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更为密切，产生了新的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的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而推动了服务业的飞快发展。世界各国的服务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我国经济也正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近年来服务业的规模和增加值的比重在不断扩大。从总量看，第三产业增加值由2015年的34.9745万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53.4233万亿元，增长了52.7%。同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占GDP的比重由2015年的50.8%上升至2019年的53.9%。截至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接近60%。这说明我国的服务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成为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服务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助推产业变革的新动能。主要表现为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服务创新与应用，流程服务、创新创意设计、远程诊断等新业态的出现与快速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服务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制造业在服务业的投入和产出不断增加。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这种制造和服务不断融合的趋势导致传统的制造模式发生了转变，产生了新的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
（二）市场竞争与顾客需求的转变促使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模式转变，传统的供应链转变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
随着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制造企业产品的有形属性如品质、功能、特性等方面的差异化程度不断降低，制造企业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以服务打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使得制造企业摆脱了传统产品价格竞争的“红海”模式，从传统的产品差异化竞争转变为服务差异化竞争。服务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可以有效避免替代品的威胁，提升顾客的满意度和品牌的忠诚度，构筑较高的行业壁垒，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风险。
此外，顾客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转变，顾客由传统的对产品功能的追求转变为基于产品的更为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和服务追求。顾客不但期望能购买到好的产品，更期望制造企业能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和高质量的服务。所以，制造企业要为顾客提供更为专业的定制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求，为顾客创造更大价值。
在市场竞争与顾客需求转变的背景下，制造企业日益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例如，IBM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内部整合，已经由单纯的硬件制造商成功转变为硬件、软件以及网络服务的整体方案解决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作为英国最大的航空发动机企业，并不直接向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企业销售发动机，而是采取“租用”的方式出售服务时间，并负责提供所有在租用期内的维修、保养等服务。陕鼓动力在2001年提出，专业定制化的系统服务将成为顾客的消费趋势，制造企业要能够为顾客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陕鼓动力通过服务化战略转型，从单一的产品供应商转型为产品与增值服务一体化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为顾客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迎合了顾客的需求。
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出现使得供应链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由传统的产品供应链或服务供应链向产品与服务相融合的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转变。同时，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作为服务型制造模式下运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步得到重视，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开始由传统的产品供应链向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转变。
（三）政策扶持是服务型制造模式下产品服务化供应链发展的重要动力
服务型制造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融合，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发展服务型制造，并且发布了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服务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1)，提到了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2)提出，以产业化转型升级的需求为导向，不断促进我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2015年国务院提出了制造业的三个十年“三步走”的战略(3)，强调要不断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传统的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实施是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有效运作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国务院发布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制造业由传统的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提供了政策支持，保证了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快速实施和推广，也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快速发展和实施提供了动力。
（四）权力结构是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运作中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任何供应链都有自己的权力结构。例如，沃尔玛在其供应链结构中是核心企业，与其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顾客相比在交易中具有更大的优势。苹果公司凭借其不断推出的高科技创新产品也成了其供应链结构中的领导者。而沃尔玛和保洁公司在供应链结构中保持着均等的权力。
近年来，随着大型零售商的零售渠道不断发展壮大，供应链中成员的渠道权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渠道的主导权力由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在此形势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权力之争异常激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格力空调与国美电器以及苏宁电器的权力大战。2004年，国美电器要求其所属分部清理格力空调的库存，此举引发了格力空调的抵制，从而爆发了二者之间的权力之战。2010年，格力电器的安徽地区经销商刊登声明，要终止与苏宁电器的合作。这和2004年的格力空调与国美电器一样，谁都不想失去对渠道权力的控制。此外，近年来屡屡出现空调价格战、洗衣机价格战等，从实质来看，价格竞争的背后是生产商与零售商或分销商之间对渠道控制权的争夺。简言之，谁掌握了渠道控制权，谁就能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有可能获取超额利润。
可见，渠道权力对供应链企业十分重要，权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企业获取的收益大小，所以说，权力的争夺实际上是对市场利润的争夺。因此，在研究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运作管理理论时，权力结构是现实存在且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五）不同的服务提供模式会对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运作实践中，服务提供者可以是制造商、零售商或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公司，也可以是制造商与零售商、服务委托方与第三方服务公司合作共同提供。比如，戴尔公司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顾客在网店定制PC机等产品的同时，还可以选择购买戴尔的延伸服务。作为零售商的苏宁和国美通过自主销售模式，将推出的“阳光包”服务和“家安保”服务销售给顾客，为顾客提供家电产品的有偿服务。此外，作为制造商的戴尔公司和作为零售商的苏宁或国美，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服务措施共同为顾客提供服务，比如，戴尔通过直销网站为顾客提供PC机的升级改造和技术支持等服务，苏宁或国美通过零售渠道为顾客提供维修、安装调试等服务。这样不仅增加了产品的销售量，而且双方企业均可获得一定收益。美国著名的第三方服务公司——新可安公司，自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先后与多家大型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合作推出了涵盖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体育用品、采暖空调设备等品类的延伸服务。
