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之战:罗马,波斯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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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走向公元600年的罗马与萨珊

从直布罗陀到加沙,各地民众与东部行省一样,皆忠于罗马皇帝,遵奉同一信仰,保持同一装饰风格,使用同一固定货币。

布朗(2006),第158页

波斯族邪恶虚伪、奴颜婢膝,却又爱国忠顺。波斯人慑于恐惧,服从君王,故肯于为国吃苦、顽强作战。

莫里斯一世《战略》,第11章,1

耗资巨大,战果却微乎其微。

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第75章,3.2—3

(关于罗马—波斯战争)

罗马帝国(600)

公元一至五世纪,罗马帝国的舆图变化甚微:东起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及大西洋沿岸,北至苏格兰高地,南达撒哈拉沙漠。然而实情远非如此。虽看似统一,东西却日渐分裂。在君士坦丁堡与罗马城,双方各拥首都和元老院。公元395年之后,分立阿卡狄乌斯(Arcadius)与霍诺留(Honorius)为帝。曾有众多帝王君临天下,而今两位新皇尚在弱龄——阿卡狄乌斯十七岁,霍诺留十岁,实权交由廷臣执掌。东部渐趋倚重文职政府,西部则更多受制于军方。东西本是手足一家,却开始相为敌仇。

匈人踏进欧洲,境外兵燹继起,罗马人因阋墙之争而应对乏力。面对民族大迁徙(1),东罗马难免冲击,而由于莱茵河与多瑙河边境漫长,西罗马更难招架。蛮族如潮,将西罗马摧垮,但帝国沦亡远非这一句话可以总结,也非本书所涉范围。五世纪末,西罗马覆灭(2)。不列颠沦为布立吞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彼此攻伐的战场;西班牙成为苏维汇、西哥特两王国的所在地;高卢受到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统治;阿非利加(3)落入汪达尔人之手;意大利则被东哥特人掌控。

然帝国疆域辽阔,虽连番失地,东部半壁江山仍坐拥古典世界最广袤领土和最发达文明。君士坦丁堡政治领导有力,军方多未敢造次。除却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邑的坚固墙垣,新的防御武器将是外交权谋和贿赂收买,而非增扩军力。五世纪后半叶,东哥特人与伊苏里亚人军力再起。他们卷土重来,随之引发“种种乱局——烈度不大的战争、虚张声势的攻伐、诡计诈术、政变企图、和约签订、背叛与反背叛”1。非罗马式的被动策略虽不得人心,却帮助东罗马帝国成功应对了乱局。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的“经济运筹”使帝国的坚实根基得到巩固。借由减免赋税、节流增效、施行专业改革,帝国得以恢复良好的课税基础。2据称,比及518年,国库黄金储备已多达三十二万磅。3

罗马帝国(600)

利用财政和军事稳局最充分者当属皇帝查士丁尼(5)。他在帝国各处大兴土木。4无论是位于拉韦纳的那座有皇帝本人著名镶嵌画的圣维塔莱教堂,还是从摩洛哥到耶路撒冷遍布地中海地区的各教堂,抑或是用于建造边境要塞的最新技术,还有位于比提尼亚的桑加留斯桥,无不彰显出罗马艺术和建筑的持久辉煌。而查士丁尼用心最多者则是首都。他下令重修圣使徒教堂和大宫殿;为庆祝以自己名义所获的大捷,建起查士丁尼之柱。而最令人惊叹者莫过于上帝圣智教堂,即通常所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由一位数学家(6)和一位物理学家(7)设计建造,其规模在此后近千年的世界无出其右者。纵在今日,其壮观气势仍使人叹绝;特别是巨大的帆拱穹顶,其恢宏形制在文艺复兴前一直无与伦比。似乎连查士丁尼本人也慑服于建筑师的造诣,遂慨叹道:“所罗门(8),我已胜你!”5

不过,查士丁尼利用阿纳斯塔修斯的遗产并非只为装点帝国门面。他斥巨资建起一支可实现其军事雄图的部队。对波斯人用兵初试锋芒后,查士丁尼将目光转向曾瓜分西罗马的蛮族诸国。首个目标即阿非利加的汪达尔王国。蒙上天垂顾,贝利萨留(9)赢得阿德底斯姆战役,克复迦太基,后于534年又击溃欲拯救王国的第二支汪达尔部队。6胜利之速超乎意想,查士丁尼遂征讨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因再获好运襄助,兼之贝利萨留指挥得力,及至540年,波河以南意大利尽归东罗马。7十年后,南西班牙地区自西哥特人手中夺回,地中海几乎再成罗马内湖。

尽管查士丁尼的征战旗开得胜,巩固战果却更为棘手。只有当别处不起战端之时,所需资源方够维持。540年,与波斯人的战事甫一爆发,重心陡移。哥特人尚未击败,贝利萨留即被召回。征服意大利尚待十二载。帝国虽已在534年粉碎汪达尔人的抵抗,与当地部落的战事却持续到548年。西哥特人迅即对罗马属西班牙发起进攻。此外,在多瑙河边境,库特利格尔匈人攻势日紧。

若非命运痛下狠手,540年代的帝国或可应对这些难题。541年,正当帝国紧锣密鼓调兵之际,腺鼠疫在地中海暴发。疾患首现于埃及贝鲁西亚港,但或许源自尼罗河上游甚至更南地区,一俟传及罗马运粮船生满跳蚤的老鼠身上,即势如野火,四向蔓延。8受疫病影响,年底前,在东部战线,贝利萨留与库思老一世的战争始终相持不下。542年岁初,瘟病传至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染疫。543年,瘟疫抵达意大利和高卢,544年或已波及爱尔兰。君士坦丁堡的骇人说法足见疫情之严峻:“日殁人数达五千,继而升至一万,且持续增多”,墓园和万人冢尸满为患。9更有甚者,541年仅是一个传染周期的开端。在随后两世纪,每代人都将遭遇一轮感染。瘟疫迁延日久,反复暴发,而史料显示,阿拉伯半岛及居民受疫病影响相对不大。这或可解释罗马和波斯两帝国因何无法抵挡伊斯兰洪流。

在查士丁尼盛名之下

虽暴发疫病,但因建筑、科技、文学(普罗柯比等人著书立说)、法律制度(颁布《查士丁尼法典》)等领域成就斐然,查士丁尼当政期无疑可跻身晚古时期最绚丽的时代之列。而其真正出色的建树则是西地中海的军事征服。这能否说明罗马帝国实力增强却完全另当别论。军事征服并不意味着在西班牙或阿非利加已建持久和平,因为几乎与此同时,西哥特人和柏柏尔人开始蚕食罗马领土。在意大利,与哥特人长期作战已多使城乡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也令民众苦不堪言。公元540年之后,与波斯人的战争仍在持续,查士丁尼政府几乎来不及在被收复的行省重建防御工事和基础设施,致诸地在财力或军事上无以自我维持,旋即成为帝国财政的重负。帝国财政被转拨给东部主要行省。因士卒无饷可领,在被收复地区,军队战力渐衰,叛乱日增。而更糟情势尚待出现。

