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地处西亚的伊朗，古称波斯，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文化博大精深，其宗教神话独树一帜。流传至今的波斯诗文典籍内涵丰富，美不胜收，在弘扬民族自强精神的同时，彰显道德与智慧，历来为世人瞩目和称道。

不言而喻，古代“丝绸之路”曾在相隔万里的中华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谱写了两个伟大民族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上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篇章。然而应该承认，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西域古国了解并不多，研究则更少，所知极其有限。时至今日，进入新时代，理应尽力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若以7世纪中叶游牧的、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入主波斯，灭萨珊帝国（224—651）为分界线，似可将悠久的伊朗历史文化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两个时期，即“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

前伊斯兰时期的古波斯文化，虽曾受到印度、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且包含婆罗门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佛教等的文化成分，但其主流无疑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或拜火教）和摩尼教组成的“二元神教”文化。

从公元前11世纪算起，由伊朗雅利安人创立的马兹达教（琐罗亚斯德教前身），迄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史前初创时期（前11世纪至前8世纪），伴随着马兹达教日益壮大，该教圣书《阿维斯塔》便已形成雏形。发展到信史时代，奉行传统善恶二元论的琐罗亚斯德教初具规模，其圣书被抄写在一万两千张牛皮革上。公元前4世纪末，最早编定的波斯古经被举兵东征的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付之一炬。经过百余年的“希腊化”， 琐罗亚斯德教由复兴而后达到鼎盛时期（3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作为萨珊王朝的国教，其圣书《阿维斯塔》得以重新编订，并在伊斯兰教的初期二三百年间，相继涌现出数量可观、旨在诠释和译注圣书的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文献。此后随着伊斯兰教在波斯境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使得琐罗亚斯德教大势已去，其圣书被《古兰经》取而代之，由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编写的巴列维语文献损失惨重，所幸并未全部散亡。尤其是圣书《阿维斯塔》从形成到销毁，再由重新编订到丧失殆尽，几经沧桑，总算为后世保留下一份琐罗亚斯德教文化遗产，这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古波斯宗教文化和神话传说而言，确实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的。

摩尼教神话是古波斯神话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琐罗亚斯德教神话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摩尼教在伊朗产生和获得发展的3世纪，正值琐罗亚斯德教勃然而起，迅速成长为萨珊王朝时期人所供奉的国教之时。以“二宗三际说”为根本教义的摩尼教，就宇宙观而论，与宣扬“善恶二元论”的琐罗亚斯德教本质上一脉相通，别无二致。两者虽然同为典型的二元神教，但摩尼教却不能见容于官方琐罗亚斯德教。在国内公开传教不过三十余年，摩尼教便遭到朝廷的严厉镇压，被勒令取缔。事实表明这两种二元神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在神灵观、神性观和灵魂观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和对立。通过对摩尼教神话和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比较研究，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进而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必将会加深我们对二元神教的基本理论，即“二元神论”的理解和认识。由于伊朗国内摩尼教经典几乎丧失殆尽，加之摩尼教西传东渐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史料文献多被毁坏，残缺不全，因而给研究工作的深入带来诸多不便和困难。只好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侧重论述摩尼教基本神话的实质内容及其所蕴含的宗教哲理。

伊斯兰时期的中古波斯文化，在民族矛盾和阶级对立表现为伊斯兰各教派激烈争斗的历史背景下，反而显得异常发达，颇为引人注目。诸如《古兰经》诠释、圣训学、教法学和教义学、文学、历史、哲学、苏非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均有深刻反映现实生活且具有理论高度的诗文佳作传世，向来被公认为伊斯兰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伊斯兰文学有上千年历史，自7世纪上半叶至10世纪中叶，基本上是阿拉伯语文学一统天下（其他民族的诗人作家皆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划分两个阶段，即古代阶段和近现代阶段。

