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的质疑

休谟自幼就有家庭教师陪伴，年少时就开始知识的启蒙。然而，他的学识培养是在回到出生的城市，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后才正式开始的。入学手册显示，休谟在1723年2月27日注册，跟随希腊语教授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学习。从时间上看，他未满12岁。当时的大学是与今天的大学截然不同的机构，在这个年龄注册入读，算不上特别低龄。就入学时机来说，休谟很幸运。就在一年前，学校新设立三个教授席位；爱丁堡及周围行政小区酿造并售卖的麦芽啤酒每品脱征税两便士，用以供养聘请的教授。啤酒在很长一段时间对爱丁堡至关重要。啤酒厂散发的麦芽香味，随微风荡漾，在市中心弥漫；我每次到这里，总是身心迷醉。爱丁堡这位最有智慧的人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的。我如今意识到这种氛围对他的教育大有裨益，于是麦芽香味便有了新的意义。不过，啤酒厂逐渐从成本高的市中心迁移到城市周围，这种香味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不复存在。

休谟的传记作者E. C. 莫斯纳这样描述彼时的爱丁堡：“这是一座矛盾的城市，既艰苦朴素又舒适安逸，既远离尘嚣又胸怀天下，既有乡村的质朴又有都市的儒雅，既有古旧的传统又有现代的理念。这座城市对过去恋恋不舍，又对未来满怀憧憬。”文化教养与道德败坏，优雅的策略与污秽的手段，在这里同时存在。富裕带来的舒适也是相对的。试想1737年末，休谟正在法国，当得知休·布莱尔（Hugh Blair）牧师是他房屋的租客时，休谟便写信给他：“我离开时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绝无虱蚤，我希望你也感到它洁净无比。我建议你不要让用人住在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用人会感到空气不流通，而且容易招惹虫子。”看来，即使是中产阶层也难以逃避虫子、老鼠带来的烦恼。

然而，这还远远算不上爱丁堡城市卫生的主要问题。旧城区高层公寓各楼层的居民都把尿壶里的尿液和粪便直接倾倒在大街上。有一位路过爱丁堡的士兵说：“这里臭气熏天，我相信，世上没有比这更臭的地方了。”夜晚十点以后在街上行走，很有可能一壶尿就会泼到你头上。此后，城市立了规章制度，规定市民须把排泄物带下楼，倒进臭水沟里，但是女仆们太忙碌，能遵从规定的寥寥无几。因此，这位路过的士兵说，人们常在大街上高声呼叫：“请稍等。”意思是“等我走过去你再往下泼”。

图4 从卡尔顿山俯瞰爱丁堡

爱丁堡劫后余生，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麻烦，但是和许多大城市一样，贫富之间依然有着紧张情绪。旧城区到处都是游客、咖啡馆、餐馆和礼品店。但是，随处可见无家可归之人为了生存苦熬、乞讨，在商店门口过夜。离开旅游区，走到城市郊区的一些地方，贫穷更加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末，欧文·沃尔什（Irvine Walsh）生动描述瘾君子的小说《猜火车》（Trainspotting）在1996年由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拍摄成电影，故事的背景就设在爱丁堡的利斯（Leith）港口区。最近有一项研究把苏格兰分成7000个区域，而且该研究显示，50个赤贫区域中有4个在爱丁堡。和休谟时代相比，爱丁堡依然是一个矛盾重重、贫富差距悬殊的城市。

图5 从卡尔顿山上俯瞰的风景。前景是老卡尔顿公墓；休谟的陵墓挡住了视线，使我们看不到桥的右端

今天从爱丁堡市最中心的卡尔顿山上放眼远眺，我们也许能借此了解休谟生活过的城市。当然，今天的城市与18世纪相比，建筑物更密集。当时的地标建筑物今天有许多依然风貌犹存，这个城市起伏不平的地貌依然如故。正前方就是爱丁堡城堡，占据旧城区最高的位置。休谟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你的视线触及城堡之前，会经过新城区的南部边缘；在休谟的一生中，新城区一直在建设。他在新城区购置了一块土地，修建自己的家园，晚年一直住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卡尔顿山脚下的老卡尔顿公墓，休谟就长眠在其中一座陵墓里。在城堡左边，与卡尔顿山距离更近的是爱丁堡大学，休谟在这里开始了他正式的学习生涯。

休谟对自己接受的大学教育不以为然。“教授教给我们的知识，书本里都有，”他如此写道，“我认为，上大学的理由并不比去其他地方的更充分，我们也没有理由费心去仰慕教授的学识或能力。”他退学了，没有取得学位，这在当时很普遍。这其中有一个单纯的经济上的理由：只有自然哲学教授的学生可以获得毕业费用，所以其他教授没有很强的动机鼓励自己的学生毕业。

休谟在学术上受到的启发可能更多源自他参加的兰肯俱乐部（the Rankenian Club）。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组建的许多学会中最重要的一个。他们在一家酒馆聚会，因而以酒馆老板的姓氏将其命名为兰肯俱乐部。休谟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他喜欢这样的社交活动：一群优秀、聪明的人在一起吃喝宴饮。