始战罢哥特人、汪达尔人与波斯人,550年代,阿瓦尔人到来,多瑙河流域骤乱。来者究竟是谁,至今犹存争议。他们或是多元族群,由蒙古、突厥和嚈哒部落组成,为躲避兴起于中亚的突厥汗国而逋逃至此。查士丁尼随即雇佣他们,去征服在劫掠巴尔干的匈人和斯拉夫人,后又鼓动其干预格皮德人与伦巴第人的冲突。阿瓦尔人两战两捷,成为多瑙河流域无可争辩的霸主,自匈人阿提拉(10)之后,对罗马属巴尔干构成最大威胁。但罗马面临的更紧迫问题则是伦巴第人的反应。后者不愿受阿瓦尔人奴役,于568年迁至意大利,在此罗马人没有可击溃他们的兵力。意大利旋即沦为战端不止的泥潭,最终成为帝国人力和物力永远填不满的黑洞。

凭外交才能,查士丁尼或可稳定局面,但他于565年驾崩。此时,阿瓦尔人/伦巴第人之患尚待引发最大后果。这并非是说查士丁尼的继任者皆庸碌之辈。不过,随着六世纪挨向终点,日趋明显的是,查士丁尼不惟有外交天赋,且承天之佑,能在当政的大多时期,于麾下罗致才具谙练的武将文臣——贝利萨留、纳尔西斯、约翰·特洛格利塔、格曼努斯、卡帕多西亚人约翰、特里波尼安等等,不一而足。因再无能臣可用,再无骁将可遣,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们发现,帝国几乎已无所凭恃。不久,莫里斯与希拉克略只得御驾亲征,倚重皇族和内廷理国,也不顾他们能否堪任。

在多瑙河边庭和意大利用兵受挫,对波斯人作战不力,兼之内政压力重重,似已逼疯查士丁二世(11)。提比略和莫里斯速将东部靖边视作当务之急。帝国军队多被成功部署到美索不达米亚,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地方武装只能孤军奋战。趁此契机,伦巴第人不单掠去意大利北部一个王国,甚或夺走半岛中部和南部两个自治公国。罗马属西班牙则被西哥特人吞食,仅剩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而最令人忧心者却是多瑙河边境的失守。到582年莫里斯登基时,帝国已完全认识到阿瓦尔人之患,并通过缴纳岁贡大致将其化解。可是,罗马人却难抵斯拉夫人在南方的大举进攻。后者挣脱旧主阿瓦尔人的羁束,遍及巴尔干半岛,人数之众令伊利里亚和色雷斯军队无法阻遏。

因疲于应对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与波斯人而无暇他顾,莫里斯(12)对西部行省采取断然行动,分别于584和590两年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设立总督区。本质而言,此乃权力下放的政府,其掌权者,亦即总督,在拉韦纳和迦太基代皇帝处理文武政事。总督统揽大权,这多少说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已不愿或无力向远人提供长期帮助。不过,当七世纪阿非利加总督之子领兵叛乱(13),势在改变国运时,总督区的设立将至少显现一处正面价值。

一家独尊——晚期罗马宗教

四世纪时,在罗马宗教领域,一神论基督教压倒多神论异教对手。胜利可谓来得神速。世纪之初,基督教会仍是小众,遭帝国上下一致迫害。然而,君士坦丁(14)于312年打赢米尔维安大桥战役(15),将胜利归因于基督教上帝的襄助,一切随之变改。基督教不仅陡然合法,更是一跃成为君士坦丁执政王朝的信仰。至四世纪末,皇帝若非基督徒,则难以想象。在诸多方面,基督教的组织反映出帝国架构。时至今日,这一点从罗马用语在主教代理、主教辖区、教廷等天主教体系中的使用仍可见一斑。罗马主教实为宗教皇帝,高居各行省大小主教之首。但因帝国权力下放各地,教会架构亦须相应调整。到四世纪晚期,帝国东西分治,教皇被迫认可教会的类似格局。381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得到擢升(16),其地位仅次于教皇。至查士丁尼时期,安条克、亚历山大(17)和耶路撒冷获认,跻身管理罗马教会的五大牧首区(18)

然而,该格局并未结束教会的权柄之争。罗马和意大利的世俗影响渐趋衰微,而在皇帝支持下,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势力则与日俱增。比至六世纪,查士丁尼不只在地中海各地广建教堂,试图强迫犹太教徒与其他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且滥施皇权以左右教义。教皇若决计拂逆圣意,或遭强行罢职。教皇一职俨成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工具。不过,随着伦巴第人在意大利半岛不断侵蚀帝国统治,教皇日渐独立。

基督教内部亦充满纷争。有别于官方《尼西亚/迦克敦信经》(19)的观点形形色色,异见大多起因于对三位一体本质的分歧,特别是对拿撒勒的耶稣为何既是上帝圣子又是凡人马利亚之子这一问题存有争议。六世纪晚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是基督一性论,即认为耶稣只有神性。这有悖于451年迦克敦公会议所表达的基督教官方观点。后者认为,耶稣兼具人神两性。在现代读者眼中,这一切看似迂腐而无必要,但在整个晚古时期,此类争议却会点燃宗教激情。因而,若皇帝或教会试图强迫全帝国认可同一基督教观念,则几乎必将触怒万千信众,属极度危险之举。在为帝国提供大量人力和赋税的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等地,基督一性论信徒为数众多,更是不可招惹。七世纪上半叶,希拉克略和继任者们尝试推行基督一志论。该教义折中,主张耶稣具人神两性,却只有神的意志。他们确将看到此类教义之争的分化力与破坏力何等强大,尤其在埃及和亚美尼亚。

罗马帝国亦有其他宗教群体。犹太人受太巴列牧首领导,在帝国人口中占比颇高。10由于犹太人大流散(20)和基督教在帝国的传布,后来多个世纪,犹太人每遭无端猜忌。受以往叛乱影响,罗马人认为这些犹太群体是随时作乱的潜在“内奸”,“对帝国灾难公然表现出幸灾乐祸”。11因此,犹太人不得与基督徒通婚,不得订立遗嘱,不得继承财产,不得到庭作证,“不得为帝国效力”,且有证据表明,在地方曾发生强迫犹太人改变信仰之事。12但是,罗马人对犹太群体存有戒心不无道理。尽管认为犹太人大流散将贻害无穷只是错觉,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确成隐患。在七世纪,犹太人邀波斯人夺取巴勒斯坦,与之合围耶路撒冷,后又迎入穆斯林,罗马人的担忧有所证实。

