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LATOR'S WORDS
译者序
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格莱斯顿有一句名言：“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这句话曾为马克思所引用，流传很广。它一语道破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颇为尴尬的处境：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无处不见货币的环境里，但在以研究现代经济运行为己任的经济学中，却几乎很难看到货币的身影。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开始，货币就始终不在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而在经济思想史中，关于斯密的论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斯密对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分析，借由劳动分工与市场扩展的基本框架，以“看不见的手”为隐喻，被各种版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或教材浓墨重彩地予以强调和展示。他在这些学说上的贡献也的确对后世经济学家影响深远，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斯密的意见，大家都绕不开斯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称斯密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是绝不为过的。
但是，当谈及斯密对货币经济学的贡献，他的工作却几乎很少受到赞扬，或者几乎完全被忽略。尽管《国富论》一书中有大量篇幅用来讨论货币的问题，甚至比讨论劳动分工的篇幅还有过之无不及，但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者几乎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只是稍微提一提斯密在货币方面的理论，甚至把他视为真实票据理论这一错误学说的创始人，有时候还会批评他混淆了货币与资本。
实际上，斯密很可能是最早认识到货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既可能会促进又可能会危害其发展的人。
于是，就有了斯密在《国富论》中除“看不见的手”之外另一个著名的隐喻，他把稳健的银行业（18世纪的金融业基本上就是银行业）比喻成“某种悬在空中的马车道”：
“在任何国家里流通的金币和银币，很适合拿来和公路相提并论。公路固然能将全国的牧草和粮食流通输送到市场，但是，它本身却不生产任何牧草和粮食。稳健运作的银行业务，如果允许我做这样夸张的比喻，就好像是某种悬在空中的马车道。好比可以让国家把原来的公路变成肥沃的牧草地和麦田，从而大幅增加全国土地面积和每年的劳动产出。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全国的工商活动规模虽然因此会稍微扩大，但是，当工商活动好比是悬挂在纸钞制成的‘泰达路斯飞翼’（Daedalian wings）[1]上运行时，它不可能像在金银砌成的实地上运行时那样可靠。除了纸钞的发行者技巧不够熟练可能带来的意外伤害，还有好几种其他的意外风险会对它造成直接冲击。不管纸钞的发行者是多么审慎或多么有技巧，都无法提供周全的保护。”[2]
这并不是斯密用来描述货币和银行业的唯一隐喻，他还把货币比作一个巨大的为商业提供动力的（水）轮。但悬在空中的马车道这个比喻更加不同寻常，它既抓住了银行业的优点，也体现了其危险之处。
斯密在《国富论》的早期草稿中，只使用了“悬在空中的马车道”这一隐喻，并没有提到泰达路斯飞翼，这或许很能说明他当时的态度。在那个时候，斯密只强调了纸币的好处，而没有强调其危险。使用泰达路斯飞翼的隐喻，则说明斯密主张不能把这些空中的马车道悬得太高，以免太阳把支撑它们的蜡做的翅膀烤化。[3]
那么，从《国富论》的早期草稿和《法理学讲义》，再到最终版本的《国富论》，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斯密改变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对银行业加以限制，甚至违背了自己的自然自由体系学说呢？也许，这一变化的原因正是苏格兰银行体系在《国富论》撰写期间受到冲击，尤其是1772年的苏格兰银行业危机。
斯密当然也认识到，他所提倡的对银行业的限制与他的自然自由体系学说不一致，这也让他有所不安。他承认：“禁止个人在自己愿意接受的情况下，接受银行家开出的无论金额大小的本票；或者，当一个银行家的所有邻居都愿意接受这种纸币时，限制他发行这种纸币，这显然是对自然自由的侵犯，而法律的正当职责不是侵犯，而是支持。”然而，他总结说，在“少数人行使自然自由，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所有政府法律的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侵犯是正当的。因此，他把“对银行业的监管”比作“为防止战火的蔓延而筑起界墙的义务”。[4][5]
斯密的这一态度与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与斯密一样，凯恩斯也不否认金融对经济稳定的影响，认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危及经济发展。
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简称《通论》）一书的第12章中，描述了推动宏观经济的两个群体：投机者和企业家。[6]每个群体都有独特的个性，受情绪的影响也不同。金融投机者追逐金融回报——他们希望通过买卖金融资产实现利润最大化。
很多人认为，凯恩斯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代表，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对他多有挞伐。他们常常错误地引用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这段话：
“如果财政部把钞票塞进旧瓶子，然后把它们埋入废弃的矿井，再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人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重新把钞票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么失业问题就不再存在，而且在由此带来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比现在多出很多。的确，建造房屋以及类似的东西会是更有意义的做法。但这样做如果会遇到政治上和实际上的困难的话，那么上面讲的挖窟窿的办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7]
由此，他们批评凯恩斯，把他作为政府干预派的鼻祖，不断谴责他。实际上，这都是因为对凯恩斯的误解所致。[8]凯恩斯所着眼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财富生产功能是解救人类文明于危殆的关键因素，倘若政府放任危机不管，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失去人们的支持，从而使人类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一点上凯恩斯与斯密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斯密关心的是财富生产的自然自由体系，认为由它保障的“商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四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商业社会与文明社会在斯密那里是可以互换使用的。[9]在斯密的时代，尚且没有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说法，而斯密之所以得到后人的极大重视，正在于他的《国富论》一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幅指导性的蓝图。从这个意义上，凯恩斯与斯密的出发点确实并没有什么不同。[10]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经济学之父斯密，还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他们都对货币以及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人性观和经济发展观的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与宏观经济和人们的时代情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有着深刻的关联。基于此，现代经济学家又怎能不被货币所迷住，甘愿被它“愚弄”呢？
