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概述(1)
目次
壹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
贰 中国考古学的孕育和诞生（1900—1928年）
叁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1929—1948年）
肆 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1949—1978年）
伍 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1979—2000年）和新的发展（2001年以来）
壹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2)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这种学问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将“金石”一词用作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3)。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宋代以前的古文物研究
早在宋代以前很久，已有不少学者搜集、考订古代文物，访查古代遗迹。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便有若干擅长辨识“古文”的学者，从事这种古文经书的专门研究。西汉宣帝时期，“好古文字”的张敞，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出土的“尸臣鼎”。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4)。荀勖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述及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史迹的具体情况(5)，至今仍对考古调查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初期，著名的“石鼓”在陕西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6)。
但是，宋代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二、宋代的金石学(7)
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唐末和五代的割据之后，宋朝统治者鉴于君臣之纲被破坏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关系，极端奖励经学，立意恢复礼制。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和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精心地整理研究，企图“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吕大临语），更好地制礼作乐。当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拓墨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促进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使得金石学相当兴盛，取得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据记载，宋代金石学家中年代最早、有开创之功的，应推宋仁宗时的刘敞。他率先编撰古器物图录，将家藏十一件铜器，使工模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一套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现存年代最早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年）的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该书及其后二十余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充分反映宋代古器物研究达到的水平。两书分别著录古代铜器二百余件和八百余件，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和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的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王厚之《钟鼎款识》（一卷）、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等书，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则属铭刻集录性质。
至于石刻方面的著作，欧阳修《集古录》（十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目》（四卷）、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二书系地，《宝刻类编》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二书，则俱录石刻全文。
其他除钱币尚有洪遵《泉志》（十五卷）等书传世，玺印也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仅个别著录，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
三、元明两代的金石学
元明两代，整个学术研究呈现衰落局面，金石学方面少有突出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入仕中原王朝的色目人葛逻禄迺贤。他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访古，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后根据自己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加以考订，撰写《河朔访古记》（十六卷）。虽然该书未能完整流传下来，仅见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百三十多条，但它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接近于现代的文物调查工作。
元朱德润《古玉图》（二卷），是现存年代最早著录玉器的一部专书。明曹昭《格古要论》（三卷），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
金文方面没有什么新的专著。但在版刻技艺发达的情况下，曾将《考古图》《博古图录》和《古玉图》合刻为“三古图”，是现存刊刻较早的善本。
关于石刻，元代有潘昂霄《金石例》（十卷），开碑志义例研究的先河；明代有陶宗仪《古刻丛钞》（一卷）、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等俱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八卷）存目并附跋尾。
四、清代以来的金石学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所作研究偏重于石刻，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以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各二十卷）四书，模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四千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后，由于乾嘉学派的进一步影响，同经史之学和小学都有密切关系的金石学大为发展。
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做过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他们收集了更加丰富的铜器铭文、碑刻，以及钱币、玺印等铭刻资料，考释文字的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过去重视不够或置之不顾的玉器、镜鉴、兵符、砖瓦、封泥等物，也有人编撰专书。清末民初，更有学者注意到甲骨、简牍和明器。仅据容媛编撰《金石书录目》（商务印书馆，1936年）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六十七种（其中宋人著作二十二种），而乾隆以后二百年间却有九百零六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在关中为官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等有关记载，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著成《考工创物小记》。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富，由朱为弼协助编撰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书中仅收录铜器铭文的摹本、释文及考证，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这方面著录之书即有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二卷）、刘喜海《长安获古编》（二卷）、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端方《陶斋吉金录》（八卷）及《续录》（二卷）；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卷）、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五卷）、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而以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吴大澂《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三书最为赅备，收器都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依据金文或兼及其他铭刻资料的古文字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和《字说》（一卷），孙诒让《古籀拾遗》（三卷）、《古籀余论》（三卷）和《名原》（二卷）等书。