叛教者尤里安(21)在位短促,未产生长远影响,统归于异教信仰的种种迷信无法和基督教同日而语。13然而,尽管不为帝国认可,尽管被查士丁尼贬至与犹太人和异端相当的法律地位,被罚没大量财产,甚而遭逐,异教信仰仍生生不息。异教在帝国虽受压制而不灭,这得益于众多邻族(如大量前伊斯兰阿拉伯人、柏柏尔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匈人、阿兰人、保加尔人、突厥人等)的异教信仰。不过,难有证据表明,罗马异教徒曾像基督教异端或犹太人那般引发影响到军事部署的祸乱。

晚期罗马军队

世纪更迭,罗马帝国今昔殊异,军队亦有变迁。罗马军团重建于三世纪的乱局(22),经戴克里先(23)和君士坦丁改制而战力增强,每支五千人的传统军团已被千人营取代。在四世纪多数时间,这支新军与精骑以及募自域外部落的偏师协同作战,重塑和保卫了帝国。然而,比至五世纪初,内战频仍,更兼对蛮族动武,伤亡甚巨,民众的从军意愿日减,因此越来越难以补充训练有素的罗马步卒。军队遂更多倚重蛮兵,而蛮兵随人数增多渐趋独立。这虽非帝国西半部覆亡的唯一缘故,但确是重要起因。

因地理位置有利,兼以文官治国,军队规模较小,故东半部免于类似命运。四到七世纪,东罗马军队的总体构成几无变化,仍包括屯于色雷斯、伊利里亚和东方的三支野战军,在君士坦丁堡护驾的两支野战军,查士丁尼时期又分别在亚美尼亚、阿非利加、意大利和西班牙增设野战部队。军队中坚主要是帝国兵员,辅以蛮族同盟军(foederati)及边防军。部队装备、组织、战术和后勤也同以往大体相当。提比略二世、莫里斯、希拉克略等马上皇帝确曾亲自挂帅,而领兵者常是皇亲贵胄,或虽非皇族却才能出众的统帅,如贝利萨留和腓力比库斯(Philippicus)。

详述罗马兵员的史料匮乏,对七世纪初军队的规模与构成难下定断。东部各行省野战军的规模或变化甚微。《百官志》(24)Notitia Dignitatum)记载有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东西罗马帝国的军事架构。该书称,东罗马野战军兵力为十万四千,及至六世纪中期,为九万五千。530年代初的东方野战军酷似《百官志》所载。548年的伊利里亚野战军兵力为一万五千,而在395年则约有一万七千五百。14此外,鉴于查士丁尼攻城略地后,在征服之地派驻野战军,六世纪中叶的军队规模或许更大。

由于伦巴第人、哥特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几可肯定兵力有所损耗,但招募起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称为“提比略之兵(25)”)或弥补了大量折损兵力。17因此,七世纪初罗马野战军的兵力或类似于查士丁尼当政晚期,即十五万。然而,这只能被视作名义上的数字,极可能反映不出实际兵力。莫里斯的建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一支军队有五千至一万五千人属规模适当,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则属规模庞大。18590年代的兵力语焉不详,仅知道曾发兵约三万到四万,协助库思老二世夺回波斯王位。

军队的战术构成亦有变更。罗马军队的组织向来复杂,而《战略》所讲或许最为详尽。该书认识到,“各国阵形和战术有别,不可等量齐观。”19其各军联合理论亦凸显古代战争之变。步兵战力的衰减或是最大变化,面对强弓硬弩和草原民族(四世纪末以来日益壮大)的机动骑兵尤其如此。20为应其所变,罗马人开始雇用草原牧民,训练马弓手。然而,由于波斯人和日耳曼部落不断起兵,同时出于攻城之需,又因意大利、东部及巴尔干地形崎岖,训练有素的步兵仍大有用武之地。故此,虽则骑兵和其他精锐的比重不断增加,以提供必要机动与打击能力,步兵依然是罗马军队的中坚,尽管“长期受忽视,最终几被遗忘”。21

《战略》将步兵分为三类: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箭矢步兵。每名士卒留短发,披斗篷,着束腰外衣,穿厚底耐磨钉鞋。重装步兵相当于昔日的军团士卒,武器有剑、矛、短标枪及铅头标枪,护具有头盔和大型椭圆盾牌。暴露于阵前和侧翼的士卒著铠甲和胫甲。轻装步兵装备类似,有小标枪、矛、铅头标枪与投石器,而防护较少。步兵亦有大量弓弩娴熟的射手。但射手同样善用盾牌、标枪和投石器,足见其既能远攻,也可近战。22

步兵还有战术细分。其基本单位是十六夫队。四个十六夫队组成六十四人的翼形队,两个翼形队组成百夫队,两个百夫队组成营。在战场上,达二百五十六人的营部署成十六乘十六的步兵方阵。《战略》鼓励将步兵分成三或四组,并根据兵力变动轻装对重装之比。若人数超两万四千,一半步兵应是轻装。若人数不足两万四千,比例应降至三分之一。此外,每九名重装步兵应有一名留作后备力量。23改革后的骑兵每三百人为一旗队,每一旗队分为三个百夫队,每个百夫队分为两个五十人的翼形队,而每个翼形队又分为五个十夫队。人数达两万一千的骑兵部队设各种机制,可见七世纪时骑兵作用增强。

军队建制反映出战术构成及不同兵源。部队既征召帝国各地的罗马士卒,亦招募非罗马兵丁,后者直接成为罗马兵或组成同盟军。同盟军初为履行和约义务、以示臣服的蛮夷,到六世纪时不再处于“被征服地位,而是与罗马人完全平起平坐”。24因此,同盟步骑被视作罗马军队的固定组成,作为正规兵领饷和受训。另一类是私兵(bucellarii),初为非皇族人员的卫士。名称义为“食干饼者”,其由来是雇主供给基本吃喝。私兵编制与正规军无异,几乎来自各行各业。地主可武装私人农奴和佃户,而高级将领(如贝利萨留)可招募各种蛮兵与久经沙场的军官。这也意味着私兵人数从几十到数千不等,其规模取决于将领的地位与财力。君士坦丁堡政府将各地私兵纳入帝国军队,使其不至失控,后成外邦精锐军团。25

罗马军队还有其他劲旅。六世纪后期,内院卫队和禁卫军依然存在,却已形同虚设。查士丁尼拟派其出征时,他们栗栗危惧,情愿弃饷。26真正锐旅是值宿警卫(excubitores,字面义为“哨兵”)与精英团(optimates)。前者由利奥一世于460年代早期作为宫廷卫队组建,约三百人,最初悉为伊苏里亚人。他们在六世纪势力日盛,查士丁一世、查士丁二世、提比略二世、莫里斯皆赖其支持才得以践极。提比略和莫里斯确曾做过先帝的值宿警卫队长。关于精英团,其由来有些争议。他们或早在三世纪便已出现,或由提比略二世创立,而到七世纪时,已成五千之众的锐师。27