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创时期的波斯文学（9世纪中叶—11世纪中叶）；发展时期（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苏非文学的勃兴（12世纪—13世纪中叶）；鼎盛时期（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文学风格的嬗变时期（16世纪—18世纪）。自9世纪中叶，波斯文学崛起之后，便逐渐取代阿拉伯语文学的主导地位，成为伊斯兰文学的代表，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远非阿拉伯语文学所能比拟。以菲尔多西（940—1020）民族史诗《王书》（又译《列王纪》）的问世为标志，日渐形成表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潮流。进入发展时期的波斯伊斯兰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苏非文学的勃兴，这是苏非派神学哲理和教义被部分纳入官方正统信仰所导致的结果。从此以后，随着苏非教团势力在民间的逐步扩展，其教义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苏非文学上升为伊斯兰文学的主流，左右着它的发展方向。阿拉伯帝国（661—1258）倾覆之后，波斯伊斯兰教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这当中各地苏非教团的积极活动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波斯伊斯兰文学全面繁荣，达到鼎盛，涌现出穆拉维（鲁米，1207—1273）、萨迪（1208—1292）和哈菲兹（1327—1390）等享誉世界的大诗人，这与苏非文学的高度发达是分不开的。16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形成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299—1923）、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1722,1730—1736）和印度莫卧儿帝国（1526—1857）三足鼎立的局面。奉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朝廷与坚持逊尼派信仰的奥斯曼帝国，为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地位而陷入长期战争，不遑顾及文学事业的发展，相对稳定的印度遂成为新的波斯语文学中心，进而引导伊斯兰文学步入一个独特的发展时期。

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古波斯文学，以古典格律诗创作最为发达。比较流行的格律诗有“伽西代”、“伽扎尔”、“玛斯纳维”、“鲁拜”、“杜·贝蒂”、“伽特埃”、“塔尔吉班鲁”、“塔尔基布·班德”和“莫萨玛特”等。其中以“伽西代”颂诗、“伽扎尔”抒情诗和“玛斯纳维”叙事诗成就最大。波斯萨曼王朝（874—999）和伽色尼王朝（962—1186）时期，“伽西代”颂诗盛极一时；蒙古人入主波斯之后，“伽扎尔”抒情诗和“玛斯纳维”叙事诗尤为繁荣。波斯伊斯兰古典诗歌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成绩卓著，为世人所瞩目，如菲尔多西的英雄史诗《王书》，穆拉维的苏非讽喻诗《玛斯纳维》，萨迪的道德训谕诗《果园》、《蔷薇园》，哈菲兹的抒情诗，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的哲理诗，内扎米（1141—1209）的爱情故事诗《蕾丽和马杰农》，阿塔尔（1145—1121）的苏非哲理诗《鸟之心语》。帖木儿王朝时期的苏菲大师贾米（1414—1492），以数量可观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据统计不下54种），如苏非经典《拉瓦一合》（闪光集）和《光辉闪耀》等，为自己在中古波斯文学发展史上赢得一席之地，不愧为波斯古典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著名诗人和苏非神学家。

中古波斯文学的散文创作，虽然不如诗歌发达，但也不乏优秀的传世之作。就文学散文而言，种类十分繁多，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帝王英雄传记、宗教人物传记、“玛卡梅”韵文故事、讽刺故事、道德训谕著述、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各类游记和辞书编纂等等，应有尽有。其中萨迪的《蔷薇园》名扬四海，早已是穆斯林修身养性的必读经典；享誉全球的《一千零一夜》和阿凡提式的机智人物故事、趣闻和笑话，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爱不释手的不朽佳作。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中古波斯文学带有鲜明的悲壮和朦胧两大美感特征。以菲尔多西的《王书》和内扎米的《蕾莉与马杰农》为代表的，反映民族历史悲剧和男女婚姻悲剧的诸多诗篇，确实能“唤起悲悯与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亚里士多德语）。穆拉维等苏非诗人的讽喻诗歌和哈菲兹等受苏非思想影响的抒情诗作，在“神爱”、“神智”、“完人”和“人主合一”的追求中，在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探索中，强烈地表现出主观世界的精神感受，个人信仰的直接体验和顿悟，令人感到神秘玄妙，别有韵味。

始于19世纪末的伊朗现代文学从孕育诞生到发展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1）立宪运动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解放——由宫廷走向民间。