不同服务主体的服务提供模式会产生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决策，进而影响服务水平及服务价格，对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收益也会产生影响。
二、理论背景
（一）服务型制造背景下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研究的兴起
服务型制造是21世纪制造业的未来趋势，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产物。服务型制造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不断深入，随之产生的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Greenfield（1966）(4)最早提出了与服务型制造相关的概念——生产性服务（Producer Services），生产性服务可以通过提供更有效的专业服务来支持制造的正常运作。Vandermerwe和Rada（1988）(5)首次提出了服务化（Servitization）的定义，服务化是指制造企业由仅提供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服务包的动态转变过程。与服务型制造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基于服务的制造、服务增强型制造、服务导向型制造、产品服务系统等，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服务与制造的融合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加强。孙林岩等（2007）提出了“服务型制造”的概念，(6)指出服务型制造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相互融合、顾客参与产品服务的全过程、上下游企业之间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将分散化的制造资源进行整合并使其高度协同，以此实现制造价值链各方的利益增值，达到高效创新的新型制造模式。何哲等（2008）从盈利模式、组织行为、流通体系、价值诉求与汲取机制、网络流通载体等方面分析了服务型制造模式下的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体系的差异。冯泰文等（2009）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和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影响因素，建立了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模型。周国华等（2009）对传统的生产型制造模式和服务型制造模式进行了比较，对服务型制造模式下的产品与服务的整合、服务过程以及客户参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在服务型制造背景下，Johnson（2008）首先提出了“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定义，指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贯穿于最初的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信息、流程、能力、产品、服务和资金等管理过程，是产品供应链和服务供应链的混合供应链，服务流成为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中新的流程。陈菊红等（2010）将产品供应链和服务供应链的运作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运作模型。郭福利（2011）对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进行研究，从营销层面和运作层面提出了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协调机制。和征等（2014）分析了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共享的重要性，建立了信息共享的激励机制。姚树俊等（2013）考虑到产品服务需求具有动态性和非线性等特征，建立了基于排队优化模型的服务能力定价模型，并给出了实施对策。刘会珍（2013）研究了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运作模式以及四种不同权力结构下的定价策略。徐志涛（2014）研究了产品服务供应链的管理框架、供应链的设计以及服务供应商的选择问题。
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是服务型制造模式下运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服务型制造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研究涉及概念、特征、运作模式、协调机制、激励等方面，随着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服务型制造模式的运营管理将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权力结构是影响产品服务化供应链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权力结构决定了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成员的地位，影响双方的决策顺序，从而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进而影响到产品服务化供应链各企业成员的收益和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总收益。
在供应链权力结构的研究方面，Choi（1991）对竞争供应链中制造商为核心企业、零售商为核心企业和制造商与零售商权力均等三种权力结构下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权力结构对供应链成员的收益会产生影响。Choi等（2013）研究了由制造商、零售商与废旧产品回收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对以制造商为核心、零售商为核心和产品回收商为核心三种权力结构下的博弈均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以零售商为核心的闭环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并对每种权力结构下的闭环供应链采取不同的契约来实现协调。Edirisinghe等（2011）提出了权力结构占优的概念，在供应链的所有权力结构中，供应链各成员的收益和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时的权力结构是强结构占优的，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时的权力结构是弱结构占优的，这种比较多见。Edirisinghe等还指出，结构占优的供应链是最稳定的。张廷龙等（2012）对不同权力结构和信息结构下供应链的均衡结果进行了分析，表明零售商的权力增大会导致制造商的收益减少，零售商的收益是否增加会受到需求对价格和销售努力的敏感度、成本等的影响。Shi等（2013）研究了两种非确定需求下不同的权力结构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于辉等研究了供应链的权力转移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零售商为核心企业时，供应链系统效率更高。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的权力结构会有不同的供应链的决策结果，权力结构对供应链的决策过程有重要影响，将权力结构作为影响供应链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在研究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服务提供模式的选择时，权力结构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服务提供模式的选择是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运作管理的重要问题
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为顾客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在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供应链企业面临着“谁来提供服务”的问题，常见的服务提供者有制造商、零售商以及第三方服务公司等。制造商可以通过直销渠道销售并提供服务，零售商采取零售渠道销售并提供服务。此外，为了降低服务成本，制造商或零售商也可以选择将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公司。
在有关服务提供模式的研究中，Kunpeng Li等（2012）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在集中决策下由制造商提供产品与服务和分散决策下由制造商或零售商提供服务的均衡结果。研究发现，在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收益最高，分散决策下供应链收益的高低取决于参数的取值。王素娟等（2010）定义了延保服务吸引力指数，构建了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服务公司分别提供服务的博弈模型来分析服务模式的选择，发现当部分购买产品的顾客购买服务时，零售商应提供服务。当全部购买产品的顾客购买服务时，制造商和零售商需权衡服务吸引力指数的取值来进行选择。当服务吸引力指数相等时，零售商应提供服务。李杰等（2013）建立了制造商提供服务、零售商提供服务、制造商或零售商将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公司等几种服务模式下的博弈模型，来确定服务模式选择策略，并分析了相应的供应链协调策略。
以上研究文献表明，不同的服务提供模式会面临不同的决策，会对供应链的收益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运作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对服务提供模式的选择问题，哪种服务提供模式使得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及整体收益最大，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随着服务型制造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产品服务化供应链作为服务型制造模式下运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现有文献关于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研究涉及相关的概念、特征、结构、运作模型和协调等，对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服务提供模式的研究还较少。而服务提供模式的选择与优化是产品服务化供应链运营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权力结构对供应链的决策有重要影响，而权力结构是否会对服务提供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研究不同权力结构下产品服务化供应链服务提供模式的选择对产品服务化供应链的运作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