关于石刻的著作为数甚多。金石文字目录和跋尾之书，往往以石刻为主，兼及少量金文，开始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及《跋尾》（六卷）、武亿《授堂金石跋》（二十四卷）、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四卷）等，考订均较精审；后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总计八千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攈古录》（二十卷）、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端方《陶斋藏石记》（四十四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均多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资料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他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著者按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和《粤东金石略》（十卷），毕沅《中州金石记》（五卷）和《关中金石记》（八卷），阮元《两浙金石志》（十八卷），以及毕、阮二人合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等。至于专注于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石刻资料，例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八卷）、傅云龙《日本金石志》（五卷）。另外，还有叶昌炽著《语石》（十卷）一书，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研究，是极为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撰《古泉汇》（六十四卷）和《续泉汇》，著录历代钱币六千枚；玺印有陈介祺撰《十钟山房印举》（十二册），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撰《古玉图考》，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
综合性著作，属古器物图录的有冯云鹏、冯云鹓同辑《金石索》（十二卷），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正反映了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较广的情况。吴大澂撰《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计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编撰《殷墟书契》和《殷虚古器物图录》等多种甲骨文、青铜器著作，又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罗振玉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和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更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而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王国维在随后的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通过卜辞考订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可靠性。1925年讲演《古史新证》，提出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应与经史之学相表里的二重证据法。郭沫若称颂：“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许多学者对于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可贵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成为中国考古学分支的一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
贰 中国考古学的孕育和诞生（1900—1928年）
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晚，它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一样，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和发展起来，完全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前后不过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大体说来：世纪之初，现代考古学思潮开始传入中国；二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宣告诞生；后经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步发展，五十年代以来的全面发展和继续发展，形成日益壮大的规模。
一、现代考古学思潮的传入（1900—1920年）
十九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从开始形成，到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兴盛和成熟起来。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业绩十分注意，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介绍。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之比附(8)。正是这个时候，1899年安阳小屯村发现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此外，新疆若干遗址出土汉晋简牍，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三项惊人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行将崩溃的晚清政府统治之下，古代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虽有学者初步了解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以致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暂时仍未兴起。
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步深入，各国列强在强占沿海要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觊觎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边疆。为此，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区活动。他们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而其所作调查发掘，又往往采取并非科学的方法，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克里门兹（D. Klementz），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1900年以后，一些外国考察队更加频繁地在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活动，珍贵文物被劫往海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后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Stein, Aurel），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德国的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 A.）、勒柯克（Le Coq, A.Von），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 Paul），俄国的科兹洛夫（Kozlov, P. K.）、奥登堡（Oldenburg, S. F.），等等。先后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尼雅遗址，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而且劫运了克孜尔、柏孜克里克、库木吐拉等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等，还从敦煌石窟骗购学术价值很高的大量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滨田耕作也曾在这个时候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墓。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法国的沙畹（Chavannes, E.）、色伽蓝（Segalen, V.,或译“谢阁兰”）等人，又在我国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建筑、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神父桑志华（Licent, P. E.）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曾在河套地区发现萨拉乌苏河遗址和水洞沟遗址。又有安竹思（Andrews, R. C.）率领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队队员纳尔逊（Nelson, N. C.）去内蒙古及三峡地区，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9)。
与此同时，由于几条穿越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铁路干线在二十世纪初相继筑成通车，一方面筑路工程使各地埋藏的古代文物大量出土，另一方面交通便利使新出土的文物迅速转移，导致古董市场空前兴旺，许多文物精品随即流失海外。罗振玉等金石学家，广泛收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新近出土文物，以及已被外国考察家劫取的西域简牍、敦煌遗书、高昌壁画等照片资料，将其分门别类汇编成书，采用当时最优良的珂罗版工艺印刷出版，为保存和传播珍贵的学术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历史时期的各类器物，并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罗振玉堪称近代金石学的集大成者(10)。这一阶段所作研究与清代的金石学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与考古学研究尚有明显的距离。