罗马部队中战力远远不济者当属边防军。他们起初屯守边疆,是正规军的扩充力量,待遇和地位不高,与地方治安兵或农兵无异。28边防军的战力衰颓过甚,致查士丁尼断其军饷,夺其军人身份。29不过,若以为边防军百无一用,似太过悲观。“倘使边防军如此不堪其用,从君士坦丁至查士丁尼,至少会有皇帝曾留意到。”30在整个六世纪,他们效力野战军,被派驻战略要塞与河流渡口。查士丁尼虽待之不厚,却似乎也在各处边廷大量维持边防军,534年甚至在阿非利加将其重建。31

尽管五世纪外邦兵员减少,但由于查士丁尼大事征伐,罗马军队被迫越来越多地遣用外邦兵力。552年,在布斯塔伽罗卢姆之战(26)中,蛮兵几与正规军人数相当,可见前者已何其重要。查士丁二世不愿遣用外邦兵力,致帝国在东部处境危急。直到提比略二世自境外广募兵员,东部局面才得以恢复。因财政吃紧,及至公元600年,莫里斯只得减少外邦兵员,但形势所迫,希拉克略又大量雇用蛮兵。后来罗马帝国也始终愿雇外邦兵员。史料显示,蛮兵来自同罗马人有交往的各个外族:匈人、斯拉夫人、格皮德人、伦巴第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阿拉伯人、哥特人、汪达尔人、柏柏尔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突厥人、波斯人。32

对外邦人依赖若此或表明,招募罗马士兵遭遇困难。不过,尽管瘟疫一再反复,也难以证明人口锐减。论实力,罗马人远超同代人,人口纵减,仍具优势。33罗马不乏人力,而蛮兵众多,这或许说明,军队待遇不足以吸引国人入伍。再者,士卒常无战心,擅离和背叛时有发生。即便如此,在六世纪末与七世纪初,其时财力充裕,帝国仍可征召足够士兵,以组建大军。

由此可见,纵领土有失,政治分裂,宗教离析,财力衰减,吏治腐化,战略与战术问题重重,七世纪初叶的罗马帝国仍是欧洲与中东霸主,其人口来源各异,信仰不同,技能多样,其军队依然可败任何敌人。

萨珊波斯

罗马帝国广为人知,七世纪的对手萨珊波斯却声名不彰。有人或了解波斯国——曾由“沙阿(27)”统治,1979年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8)。有人或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略有耳闻。他们曾在温泉关遭斯巴达三百勇士阻击,亦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甚至在研究古典史和早期中古史的许多学者看来,萨珊波斯也只是罗马帝国的无数军事对手之一。他们时或举兵进犯,而倘有罗马皇帝欲追寻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荣耀,他们遂雌伏于帝国军威。然而,萨珊波斯远不止于此。

论种族,萨珊人与前朝帕提亚(29)人相同,也是雅利安人后裔,不过更有可能是定居波西斯(今伊朗法尔斯省)的一个较早期分支。萨珊人自称是阿契美尼德人苗裔,二者的故土均在波西斯。罗马人认为他们是公元前六世纪“万王之王”居鲁士大帝(30)的胤嗣,虽然这种说法更有可能意在加强其政权的正统地位。34萨珊国出现于公元三世纪早期,当时在内战与罗马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帕提亚王朝的中央政权轰然崩摧。据载,萨珊是波西斯大祭司,其子巴巴克(Papak)利用该职位赢得支持,掌控此地。在216或217年帕提亚人抗击罗马入寇的同时,巴巴克的两子沙普尔(Shapur)和阿尔达希尔(Ardashir)正为争夺波西斯的控制权而厮杀,最终后者获胜。阿尔达希尔联合其他小邦,起兵反叛鏖战正酣的两位帕提亚国王沃洛加西斯六世(31)和阿尔达班四世(32)。阿尔达希尔三败后者军队,大概在224年左右,双方决战于霍尔米兹达干。沃洛加西斯似乎苟延至228年,其他小邦则支撑更久,而实情是,战败沃洛加西斯后,阿尔达希尔遂成伊朗高原无与争锋的霸主。35

萨珊波斯(600)

取代帕提亚人之后,萨珊家族承继阿契美尼德跨洲帝国的余烈。该帝国曾于公元前六世纪统一近东所有主要文明,包括巴比伦、米底、亚述、埃及以及吕底亚,而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遂又接纳希腊文明。虽从未收复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大片领土,萨珊人依然掌控来自众多民族、操诸多方言的人口,包括高加索地区的伊比利亚人、拉兹人、阿尔巴尼人、阿兰人、亚美尼亚人、米底人,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埃利梅安人、查拉塞尼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亚洲的苏伦人、贵霜人、塞伽人、月氏人、印度人。后来,匈人、嚈哒人和突厥人也被纳入这一多种族群体。

萨珊人因之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均拥有多元而广阔的空间。萨珊波斯不但经由波斯湾和丝绸之路同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地区保持交流,与阿拉伯半岛、中亚、中国、印度次大陆及东南亚亦有往来。萨珊波斯可谓地处东西方文化和贸易要冲。萨珊人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在长达四百年的统治期间,不遗余力地保持这一丰富而具活力的多元文化。中古波斯语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33)祭司的语言,不过并未强推为通用语。有数篇波斯铭文,镌刻所用文字不惟中古波斯语,亦有希腊语和帕提亚语。

萨珊帝国宗教

与阿契美尼德人和帕提亚人相同,萨珊波斯亦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该二元神教源自伊朗神话中的天神和战神,由查拉图斯特拉(又称琐罗亚斯德)(34)创立,及至萨珊时期,已在崇拜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道德真理中寻得平衡。善神阿胡拉与恶神德瓦斯以世界为战场的斗争反映出这一点。人类是唯一能选边的参战方,故此可左右战局。因历史悠久,同时由于“个人评断、天国和地狱、肉体复活、末日大审判、因灵肉重聚而得永生”36等该教教义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35)的基本构成,也许琐罗亚斯德教“对人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信仰”。37有此历史渊源,萨珊人特别注重将政权与琐罗亚斯德教相联系,宣称因“受神佑”而获天赐治权,主要以此确立其正统地位。38历代萨珊国王均宣扬对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并使其复归纯洁(曾被帕提亚人败坏)。因与神关系密切,他们自称现世神王,却也慎重强调位居神下。

