。” “中国人有那么多的概念符号,仍远不足以表达欧洲人用少数字母就能表达的一切内容。” “所有这些[东南亚]民族或多或少都具有令人生厌的蒙古人种扁平脸型,眼睛狭小歪斜,鼻梁塌陷。人们很容易会想到,这种脸型与这些民族的语言的单音节性是有联系的。”35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洪堡认为,“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并且“拼音文字优于汉字”。36 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认为“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关联词,没有变格变位,只有一个一个并列着的字”。他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认为汉字源于对事物的感性印象,与理性的分析行为无关。拼音文字主要依赖听觉,是读得出来的;汉字则依赖视觉,读写汉字无非聋读哑写。为掌握阅读能力,西方人只需学会二十几个字母,中国人却必须记住上万个字符。37 谢林在《神话哲学》中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富有音乐性,用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的简单方式构成音节——这些都是原始语言的特征。38 黄遵宪无法从德语世界直接获知这些看法,但是他有可能是从日本朋友那里知道类似情况的。黄遵宪抓住了西方学者对汉语的两个基本看法:汉字最难学;语言文字不相合。针对第一个问题,黄遵宪认为汉字字体多次变化,越来越简单,以后可能孳生出更为简单、方便学习的字体;针对第二个问题,黄遵宪认为中国文体也是屡次变化,总的趋向是明白晓畅。他预测“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日后可能有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出现。39 黄遵宪以简要判断的高明识见,隐约看到了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本质问题。

黄遵宪对文字文体演变的思考更多地来自外部批评,而不是内部需要,即中国自身的需要和汉语自身的需要。黄遵宪提出“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40的先锋性探询,敏锐地感觉到了言文一致要寻找的“简易之法”,看到了小说家言中言文一致的趋向。但是他不可能找到这种简易之法的准确入口。当内部需要代替了外部批评,即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士人提倡白话文出于开通民智的强烈的集体愿望,“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学出于启蒙大众的广场意识和表达自我的强烈的个人冲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言文一致的方式就向前推进了。黄遵宪到了晚年,继续思考汉语言文一致的出路,他也承认汉字难学:“吾部洲文字,以中国为最古。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语言或积世而变,或随地而变,而文字则亘古而今,一成而不易。父兄之教子弟,等于进象胥而设重译。盖语言文字扞格不相入,无怪乎通文字之难也。”41汉语言文分离、汉字难学几乎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的普遍认知(章太炎等极少数人除外)。

三、 “遵用”与“乐观”:翻译语言的现代追求

黄遵宪晚年对翻译语言极为关心。他的观点是通过挑战当时的译界权威严复来表达的。黄遵宪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困居家乡,正当“海内知己”没有一字问询的时候,严复送给黄遵宪《天演论》新作,黄遵宪心中自然十分温暖,作诗一首述怀:“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胜似麻姑背痒搔。”421898年至1902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名学浅说》《原富》等书相继出版,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黄遵宪蛰居梅州,仔细阅读严译名著,并在1902年秋天给严复的信中认为“ 《名学》一书,苟欲以通俗之文,阐正名之义,诚不足以发挥其蕴”,所以用“艰深文之” ,是不得不这样;而对于《原富》一书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为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43接下来对严复翻译语言策略提出的批评却是整体性的。

在黄遵宪批评严复翻译语言策略之前,梁启超已经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梁启超在介绍严复译作《原富》时,先是肯定“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然后写道: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尊者讳矣。44

梁启超对严复翻译语言“太务渊雅”的批评,建立在他“新民”和“群治”的思想基础上,即“学理邃赜之书”的翻译,目的是“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从世界视域来看,文体变化与文明程度成比例,其潜在的表达是文体越通俗,文明程度越高。翻译语体用“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不仅与世界文体变化的演变同步,同时也能使学童受益。这种翻译语言的主张在梁启超身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896年他在《变法通议》中批评当时的译书有二弊:“徇华文而失西义”和“徇西文而梗华读”45。梁启超提出的翻译典范是佛经《内典》,因为译者深通华文和梵语。由此提出译书应该关注意思的传达,而不是文体的选择,“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46。梁启超从肯定的意思上举的例子正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可见当时梁启超对于翻译语言的体式并未重点关注,同时,他对“义法奥赜、条理繁密之书”作出的要求是“分别标识”47,也没有提及翻译语言。其转化是在他主笔《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创作实践中以及接受德富苏峰等日本作家的报刊文体的刺激之后完成的。转化之后他再看严复的翻译语言,几乎不能忍受,因此对严复的批评就很尖锐,甚至上升到“文人结习”这一带有学术品性评价的高度,这使得严复很有点拉不下脸来。严复给梁启超的回信首先称赞《新民丛报》“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然后对梁启超“第一流人物”的称誉婉辞拒绝,反而对梁启超说自己有“文人结习”的毛病全部接受:“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不过,严复对梁启超在翻译语言上的批评一一反驳,坚守自己的翻译策略。4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遵宪对严复的批评,既可以看作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呼应与支持,同时也可以看作他自己之前“言文一致”主张的延伸与发展。黄遵宪的批评是这样的:

