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躺着中枪

洪涛和龙哥俩人干着三个人的活。一个人握着钢钎，一个人抡着大锤，砸向钢钎。凿开冰面，清理掉浮冰块，就是冻土层了——黑黝黝的淤泥层面。再将黑黝黝的冻土层凿裂开，然后，将大小不一的泥土块搬到河岸上，码放好等着小队的马车拉走。

洪涛和龙哥干完活，夕阳落到了地平线。洪涛回到青年点没见到崔建华，他先去小队部打听消息，没见着杜队长；又去大队部打听消息，听大队治保主任说，崔建华与黒子去公社保卫股了。

冬天天黑的早，崔建华回到青年点已是掌灯时分。洪涛问：“还没吃饭吧？”

崔建华点点头，一脸的沮丧，威猛之风，荡然无存。“我给你留饭了，我去热热。”

洪涛去了厨房，将两个饭盒放在大铁锅里的箅子上。他往大铁锅里加了两瓢水，盖上锅盖，再往灶坑里添了些玉米杆，点着火，又将电吹风机通上电。十多分钟，洪涛将热好的饭菜端给了崔建华。崔建华吃完饭，洪涛和崔建华走出了青年点。

崔建华说：“黑子掉了三颗牙，公社让我赔他500元钱。”

“啊，黒子同意了吗？”

“同意了。”崔建华答道。

“那就好，破财免灾吧！”洪涛不无同情地说道。

“唉！是破财免灾了，可我没钱那。”崔建华哀叹道。

洪涛没敢贸然接话……

转日，吃过晚饭，龙哥找洪涛到青年点屋外边说话。

他阴沉个脸，说：“崔建华找我了，说他要赔给黒子500元钱，可他没钱让咋俩给凑凑。”

洪涛苦笑着问道：“你想咋办呢？”

“架是他打的，我又没让他打架，为啥让我拿钱呢？这不是躺着挨枪吗？”

洪涛递给龙哥一支纸烟，用打火机给他点着烟。洪涛深吸了一口，又猛劲地吐出了烟雾，说：“你的意见和他说了吗？”

龙哥晃晃头：“我没说，也不想搭这个茬口。”

隔日，崔建华再次找洪涛，说：“公社来信了，让我赶紧把钱送过去，再耽搁就拘留我了。”

“啊，是这样呀？”

“我的想法和龙哥说了。”崔建华接话说。

“龙哥是啥想法呀？”洪涛明知故问。

“呵呵，他说他没钱。”

洪涛低头吸着烟，不接话茬，沉默不语。“你和龙哥说说，就得你俩帮我了。我也是替你俩打架呀。”

崔建华说这话，还一副大言不惭的样子。洪涛心中不悦，问：“……你怎么是替咋俩打架呢？”

“黑子骂的是咱们三个人，你俩不吱声，我替你俩出气才打了黑子。”

洪涛压抑怒火，长出一口气后，说：“我手头也没钱，我往家里写封信，等我爸给我邮点钱来……”

十二月底的一天，晚饭后，天已麻麻黑。青年点男生宿舍外间屋，南北两铺炕上坐满了人，地下也站着一些人。

洪涛坐在南炕里边，身边是青年点伙食长，洪涛叫他王哥，右眼眉下有一条小虫子似的疤痕。

会议召集人兼主持人老牛，六八届知青。他个头不高，脸颊白皙尖下颚。

屋门口，两个木箱子摞起来，木箱子上面靠墙立着一块小黒板。老牛手掐白粉笔头，站在黒板前，声情并茂地讲着。站在他身前的是青年点点长，人称老房，一脸的窘迫，胖胖的脸涨得通红。洪涛刚来，还不了解他们之间的过节。老牛咄咄逼人的追问，已让老房招架不住了。

“四十五元钱，给杜队长家买了一架挂钟。”

“太二了。”洪涛侧脸瞅着说话的王哥，他眼角往下耷拉着，两眼似乎在喷火。他是伙食长，管着青年点的伙食账。老牛也曾想在他那打开缺口，被他顶了回去。如今老房被攻破了，他咋能不气愤呢。

老房“招供”了，老牛将粉笔头往地下一扔，说：“这就没啥好说的了！”这场景，老牛犹如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将军一般，老房恰似落水狗。

事后不久，洪涛去杜队长家串门，杜队长说：“这不是傻吗，你说这个干嘛，说什么不行，有我在谁还会查你。”

听了杜队长的话，洪涛也认为老房傻，女的不能担事，遇到点事麻爪了。

会后不久，两个七二届知青接替了青年点点长和伙食长的职务。但，这俩人仅干了三个多月就辞职了。

七五年春节过后，洪涛返回青年点的第二天，就被大队主管知青工作的薛主任找去谈话了。薛主任红脸堂，慈眉善目，他说：“我从侧面了解和考察，大家伙也看好你，想让你当点长。”

薛主任的话，让洪涛颇感意外。洪涛心想，青年点还有那么多人呢，怎么就能轮到他当点长了呢？想归想，洪涛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这挺出乎薛主任的意料，他准备了好多说词，一点都没用上。

新老知青五十多人，只有洪涛能当点长吗？现实，当点长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丁点的好处或许还费力不讨好，所以才没人干呢。王天明讥笑洪涛，说：“你就是个大傻包！”

一九六零年五月的一天，玉米秧苗已有半尺多高了，洪涛的姥姥左胳膊挎着一个篮筐，右手拿着一把小铲刀，领着洪涛在他家房后的玉米地里挖野菜。姥姥挖了半篮子野菜，洪涛看见一个身穿蓝制服上衣的中年男人，过来抢夺姥姥的篮子。姥姥与那个中年男人争夺了一阵子，篮子还是被男人夺了过去。姥姥带着洪涛跟着那个中年男人往地头走，到了地头中年男人将半篮子野菜倒进了猪圈里。中年男人走了，洪涛怯生生地问姥姥：“那个男的咋抢咱们的篮子啊？”

姥姥说：“他不让咱们在他家的地里挖野菜。”

姥姥的话，洪涛似懂非懂。但，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似乎烙印上了“强者”的痕迹，多少年过去了，洪涛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那年洪涛四岁。

一九七三年仲夏的一天，洪涛与几个同学去班长家玩耍。班长的四哥，七一届毕业生，下乡没走，那日正在家。他与我们搭话，说：“你们毕业了都想干啥呀？”

张健说:“我想开车。”

外号叫耗子的张际文，说：“我想盖房子，给我家盖个大房子。”

最后，四哥手指着洪涛，问：“你呢，你想干什么呀？”

洪涛思忖再三说：“我想当官。”

听了洪涛的话，四哥眼睛带笑，说：“你们几个人就他有野心！”

“洪涛说：“当官多好啊！啥都自己说了算，还能走后门……”

四哥将头转向窗外，不再与他们搭话了。此时的洪涛，并不知道什么是丛林法则，也不懂得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道理。但，朴素的“强者”意思，已扎根在洪涛的脑海里。

洪涛认为，青年点点长这个职务，是命运之神的赏赐。成功、失败无所谓，真就是失败了又能怎样?

洪涛想的是他日后的前程，这或许是个与众不同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