在萨珊人治下,帝国各地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体系更加严密。至六世纪,各行省或地区均有维持教会笃睦的主祭司,而大祭司则监督教会上下,颇似基督教牧首与主教。同时,祭司团体主管全国各地众多圣火祠及宗教生活。然而,在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绝非只是一门宗教。其道德规范为帝国提供法律准则:神职人员不单负责信众福祉,也为所有人伸张正义。虽组织严密,赖国家支持,但比之基督和伊斯兰两教,琐罗亚斯德教“教规繁琐,缺乏信服力,思想狭隘,不愿变革”。39

萨珊帝国信仰众多。40自二世纪始,基督教思想传入波斯,不过在沙普尔一世虏获数千罗马战俘之前,信徒始终寥寥。三世纪末在巴赫拉姆二世治下,曾发生迫害基督徒事件。由此可知,波斯基督教群体已壮大,被视为潜在威胁。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后,波斯基督徒常遭非难,被视作替罗马人刺探军情、为其进犯做内应、暗中破坏萨珊帝国的“奸细”。但萨珊人似不必担忧,因为波斯基督徒确立起了有别于罗马教会的身份认同。410年,他们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召集会议,成立由教长领导的教会组织。484年,在君迪沙普尔再度举行会议,进一步凸显其独立地位。该会议宣布弃《尼西亚信经》而奉《聂斯脱利信经》。聂斯脱利主张耶稣人神两性分离。这看似又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语义之辩。然而,分别于431和451两年举行的以弗所会议和迦克敦会议宣布将《聂斯脱利信经》革出教门。至此,波斯教会与罗马教会彻底决裂。萨珊人遂开始接纳波斯基督徒,库思老二世娶基督徒(36)为妻,任用基督徒主理财政,声称受基督圣徒护佑。

在萨珊帝国,犹太教徒的作用亦不容小觑。对犹太教徒虽时有压制,萨珊人却悦纳其参与社会生活,许其经商、做税官,并给予一定自主权。或许令人惊讶的是,在罗马—波斯战争(602—628)期间,波斯犹太教徒的作用竟超过波斯基督徒,攻打耶路撒冷时更是如此。虽偶有迫害事件,但一如前朝,萨珊人似对宗教持宽容态度。这或许并非出于天性仁慈,而是由于多元信仰问题有可能威胁和平,或引发叛乱,或因基督徒问题而授罗马以进犯口实。故此,择涵容而弃压迫属政治权宜。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参与收税、贸易及建筑工程,在财政、基础设施乃至军事方面使萨珊人获益,因之萨珊王朝更不愿对其施以迫害。

萨珊社会

如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万王之王手握军政大权,经由身边廷臣发号施令。其治下疆域概分两类:属国与行省。自帕提亚时代延续而下的小邦交由萨珊皇族及地方君主掌管。他们或享一定自治,有时则拂逆君意而引发祸患。萨珊人在取得控制权的疆域设省,而行省无既有政府,不能被列为附庸国。

萨珊帝国的社会分层更为多元。有四个等级略显分明的阶层:武士、祭司、农民、工匠,而他们仍可细分,且未涵盖全部人口。武士阶层的贵族是与国王世俗权力相关的最重要群体,包括萨珊皇室、地方君主及权贵家族。他们与万王之王因“互担职责,彼此依赖,共享利益”而有瓜葛,但依然不断给波斯王制造祸端。41

或因此故,在整个六世纪,卡瓦德一世和库思老一世试图改变贵族与军队的层级结构。42权位将由君王授予,而非世袭,擢升较低级文武贵族,令其治理帝国,成为抗衡资深武士阶层权势的力量。然而,虽施改革,在萨珊波斯的最后百年,君主和贵族依旧争斗不断,连后期最有作为的萨珊国君库思老二世亦无法置身其外。武士阶层与萨珊波斯另一强势群体祭司的权柄之争,是萨珊帝国内部安定的又一大患。萨珊王族、武士、祭司彼此攘权夺势,众人热衷内斗而不愿御外,终致波斯帝国分崩离析。43

然而,虽是治国最重要群体,上层阶级却人数最寡。萨珊波斯或盛行城邑生活。在前现代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邑人口或最为密集。44但是和几乎所有古代国家一样,农业是萨珊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农民阶层要供养帝国,负担已重,更兼须缴纳绝大部分国家税收,负累愈甚。匠人与商贾阶层更是等而下之。他们多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或因此受祭司歧视。遗憾的是,在萨珊帝国,筑师、医者、手工艺人和商贾虽作用重要,却略显无闻。筑师建造出舒什塔尔的凯撒坝桥和比沙普尔城等杰作,而波斯商贾将货物远销印度、中国,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或当掮客,将丝绸、珠宝、香料、香水、皮革、奴隶和动物从东方输往西方,亦将西方商品运售至东方。与罗马人和议时,商贸必在讨论之列;罗马人曾接洽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居民,以及欧亚平原的突厥人,欲颠覆波斯人的商业地位。商贸之重要由是可见一斑。45

人数最多的民众亦分两类:贫者与暴民。前者按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应受保护,而后者目无法纪,为其地主制造事端。奴隶是萨珊帝国另一大群体,从事农业和宗教等各类活动。他们虽被视为物品,亦被当人看待,故有别于主人的其他财产,且不受凌虐。在罗马帝国,奴隶占比或在10%到20%之间;萨珊奴隶是否与此相当,则无从知晓。46

萨珊军队

萨珊军队与波斯传统部队略同,由万王之王、皇室成员或贵族高官统率,包括贵族骑兵、来自低级贵族和游牧同盟的轻骑弓手、强制入伍且占主体的步兵。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普罗柯比、莫里斯等罗马人的著述以及一些有价值的考古证据提供有足够信息,展现出较全面的情景。“能征惯战向来有助于佐证波斯君主的正统地位”,故此,萨珊王须在战争中彰显自己拥有治权,受神垂青。47然而,若万王之王无法领兵或不善军事,萨珊兵权则由皇室或豪族出身的大将军执掌。此外,各行省和边地亦有军事统帅。可见,萨珊部队除军阶外,也有常设建制。库思老一世对军队建制加以扩充,将萨珊军队一分为四,分驻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波斯湾和中亚,每支部队皆由将军统领。此举加强了波斯军队在多条战线持久用兵的能力,同时减少了对地方君主和权贵出兵的依赖。然而,叛乱却因此有增无减。将军身处君王视线之外,开始自行其是,巴赫拉姆·楚宾反叛即最显著例证。他不仅对萨珊王朝造成冲击,且在590或591年僭位,成为万王之王。

虽施改革,萨珊军队的中坚仍是贵族重甲骑兵。骑手和战马装备有“马铠、锁子甲、胸甲、胫甲、剑、矛、盾、棒……战斧或长杖、箭囊、弦弓两张、箭三十支,另有折索两条”。48冲锋时,矛是主战武器,战马疾驰之下,“其威力足可刺穿两敌”,而骑兵陷于混战时,剑、短棒、战斧或长杖可派上用场。49由筋腱、木头和兽角制成的反曲复合弓为远射利器,即使对抗最精良的罗马铠甲,也有巨大穿透力。