休谟在这期间可能失去了宗教信仰。后来，博斯韦尔（Boswell）转述说，休谟曾告诉他，“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他就不再持任何宗教信仰”；这应当是在大学期间发生的事。当时流行的宣教小册子《人当尽的本分》（The Whole Duty of Man），他应当是读过的；这本册子描述了当时盛行的虔敬的德行典范，可这并没有特别令休谟信服。“吃喝为快乐而非健康”，“把时间和财产荒废在交友中”，这些都属于不守本分。然而，休谟认为，吃喝交友这些活动不是恶行，而是美德的典范。他在《人性论》里论证说，德行必须有用或宜人，然而“独身、斋戒、苦行、禁欲、克己、谦卑、沉默、孤居、独处以及整套僧侣式的德行”都无济于事。这些德行“无法达到任何目的，既不会改善一个人在俗世的命运，也不会让他成为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既无法让他有能力获得社交的娱乐，又不能增强他自娱自乐的能力”。他在其他著述中说：“若一个人没有被狂热思想冲昏头脑，正常的头脑绝不可以把感官的享受、对美酒佳肴和华服的嗜好想象成恶行。”（这里的“狂热”指的是宗教极端分子持有的那种过度的热情。）只有当我们过度沉溺于这些嗜好，致使我们无法追求慷慨、仁慈等美德或者致使我们一贫如洗，这种沉溺才会成为恶行。“如果这些享乐既不损害美德，又有足够宽裕的基础给朋友、家人以及任何合适的对象施以慷慨和同情，它们就全然无害，而且在任何时代，几乎所有道德家都承认这是正当的。”

虽然休谟完全摒弃了基督教的道德观，可他的书信告诉我们，他没有那么容易放弃自己的信仰。1751年，他在回首往事时写道，他的怀疑论（后来他以此闻名天下）倾向不是天生的，它“逆着我的意志悄悄爬进我的头脑里”。他看着自己的一本旧手稿，里面的文章都是他20岁之前写给自己的。这手稿“一页又一页”地记录他对宗教的思考产生的循序渐进的变化。“一开始为了确证大众接受的普遍观念，我对论据孜孜追求。这时，怀疑悄悄涌上心头，遭驱散，又回来，又遭驱散，再次回来。躁动的心灵逆着天性，也许还逆着理性经历了无尽无休的挣扎。”休谟缓慢而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正如莫斯纳所言，休谟“经过理性思考而走出了宗教”。

爱丁堡大学没有对休谟的思想产生长久的学术影响，也没有对爱丁堡这所城市产生持久的建筑影响。爱丁堡大学成立于1582年，号称英国第六古老的大学，但是，它占据的都是这座城市周围大杂烩一样的各类建筑物，丝毫没有系统化的建筑基础。因此，休谟当时所在的大学在今天只是一个影子式的存在。到了1789年，大学的奠基石才安置在旧校址，这里是大学的第一处带着明确目的而修建的校园，也是今天爱丁堡大学可以参观的最古老的部分，位置在南桥街。旧校址周围是爱丁堡市中心一些不合时宜的商店和餐馆，多年交通污染产生的煤烟熏黑了学校的建筑，因此它潜在的辉煌因为所处的环境而黯然失色。我们试图想象18世纪时一个男孩绕着大学建筑物围成的“四方院子”健步如飞，然而，休谟并没有这样做。

现代的爱丁堡大学没有这样的时代魅力。再往南大约半英里，在乔治广场附近，就是大学的主校区。休谟大楼耸立于此，这是一栋毫无生气的功能性大楼，大楼用休谟的名字命名，对他不是荣耀，反倒是一种侮辱，因为它不像做学问的地方，更像一栋庞大的社会福利房。

图6 爱丁堡大学，休谟大楼

现代的爱丁堡大学和休谟学习过的学校不只是在审美上存在反差。休谟上大学时，享有高等教育这一优越条件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休谟的书信常常流露出“我不富裕”之类的信息，可那只是相对于他已有的特权地位来说的。休谟属于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阶层，这意味着他终生都能够和爱丁堡每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有交情，哪怕只是肤浅的交情，同时，他还能够认识英国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那时的哲学家不是在学术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勤恳耕耘的专家，而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独一无二的学者圈子里活动的成员。这些学者的兴趣，用当今的词汇来描述，就是“跨学科的”。那时甚至没有清晰的科学家类别。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那时就是“自然哲学”，这个术语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因此，认为休谟本质上是一位哲学家，这有些不合时宜。他所受的教育把他造就成了一个文人，但他的兴趣涉及经济、科学、心理学、历史和政治理论。我们更有理由严肃思考他终生高瞻远瞩的追求。他研究的对象是人性，他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智力工具帮助自己研究人性。我们由此看到一则格言：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向任何给予我们教益的源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