公谓正名定义,非亲治其学,通彻首尾,其甘苦末(按,疑为“未”之误)由共知,此真得失心知之言也。

公又谓每译一名,当求一深浅广狭之相副者,其陈义甚高。然弟窃谓悬此格以求,实恐求之不可得也。49

黄遵宪从汉语自身的角度提出严复翻译语言策略的不可行:第一,汉字没有“衍生之变,孳生之法”,不能够满足泰西各科学的需要。黄遵宪对汉字的判断中已经点出屈折语与粘着语的区别。第二,汉语词汇中出于假借的有十之八九,造成了汉语词汇的重叠、词义的歧异。“华文之用,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即如郑风之忌,齐诗之止,楚词之些,此因方言而异者也。墨子之才,荀子之案,随述作人而异者也。乃至人人共读如《论语》之仁,《中庸》之诚,皆无对待字,无并行字,与他书之仁与义并,诚与伪对者,其深浅广狭,已绝不相侔,况与之比较西文乎?”50从古文来寻找词语对应西文实在不可行,而“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51。

既然从古文寻找翻译语言的途径不行,就只有另辟蹊径。黄遵宪提出了两条道路:第一是造词语,第二是变文体。造词语的方式有:造新字,假借,附会, 语,还音,两合。在诸法中,黄遵宪还是最主张造新字。变文体的内容有些杂,主要指行文的方式和格式: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黄遵宪的目的很简单:“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52

黄遵宪的翻译语言观同时也是时代的声音,“遵用”是最基础的目的,“乐观”是更高的要求。“遵用”是晚清开通民智的工具性规约,而“乐观”正是“遵用”的内在方式。

四、 创意命辞:诗学语言的现代开拓

黄遵宪的语言观有着严密的内在一致性。从世界的语言角度来认识汉语,不仅显示黄遵宪一代传统士大夫“开眼看世界”的心态由自信走向自卑的最初的倾斜,而且也显示了黄遵宪由对汉语自足信任向汉字汉语难学的视野的逐渐认同。但是,黄遵宪语言观的世界性视域正是他的言文一致、创意命辞的诗学语言、遵用乐观的翻译语言的生长场域,这三者其实有一个潜在的一致:语言要能表述今日之事、今日之物、今日之人、今日之理。

黄遵宪语言观的核心是世界性视域的言文一致,这与他的诗学语言观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整体来说,他的言文一致的语言观与诗歌语言向俗语、今语、口语亲近的诗学语言观有相通的地方,在个人语言的运用上有内在沟通的可能。只是黄遵宪言文一致的自觉意识是他赴日本之后产生的,而他的诗学语言观却在他年轻时所作的《杂感》等诗歌中就有所表露,因此言文一致的语言观与诗学语言观之间不是源流关系,二者可以说是相互佐证、相互推动的。

黄遵宪的诗学语言观可以概括为锤炼“口语”“俗语”“新语”入诗的“创意命辞”53。“创意命辞”是所有真正的诗人追求的语言高峰,只不过攀登这个高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喜欢从古典的文献中挖掘语言因子而锻造新的诗歌语言,有些人则喜欢从山歌民谣中挖掘语言因子而形成个性化的表达。黄遵宪运用的诗歌语言基本上是文言,但是对于“口语”“俗语”“新语”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汲取姿态,这源于黄遵宪重“今”的历史观和语言观,即在古今变化中突出“今”的本体地位。他在《杂感·一》中写道:“少小诵《诗》 、《书》 ,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54在旷若疆圉的古文今言中,黄遵宪看到了历史过程中古今语言的沧桑之变:“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历史将淘汰语言中陈旧腐朽的因素。黄遵宪强烈反对那种“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语言拟古主义,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语言主张。55其实,“我手写我口”的意义指向并非只是口语,毋宁说指向“我”的言说。当黄遵宪把当下的世界转化为文本,“我口”就是这个文本的言说形式。“我口”的言说形式,无疑是要以“我”为历史的切点的言说形式,因此个人性和今日性是“我口”的应有之义。这样,“我口”的言说就站到了历史向前发展的现实的最新横截面上。 “口语”“俗语”和“新语”进入黄遵宪的诗歌语言就有了自然的内在逻辑。黄遵宪的诗学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中有人,诗外有事”56,这“事”是今日世界之事,这“人”是今日世界之人,尤其是诗人自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黄遵宪的“新世界诗”中,语言先于诗歌。