萨珊铠甲亦不容小觑。“位于塔奇布斯坦的库思老二世石窟展现出萨珊铠甲的发展巅峰”,50但仍略同于阿米亚努斯在363年所讲:“兵士从头到脚皆擐金属鳞甲。”51周身着铠的习惯反映在敌军对萨珊重装骑兵的叫法中。希腊人与罗马人称其为被甲兵(cataphracts)或重甲骑兵(clibanarii)。前者义为“全身披挂”;后者可能出自波斯语“武士”(grivpan)一词,或更有趣的是,也许源于拉丁词“野外烤炉”(clibanus),以此讥诮受沙漠炎日烘烤的骑兵。从骑兵中,又遴选出“不死军”,作为沙场劲旅和禁卫军,这当然是受其阿契美尼德前辈的启发,也就是在温泉关被列奥尼达(37)的斯巴达勇士狠狠教训的那支同名军队。

萨珊人也大量遣用征自帝国内部及周边众族(阿拉伯人、突厥人、贵霜人、匈人、嚈哒人和亚美尼亚人)的骑兵。他们多为轻骑射手,遣以攒射箭雨,扰乱敌阵,但缺乏重铠,极易遭袭,故此甚少投入混战。波斯骑兵的另一股力量是象兵。阿米亚努斯写道,363年,象兵现身战场,“几乎使人惊怖难当”,其“叫声、气味及怪相更是令战马慌惧不已”。52他还回顾称,巨兽一旦发狂,将伤及双方;骑手遂受命杀掉坐骑,将利刃或尖桩刺入巨兽脖颈。塔奇布斯坦石窟显示,库思老二世的军队曾调用象兵。后来,伊嗣俟三世曾遣战象抗击穆斯林。

长久以来,轻重骑兵配以弓弩,成为波斯军队的重要战术。借助反曲复合弓的威力,骑射兵不断致敌小规模伤亡,或迫其打乱防守阵形,寻求交战而不得,给重装骑兵以决战冲锋之机。尽管有人称波斯人“与斯基泰族(38)不同,不懂突然回攻追兵”,但想必他们仍善用史载的“帕提亚回马箭(39)”,即佯装逃遁,向后攒射箭矢,为罗马步兵所忌惮。53

萨珊军队的进攻主力为骑兵,其绝对主体却是步兵。萨珊射手有柳条和兽皮制成的长形曲面盾作掩护,装备复合弓。“由艺高射手操控,箭矢呼啸飞出,予敌致命创伤”,故射手颇受重视。54农军募自乡民,成员混杂,是不领饷的步兵。他们虽配长矛、盾牌和剑,在萨珊人的作战计划中却往往不被看重,多充当骑兵随从,守护辎重,参与围城。波斯人缺少重装步兵,罗马人认定其不善近战。55

波斯步兵虽有此不足,罗马人仍忌惮萨珊人的军事组织与谋划。莫里斯在《战略》中详述道:“他们列阵迎敌,分左右中三队,每队人数相当……他们沉着坚定,以齐整密集之阵形稳步迈进。”56而萨珊人改进波斯军事组织的最显著例证见于围城战法。萨珊人向罗马战俘习得攻围战术,即使面对最大的城邑也无所畏惧,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甚至或已超越罗马人。的确,总体而言,萨珊人的军事研究似已精深,详论军事组织、驯马、骑术、射技、战法、后勤的手册以残篇存世。57

虽则组织严密,因缺少可靠佐证,萨珊兵力难以判知。他们与罗马人长期相持不下,可见能集结重兵。530年,多达四万波斯步骑与来自尼西比斯的一万援军齐攻屯兵达拉的贝利萨留,同时有三万大军往攻尼科波利斯,其中包括一支庞大的外邦偏师。58591年,库思老在巴拉拉松河部署有六万由罗马人与波斯人组成的联军,其中或有半数是拥护他的萨珊人,同时巴赫拉姆手握四万重兵。可见,波斯帝国能随时投入至少七万人马。59波斯军力或不止这些野战军。可能与罗马人一样,有些兵力须部署在边境,不单要抗击罗马人,还要防范高加索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和印度人。

尽管阿尔达希尔欲结束帕提亚王朝的诸侯分立局面,建立一个权力更集中的国家,萨珊帝国却始终深受前代影响。早在萨珊人掌权之前,一家治国,贵族分阶,权贵与君主彼此依赖,帝国的总体构成、布局及运作等制度已确立。萨珊人发现,以上状况根深蒂固、难以革除,而且其延续带来更多安定。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这些传统依然存在。他们几无选择,对其中许多只能承袭。不过,在军事领域,萨珊人对帕提亚的传统有所发展。比及六世纪末,波斯帝国已能够利用罗马人的任何弱点。

回到出发点:罗马与萨珊交往史

罗马与萨珊时有交兵,这不足为怪。两帝国本质上皆黩武好战,故相视为敌。因此,在任何特定时间,但凡须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或欲使统治名正言顺,当权者则弃多年和平关系于不顾,而发动“彰显荣耀的”征战。为巩固权柄,击败帕提亚人之后,阿尔达希尔几乎又立刻引兵,往攻罗马属美索不达米亚,据传曾夸口“要夺回古代波斯人远至爱琴海的所有土地,声称这一切皆祖辈所留,本属波斯”。60初战克取虽几无久守,于被征服者和罗马人却是警告:新立的萨珊帝国不容轻慢。

萨珊虽有此警示,且有十一个罗马军团驻守东部行省,但似乎罗马人迟迟未充分认识到新邻之患。阿尔达希尔再度兴兵,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长驱直入。后来,其子沙普尔让罗马人倍感压力,罗马东部防线近乎崩摧。240和250两年代,波斯人攻陷杜拉欧罗普斯,甚至安条克等城,在巴巴利苏斯与埃德萨(今土耳其乌尔法)大获全胜,虏获罗马战俘数千,包括罗马皇帝瓦勒良。最后时日里,瓦勒良沦为沙普尔上马的垫脚凳。61在托罗斯山,罗马部队于退却时回击,波斯军队的征服脚步方被遏阻。商队贸易中心巴尔米拉的统治者塞普蒂米乌斯·奥德纳图斯(Septimius Odenathus)采取日益独立的行动,才使罗马扭转战局。奥德纳图斯不仅将波斯人逐出叙利亚,而且收复尼西比斯与卡雷两地,之后进逼泰西封。然而,胜利却带来巴尔米拉人对罗马人的反叛,兼之沙普尔辞世,萨珊帝国局势不稳,罗马—波斯战争告一段落。三世纪最后三十年,两帝国因有内讧,大抵互不相扰,只是在283年卡鲁斯(40)(Carus)曾洗劫泰西封。