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1—1928年）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科学在我国蓬勃兴起，当时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中国的田野考古正是由地质学家首开其端。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年代。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勘查铁矿和煤矿，聘请国际闻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Andersson, J. G.）来我国，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身份协助工作。这便与某些外国考察家潜入我国边境地区的盗掘性活动性质不同。后来在地质调查所的安排下，安特生与中国的地质学家一道，进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工作。其间，曾在华北的一些省份采集较多的古代石器；进而于1921年发现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并随即进行首次发掘。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首要标志。周口店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化石产地，因其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著称于世；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处史前遗址，由此确认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它们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序幕。安特生进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以及随后去甘青地区调查半山、马厂、齐家等史前遗址，都有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和助手白万玉等参与。安特生著有《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甘肃考古记》（1925年）等。
中国第一位从事田野发掘的考古学者是李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虽然并非攻读考古学专业，但在学习人类学专业期间接触过考古发掘。1923年返国后，先任南开大学教授，再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所以，当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由美方提供活动经费，进行山西汾河流域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时，便确定由李济主持工作，袁复礼参与其事。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二个标志。
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国家科学研究的中心机构——中央研究院。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于同年10月派遣董作宾会同河南省政府人员郭宝钧等，对连年出土有字甲骨的安阳小屯村进行调查和试掘，为大规模地开展工作进行准备。当时选定殷墟发掘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已经将传统的古史体系摧毁，学者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可靠的古史研究新材料，于是便对因出土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而判定的殷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以这一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为起点取得突破。1929年，史语所设立考古组，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粗具现代考古学知识的学者，被聘任为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设立内含考古组的史学研究会（1936年始成立史学研究所）。中国从此有了本国学术机关独立的考古研究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三个标志。
史语所成立以前，北京大学于1922年在研究所国学门设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由于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并不熟悉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仅于1923年前往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故城太学遗址进行察看，未曾从事考古发掘，因此，虽然命名为“考古学研究室”，它并不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一个标志。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意欲有所作为。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大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同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大连市普兰店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
叁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1929—1948年）
中国考古学在1929—1948年间，前十年工作发展较快，通过一系列调查发掘获得许多重要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田野工作水平较好的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打下初步基础；后十年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系，考古工作未能继续取得显著的进展。从学术体系上回顾这二十年间，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在北京周口店遗址进行，新石器时代方面主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进行，作过发掘的典型遗址很少；历史时期考古方面，对商代晚期的殷墟作过较多发掘，此外发掘过东周、两汉等时代的个别墓葬，还对若干都城遗址作了短时间的地面考察。简单地说来，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存在严重的时代缺环和地域空白，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新生代研究室进行的周口店发掘(11)
抗日战争以前的考古工作成就，首先是新生代研究室发掘周口店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的，人类化石标本由该院的美国学者负责保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标本在他们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殷墟等项发掘(12)
这段时间进行考古工作最多的，还是李济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仅殷墟一地就在1928—1937年间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四万六千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缺乏明确的工作计划和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主要目标是寻找甲骨文。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进入史语所工作，不久参与为探寻殷墟文化来源而进行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1928年吴金鼎发现）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
殷墟遗址的发掘，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发掘方法上也有明显的改进，中国考古从此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较大的收获。史语所考古组在小屯村一带，先后揭露五十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两万二千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商殷王陵区，发掘十座规模特大的殷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历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人员，除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外，主要有王湘、吴金鼎、石璋如、刘燿、李景聃、祁延霈、胡厚宣、高去寻、尹焕章，以及出国留学前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夏鼐等。与此同时，史语所考古组与山东、河南两省合作，分别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和河南古迹研究会，由梁思永、祁延霈、刘燿等发掘日照两城镇的龙山文化遗址，由郭宝钧等发掘浚县辛村的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大墓。另外还在许多地方作过调查工作。
三、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13)
北平研究院（以下简称“北研”）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不多，却也相当重要。他们除于1930年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在马衡的主持下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考察外，主要是1934—1937年在陕西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北平研究院原本缺乏田野考古人员，从事科学考古发掘的时间稍迟，得到史语所考古组董作宾的帮助。1934年3月徐炳昶（旭生）开始进行斗鸡台发掘前，特地亲自前往安阳小屯村，参观董作宾主持的殷墟第九次发掘，并且在董作宾的推荐下雇用两名安阳小屯的得力技工。1934、1935和1937年北研先后在斗鸡台戴家沟一带进行了三次发掘，第一、二次发掘沟东区和沟西区，第三次发掘废堡区（未完），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开始参与斗鸡台发掘的主干人员，除早年跟随安特生采集考古标本的技工白万玉等人外，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何士骥（字乐夫）始终其事，但他并不熟悉考古发掘；留学美国攻读古希腊文学的罗懋德，曾在去希腊学习期间接触过田野考古（后专治希腊文学，以字“念生”闻名于世），因斗鸡台第二次发掘期间发生塌方事故即行离去；孙文青和苏秉琦参加第二、三次发掘，其中孙文青曾于1936年春去安阳见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后来，苏秉琦在抗日战争期间，将沟东区的82座周秦和汉代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著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1948年出版，其《图说》印成的散叶，迟至1954年始装订问世）；特别是对瓦鬲的发展变化进行类型学研究，实际上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北研还曾于1935年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寺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除由何士骥等编印《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外，未能正式发表收集的石刻拓片等资料。