1 释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页。

2 佉楼有时写作“佉卢”,和梵一起居于天竺,乃佛教所传古代造佉卢文的人。佉卢文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横书左行,属塞姆语系的阿拉米文系统,今已失传。见《辞源》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7页。

3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六》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 (上) ,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9页。

4 黄遵宪:《岁暮怀人诗·二八》,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126页。

5 黄遵宪:《新嘉坡杂诗·五》,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131页。

6 黄遵宪:《己亥杂诗·六四》,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160页。

7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长沙:富文堂重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29页。

8 黄遵宪:《续怀人诗·一〇》,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130页。

9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长沙:富文堂重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27页。

10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长沙:富文堂重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28页。

11 同上。

12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北京:同文馆集珍版,光绪五年(1879)孟冬,第30页。

13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二,长沙:富文堂重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9页。

14 伊吕波歌传说是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用47个不同的假名,翻译佛教《涅盘经》第十三“圣行品”之偈的歌谣。原文如下:“ぃろはにほへどちりぬるを/ゎがよたれぞっねならむ/ぅるのおくゃまけふてぇて/ぁさきゅめじぇひもせず(诸行无常,是生灭已,生寂灭已,寂灭为乐)。”从9世纪末期开始,这首伊吕波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按这首歌内的文字次序来算数。黄遵宪辑录伊吕波的书写的汉字来源:伊为ィ,吕为ロ,波为ハ,仁为ニ,保为ホ,边为ヘ,止为ト,知为チ,利为リ,奴为メ,留为ル,远为ヲ,和为ワ,加为カ,与为ョ,多为タ,礼为レ,曾为ソ,津为ッ,祢为ネ,奈为ナ,良为ラ,武为ム,宇为ヴ,乃为ノ,井为ヰ,於为オ,久为ク,也为ャ,末为マ,计为ケ,不为フ,己为コ,江为エ,天为テ,阿为ァ,左为サ,畿为キ,由为ュ,女为メ,美为ミ,之为シ,惠为ヱ,比为ヒ,毛为モ,世为セ,寸为ス。假其偏旁名片假字,其假字则伊吕波草书也。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北京:同文馆集珍版,光绪五年(1879)孟冬,第31页。

15 同上书,第32页。

16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广州:羊城富文斋刊版,光绪十六年(1890),第2页。

17 同上书,第3页。

18 [日]南部义筹:《改换文字的建议》,陈青今编译:《日本文字改革史料选辑》,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3页。

19 [日]矢田部良吉:《采用罗马字拼写日语》,《日本文字改革史料选辑》,第9页。

20 同上书,第10页。

21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广州:羊城富文斋刊版,光绪十六年(1890),第4页。

22 黄遵宪:《番客篇》,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5页。

23 《英语便通商》,《格致汇编》光绪十七年(1891)秋季号。

24 林衡南:《华夷通语读法》,《华夷通语》,光绪九年(1883),出版地不详,第7页。 “勿朥油话”可能指当地通商用的马来语。

25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广州:羊城富文斋刊版,光绪十六年(1890),第5页。

26 同上书,第6页。

27 同上书,第5页。

28 同上书,第6页。

29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广州:羊城富文斋刊版,光绪十六年(1890),第6页。

30 同上书,第3页。

31 同上书,第4页。

32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长沙:富文堂重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29页。

33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广州:羊城富文斋刊版,光绪十六年(1890),第6页。

34 [德]赫尔德:《中国》,见[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35 转引自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36 同上书,第61页。

37 同上。

38 转引自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39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广州:羊城富文斋刊版,光绪十六年(1890),第7页。

40 同上。

41 黄遵宪:《〈梅水诗传〉序》,陈铮编:《黄遵宪全集》 (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287页。

42 黄遵宪:《己亥续怀人诗·一二》,陈铮编:《黄遵宪全集》 (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4页。

43 黄遵宪:《与严复书》,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435页。

44 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一日。

45 梁启超:《论学校七·译书》(续第27册),《时务报》第33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廿一日。

46 梁启超:《论学校七·译书》(续第27册),《时务报》第33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廿一日。

47 同上。

48 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初一日。

49 黄遵宪:《与严复书》,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5页。

50 黄遵宪:《与严复书》,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5页。

51 同上。

52 同上书,第435—436页。

53 黄遵宪:《刘甔安〈盆瓴诗集〉序》,陈铮编:《黄遵宪全集》 (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3页。

54 黄遵宪:《杂感·一》,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75页。

55 黄遵宪:《杂感·二》,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75页。

56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天津:天津民出版社,2003年,第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