直到世纪最后数年,始再起战端。波斯王纳尔西斯攻略亚美尼亚,败罗马人于卡雷城外。但罗马皇帝伽勒里乌斯(41)(Galerius)发起反攻,罗马军队完胜,于299年几乎尽吞北美索不达米亚。该状况直到330年代后期方有变改。其时,沙普尔二世对罗马领土发动连番攻势,以回应君士坦丁意在协助波斯基督徒的军事集结。不过,波斯人虽数次得胜,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采取守策,波斯军队未获重大战果。沙普尔二世于359年再度起兵,最终围困阿米达。罗马史家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曾参加此役,幸而生还。他对战事有过详述。为雪战败之恨,363年,罗马最后一位异教皇帝尤里安亲统大军远征波斯,连番告捷,却未克泰西封,后在归途被杀。继任者约维安(Jovian)做出重大妥协,割让底格里斯河、亚美尼亚、尼西比斯、新加拉以远的所有罗马领土,尤里安的残兵始得回返。387年,罗马与波斯再签和约,进一步议定边界。双方同意分治亚美尼亚,两帝国的矛盾焦点就此基本消弭。

下一世纪,罗马与波斯少有边事。在北部边地,蛮族大举侵徙,双方均无暇旁顾。整个五世纪仅载有两场不算残酷的短时交兵。比及502年爆发战争时,两国已同尤里安与沙普尔时代判然有别。罗马帝国西半部已倾覆于汪达尔人、哥特人与法兰克人的如潮冲击,而波斯人在向嚈哒人缴付巨额赔款,以保住其伊朗高原的“主人”地位。毫不奇怪,鉴于上述情形,阿纳斯塔西亚战争类乎以往交兵。起先,波斯人侵入阿米达与埃德萨,不久被罗马军队击退,边境复归当初。

尽管亚美尼亚不再是冲突焦点,但为争夺伊比利亚(42)与拉齐察两块领土,不久罗马与波斯另起争端。520年代中期,波斯属国伊比利亚向罗马人倒戈,战事爆发。至530年,显然波斯人已占上风。不过,皇帝查士丁尼与贝利萨留重整旗鼓,在达拉和萨塔拉取胜,抵住波斯兵锋。531年,波斯军队在卡利尼库姆获胜,战事又延续一年,而及至532年9月,双方皆已厌战,遂签署和议(被乐观地称为“万世和约”)。和平维持了八年。库思老一世应拉齐察(今格鲁吉亚东部)之请,乘罗马忙于意大利战事,对罗马东境发起数次大规模进攻。贝利萨留被调回,勉强牵制住库思老的兵力,但因有几座罗马城池顽强防守,且达拉又传捷音,罗马人得以光复美索不达米亚失地。至545年,战事似已耗至尽头。然而,拉齐察人决定放弃波斯“庇护”而转投罗马旧主,致拉齐察战争时打时停,又延宕十七年之久,但战果寥寥。561年,双方达成另一份被瞩望过高的和议,预期维系和平五十年。

和平仅持续十一年。波斯人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拓展势力,威胁到罗马人经亚丁湾与印度的商业往来,同时罗马人与突厥人协商,欲剪除波斯人沿丝绸之路的势力。商贸利益产生冲突,引发新一轮干戈。572年,查士丁二世日渐精神失常,将兵马统帅马尔西安解职,此举可谓不合时宜。罗马对波斯属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遂告一段落。库思老麾下的波斯主力不单遏制住罗马兵锋,而且洗劫了叙利亚,并攻陷达拉。据信,查士丁因此发癫,最终逊位(43)。库思老挟胜利余威,在575年大胆突袭安纳托利亚(44)。然而,除塞巴斯蒂亚(今锡瓦斯城)外,遭袭击的罗马城邑皆抵住攻势。之后在梅利泰内附近,罗马军队给予库思老沉重一击。因有此败,库思老试图谋取和平,和约未立却先身故。继任者霍尔米兹德四世拒罢刀兵。战争焦点重回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但在570年代最后数年及整个580年代,双方互有胜负,高下难分。

在诸多方面,572至591年的战争是以往长达三百五十载罗马与波斯交兵的缩影。双方俱曾取得大捷,俱曾在边地操纵代理人战争,俱曾遣派突袭部队进犯敌境。帝王一时兴起,或同盟互起纷争,都将速改总体态势,或颠覆多年的和睦共处局面。不过从全局视之,却几乎一切如故。属国或转投敌方,一方或暂得先手,但在六世纪末,除却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互有得失,罗马与波斯的边境极似三世纪初。表面看来,602至628年战争的起因与先前别无两样:罗马新皇加冕,波斯王决计兴师,意欲在两国边廷的传统战场一探对方虚实。波斯王库思老二世挑起战衅,且多占上风,却称兴兵是为彰显勇武,而绝非趁人之危。究其根源,在于572至591年战争的落幕:这场战争并非因累岁干戈彼此消耗和战而无果而走向司空见惯的和谈。

589年,十余载的军事和战略僵局被波斯将军巴赫拉姆·楚宾彻底打破。因未能在高加索击败罗马人,巴赫拉姆被霍尔米兹德四世革职,受到折辱,于是发难,速获大批波斯军队的支持。惶遽中,波斯贵胄将霍尔米兹德赶下宝座,立其子库思老二世为王。然而,巴赫拉姆余怒未息。忠于库思老的军队被击溃。不久,年轻的国王踏上流亡之途,叛将遂加冕为巴赫拉姆六世。萨珊国祚在史上首度中断,而库思老逃亡之地则更是关系重大。

590年岁终前,库思老遁至罗马属叙利亚,很快被送往君士坦丁堡,来到罗马宫廷。新皇莫里斯曾是东部战线的有为将军。他看到打破僵局、谋取巨利之机,遂应允派兵助库思老复位。591年岁初,罗马—波斯联军在尼西比斯附近战败巴赫拉姆所部,攻下波斯首都泰西封。之后,联军定下夹击策略,欲剿除篡位者。库思老与罗马东境统帅纳尔西斯从美索不达米亚逼近巴赫拉姆在阿特罗帕特尼(今阿塞拜疆)的阵地,约翰·迈斯塔康则从亚美尼亚入境波斯。在随后的巴拉拉松河战役中,库思老取得决定性胜利,重登波斯王位。莫里斯和库思老的联手使罗马与波斯的关系出现剧变。罗马虽未成为萨珊帝国的保护国,库思老却将亚美尼亚、伊比利亚、拉齐察、美索不达米亚的众多城邑和大片领土割予莫里斯,其中包括阿米达、卡雷、达拉、马泰洛波利斯(今锡尔万)、提格雷诺塞塔、曼奇克特、埃里温、阿尼,不一而足。近东的力量均势由此丕变。