上世纪初爆发的席卷全国的立宪运动（1905—1911），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有力地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使之产生了本质的变化。从此，文学不再是封建帝王的御用工具和宗教神学的附庸，而演变成为广大国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武器；它从狭小的宫廷和寺院走向广大的工农民众，从而获得了解放和新生。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语言通俗易懂，紧密联系群众的政治斗争，大胆地揭露、讽刺和批判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和各种社会弊端，与传统的宫廷——宗教文学以颂扬帝王将相和赞美安拉、使者和圣徒为基调的文风大相径庭。德赫胡达的杂文，巴哈尔等人的诗歌，以及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各地报刊文章，对打破旧的文学格局，促进古典格律诗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进而为伊朗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1918—1925）：变革求新——现代文学的形成。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促使伊朗文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贾玛尔扎代的短篇小说集《在很久以前》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小说体裁的引进获得一定的成功。总的看来，此时的伊朗文学在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方面已初具规模，均有比较成熟的作品产生，从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文学。

（3）礼萨·巴列维时期（1925—1941）：文学低潮——一代宗匠在逆境中崛起。

礼萨国王的独裁统治和他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给新生的伊朗文学以沉重的打击。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文学作品被查禁和销毁，进步作家遭到流放、逮捕和杀害。保守的文人骚客一时得势，垄断了文坛，报刊上充斥着为当局唱赞歌的庸俗之作。宣扬帝王文治武功的历史题材小说，投合统治阶级的喜好，接二连三地炮制出来。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歌为数寥寥，而且只能发出悲天悯人的哀鸣和叹息。

迫于严峻的现实和令人窒息的压力，萨迪克·赫达亚特移居印度孟买，在那里写出不同凡响的小说《瞎猫头鹰》，用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手法，表达出作家内心的积怨和愤懑。立意求新的马赞德朗诗人尼玛·尤什吉，成功地创作了《阿弗萨内》和《士兵之家》等作品，为从古典格律诗向自由体诗过渡，提供了宝贵经验。两位文学巨匠的崛起，为处于低潮的伊朗文学带来一线光明和希望。

（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战后至五十年代）：文学复兴——进入发展新阶段。

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大会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伊朗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今后前进的方向和任务。

穆罕默德·礼萨22岁继承王位（1941—1979），在他执政初期，社会文化氛围比较宽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伊朗人民深受鼓舞。文学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得以复兴。诗歌和小说创作出现新局面，文艺批评和理论文章开始见诸报端。尼玛·尤什吉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受到重视，由他首创的尼玛体自由诗终于取代古典格律诗的正统地位，一跃而成为伊朗现代诗歌的主要形式。赫达亚特后期发表的《哈吉老爷》和阿拉维的代表作《她的眼睛》，把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推向了高峰。

（5）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六十至七十年代）：空前繁荣，新人辈出——文学创作的新气象。

六十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开始推行“白色革命”（又称“国王与国民革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全面展开，文学的发展速度随之加快，呈现出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继承和发扬立宪运动诗歌战斗传统的革命派诗人，写出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但是说教味道浓重，艺术质量欠佳；以尼玛体自由诗人为主力的革新派，人多势众，占据着诗坛主导地位，多采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隐晦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女诗人法罗赫扎德的三部曲：《囚徒》、《围墙》和《叛逆》，以及《重生》，堪称这时期革新派诗歌的代表作。

与诗歌相比较，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贾拉尔·阿尔·阿赫玛德的力作《刀笔》，在借鉴和利用民间文学传统表现手法上独树一帜，为文艺界所瞩目。

因篇幅所限，笔者不可能就不同时期各类典籍一一做出全面而详尽的评价，这里仅以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名著为例，加以简明扼要的解说，力求“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之效。兹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资深专家元文琪先生和北京大学张鸿年先生的有关著述，以及本人2015年于伊朗塔巴塔巴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用波斯文撰写的《波斯文学简史》（现已在伊朗再版），特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即上篇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中篇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和下篇伊朗现代文学，分别予以论述。倘若本书能引起人们对伊朗古今文学的探索欲望和阅读兴趣，并有裨于求知波斯文化要义的广大读者，笔者将不胜欣慰。

于桂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