保罗·马蒂克就是这样一位被货币迷住的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不是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因此，他可以跳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货币理论的模型框架，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审视21世纪的货币和资本问题。马蒂克深厚的历史学养、不拘泥于一门一派的写作态度，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当今时代的货币和资本现象，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解途径。
作为一名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者，我翻译完成了11卷本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这套丛书花费了我整整10年的时间，目前已经全部交稿，可望在今明两年出齐。也许正是由于这套丛书逐渐取得的影响，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章集香编辑在寻找本书的译者时找到了我。对本书的翻译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作者涉猎极广，书中内容不仅涉及历史上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还涉及许多历史学家乃至社会学家的著作，这就使得对本书的翻译颇花费时日。尤其是本书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著作，为求严谨，翻译中我们查对了中央编译局翻译的经典的马恩著作集，并全部援引了这些经典译本的译文。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我的博士生侯鹏珅完成的，在这里向她表示感谢。
在本书翻译完成后，吉林大学李晓教授与我就此书做过深入的交流；2024年4月，我在上海拜会韦森教授时，也就此书的相关内容向他请教；浙江大学的罗卫东教授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编辑章集香女士对本书极为重视，经常与我沟通，她的团队在编辑和校对书稿内容上都展现了很高的专业功底，值得特别感谢！当然，由于本书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译文难免有讹误之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李井奎
2024年5月17日写于浙江工商大学，钱塘之滨
[1] 泰达路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技艺精湛的建筑师和工匠，他用蜡把羽毛粘在一起做成翅膀。他的儿子戴着这对翅膀飞得离太阳太近，因蜡融化而掉入大海。——译者注
[2] 请参阅：亚当·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251、252页。
[3] 根据T. B.古德斯皮德的考证，斯密关于泰达路斯飞翼的灵感应该来自著名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他在1721年明确地用泰达路斯神话来描述臭名昭著的南海公司泡沫。参见：T.B. Goodspeed，Legislating Instabi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第135页。
[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1776; reprint,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1902)，第450页。
[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1776; reprint,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1902)，第450页。
[6] 请参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李井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7] 请参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李井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第10章。
[8] 凯恩斯曾在1940年出版的《如何筹措战费》一书中对此进行自我辩护：“曾有人这般诬我，指责我企图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中实行极权主义的方法。如此批评，真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在极权主义国家，是不会存在对这类牺牲进行分配的问题的。这是它在战争初期能居于有利地位的原因之一。只有在自由社会当中，政府之政务，才会因为要顾全社会正义的要求，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奴隶制国家，生产即其唯一的问题。老、幼、贫者，能否自存，悉由天命而定；再也没有其他的社会制度像奴隶制这样，更适宜于为统治阶级提供特权保护的了。”请参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往繁荣之路》，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如何筹措战费”。
[9] 1748～1751年，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大学讲课时，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四个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耕时代和商业时代。这一历史分期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得到重申。请参阅：Adam Smith,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Vol.5,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459-460。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商业社会问题的研究，可以参看：张正萍的《商业社会的诊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
[10] 很少有人知道，凯恩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不要误解我。我不认为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可以自行发挥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华盛顿提案的最大优点是，它们可以把必要的权宜和长远的原则结合起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再次重复我之前的话，这是利用我们从现代经验和现代分析中学到的东西的一次尝试，它不是为了打败，而是为了实现亚当·斯密的智慧。”凯恩斯说这番话时，正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奔走于英美之间，为英国乃至欧洲和世界的复兴殚精竭虑之际，凯恩斯先生在英国众议院讲完这番话后不到半年就与世长辞了。请参阅：Keynes, J. M.“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Economic Journal 56, no. 222 (June 194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