数百年来,罗马与波斯干戈不息,“似乎递胜递负、永不休止的循环”却无从打破。十年后,莫里斯与库思老的这次联手将引燃七世纪的冲突,恒久改变两大帝国及整个世界。62


(1) 指欧洲民族大迁徙,发生于公元四至七世纪。其时,匈人入侵欧洲,致各蛮族(包括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在内)被迫西迁,西罗马因之覆亡。

(2) 476年,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克攻占西罗马首都拉韦纳,废黜皇帝罗慕路斯二世,自此西罗马灭亡。

(3) 阿非利加,西罗马在北非所设行省,大致包括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利比亚西部沿苏尔特湾海岸。

(4)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约430—518),491至518年在位。登基时已年逾花甲,并娶先皇遗孀。在位期间,施行卓有成效的行政与财政改革,却因宗教政策而不得人心。

(5) 指查士丁尼一世(约482—565),527至565年在位,执政成就卓著,史称“查士丁尼大帝”。

(6) 指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

(7) 指米利都的伊西多尔。

(8) 所罗门,古以色列王国第三任君主(公元前十世纪),被认为是古代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尤以大兴土木著称,曾在耶路撒冷修建豪华宫殿和耶和华神庙。

(9) 贝利萨留(约505—565),查士丁尼时名将。一生战功赫赫,多以少胜多,善以己长攻敌之短。

(10) 阿提拉(406—453),匈人帝国领袖,以野蛮残暴闻名,人称“上帝之鞭”。452年,他攻陷西罗马首都拉韦纳,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在其领导下,匈人帝国的版图曾达极盛。

(11) 查士丁二世(520—578),565至578年在位,查士丁尼一世的外甥。当政期间因内外交困而患精神病,据传曾在宫里咬人。

(12) 莫里斯(539—602),582至602年在位,最终被推翻并处死。他亦是军事理论家,著有《战略》一书。

(13) 指第2章所讲希拉克略之叛。

(14) 即君士坦丁一世(274?—337),306至337年在位。330年,他将都城由罗马迁至拜占庭(初称新罗马,后以创建者之名称君士坦丁堡)。他是首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15)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发生于312年,地点在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大桥。君士坦丁获胜,政治对手马克森提乌斯溺毙河中。经此役,君士坦丁夺得罗马帝国西部控制权。

(16) 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召集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会议宣布,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仅次于罗马教皇。

(17) 亚历山大城,公元前332年由亚历山大大帝建造,并成为埃及首都,直至公元642年被阿拉伯军队占领。

(18) 五大牧首区,包括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皆为帝国重要城市。

(19) 信经是基督教基本信仰纲要。325年召开由各地主教参加的尼西亚公会议,制定《尼西亚信经》。451年的迦克敦公会议重申《尼西亚信经》,并制定《迦克敦信经》。

(20) 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犹太人遭逐,自此散居世界各地。

(21) 叛教者尤里安(331—363),361至363年在位。当政期间,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欲改变自君士坦丁以来基督教的独尊地位,被基督教文献称为“叛教者”。

(22) 指三世纪危机(235—284)。其时,罗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危机深重:外有异族入侵,国内经济衰败,财源枯竭,矛盾激化,民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前后共历二十六帝。284年戴克里先登基,危机始告结束。

(23) 戴克里先(245—316),284至305年在位。父母为释奴,本人起于卒伍,由部属拥戴践祚。他终结了三世纪危机,并开创四帝共治:为便于统治庞大帝国,东西部各立一位正帝(奥古斯都),并分由一位副帝(恺撒)辅佐。最终他因病退位,以种菜自遣。

(24) 《百官志》,一部古罗马文武官员官阶表,是了解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罗马帝国行政架构的重要史籍。

(25) 提比略之兵,拉丁语为Tiberiani,由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募自外族。

(26) 布斯塔伽罗卢姆之战,发生于今意大利瓜尔多塔迪诺镇附近。此役中,宦官名将纳尔西斯击溃东哥特主力。

(27) 沙阿,或称沙,Shah的音译,全称为Shahanshah(万王之王)。

(28) 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废除君主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9) 帕提亚帝国(前247—224),又名安息帝国,在今伊朗,后被萨珊帝国取代。

(30) 居鲁士大帝(前590/580—约前529),先后征服米底、吕底亚、新巴比伦,建立波斯帝国,后在征战中阵亡。他对被征服者宽仁以待,因此为人称道。

(31) 沃洛加西斯六世,208至228年在位,被其弟阿尔达班四世篡权后,仍保有对巴比伦的统治。

(32) 阿尔达班四世,约213至约224年在位,帕提亚王朝末代国君,击败兄长沃洛加西斯六世,篡得王位。

(33) 琐罗亚斯德教,古波斯帝国国教,以《阿维斯塔》(亦称《波斯古经》)为经典,信奉光明神阿胡拉,南北朝时传入中国,汉语史籍称祆教,俗称拜火教。

(34) 查拉图斯特拉,生卒年无考,一说生于约公元前628年,卒于约公元前551年。年少即辞亲远行,后获神启创立琐罗亚斯德教。查拉图斯特拉是古波斯语名字,义为“金色之星”,琐罗亚斯德则是希腊语名字。

(35) 亚伯拉罕诸教,指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同源,皆肇自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均将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视为始祖,同时均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地。

(36) 指希琳,来自亚美尼亚,为库思老二世所钟爱。

(37) 列奥尼达,古希腊斯巴达国王,以骁勇著称。公元前480年,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他统率希腊联军约七千人镇守温泉关,阻波斯重兵十余万,击退敌方多次进攻。后腹背受敌,主力撤走,他亲领三百名斯巴达勇士死战不退,尽皆捐躯。波斯军队伤亡近三万,国王薛西斯的两个兄弟殒命。

(38) 斯基泰族,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生活于中亚的游牧民族,善骑射,与早期波斯人联系密切。

(39) 帕提亚回马箭,亦称安息回马箭。帕提亚弓骑兵作战时佯撤,以诱敌追击,待彼迫近,则转身回射。当时尚无马镫,该战法需高超骑术。

(40) 卡鲁斯(244—283),罗马皇帝,282至283年当政,283年率兵侵入波斯,攻占波斯都城泰西封,后遭雷击身亡。

(41) 伽勒里乌斯(约260—311),305至311年在位。出身低微,曾以牧牛为业;后入伍,因战功卓著而被戴克里先提拔;最终罹患恶疾,悲惨死去。

(42) 此处的伊比利亚并非伊比利亚半岛,而是卡特里格鲁吉亚王国,亦称东伊比利亚或高加索伊比利亚,在今格鲁吉亚东部和南部。

(43) 574年12月,查士丁养子提比略二世受封恺撒(副帝),开始主理国政。

(44) 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旧称,连接亚欧两洲,今土耳其亚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