另外，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和台湾、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后进行考古调查。还有学者进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四、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14)
前一个历史时期之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希图继续前往新疆考察。经过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刘半农为首的学术界人士奋力斗争，于1927年4月达成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斯文·赫定平等合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任中国团长，外国团长斯文·赫定提供活动经费。合作办法中规定：各项工作或“由中国团长主持办理”，或“由外国团长商同中国团长”办理；特别是考古学标本，“统须交与中国团长或其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归本会保存”。1927年5月，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过内蒙古前往新疆进行多学科的科学考察，考察工作进行到1933年(15)。
当时，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与考察活动，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1928年1月到达新疆后，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麹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
而最大的一项收获是，考察团1927年秋季途经甘肃西部额济纳河流域时，瑞典学者贝格曼（Bergman, F.）等调查发掘分布很广的汉代烽燧遗址，获得汉代简牍一万余支。贝格曼还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五、日本学者在东北、华北的调查发掘(16)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发起组织的考古活动，并未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退出而中止，他们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的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以及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元上都等城址；同时，还以伪满机构委托的名义，发掘顾乡屯遗址、通沟高句丽壁画墓，调查辽代的祖陵、庆陵和缸瓦窑遗址，参与者有鸟居龙藏、驹井和爱、三宅俊成、藤田亮策、江上波夫、黑田源次、小林行雄等。华北沦陷以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或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再有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曾于1936年对邯郸响堂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察；更于1937—1944年间，八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另外，还有侨居哈尔滨的包诺索夫等俄国学者，在黑龙江地区从事考古活动(17)。
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互相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也有相当重要的收获。例如，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单位合作（吴金鼎、曾昭燏等参加），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时代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两单位又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吴金鼎、高去寻、夏鼐、曾昭燏等参加），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与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吴金鼎、王振铎、冯汉骥等参加），发掘成都附近的前蜀皇帝王建墓。还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其中，夏鼐于1944年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的齐家文化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更加有力地否定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刘燿奔赴陕北参加革命活动前（后化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并曾对安特生当面提出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文物。国民党统治地区，仅裴文中等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史前时代遗址的调查(18)。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从三十年代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从梁思永的西阴村、后冈史前陶器研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所作彝铭形象学试探，到李济的殷墟陶器和铜器研究、苏秉琦的斗鸡台瓦鬲研究。还有容庚、陈梦家的殷周铜器研究，裴文中的陶鬲和陶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取得类型学研究的经验，不断深入，日益提高，臻于成熟。
这段时间出版的考古学著作，有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裴文中著《中国原人史要》（合著，1933年）和《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梁思永等著《城子崖》（1934年）、施昕更著《良渚》（1938年）、苏秉琦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与《图说》（1954年）、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等书，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尹达在延安期间，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1943年）。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就。其中，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年），对甲骨学研究有较大的推进。又曾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汇编为《小屯·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和《乙编》（1948—1953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期间所著《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和《考释》（1935年）等书，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作出了划时代意义的卓越贡献。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陈梦家用英文著成《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1947年），则是前所未有的通论性商周青铜器专著。
总而言之，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到初步发展历时二十余年，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周口店、殷墟和斗鸡台等地点，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若干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调查发掘开展较少，存在许多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正因为如此，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已开始引用考古研究成果，但因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局限，其表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这个时期，已经出版的考古学专著和刊物都少得可怜。积累最多的周口店、殷墟等遗址，发掘资料尚未详细公布。即便如此，还是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建立了中国考古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需要在此述及的还有，三十年代史语所持续发掘安阳殷墟所获丰富资料，在1949年初该所迁往台北以后，经过几位老一辈考古学家长时间悉心的整理研究，已陆续详细出版。其中，李济著《小屯·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又与万家保合作进行殷墟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五大本（包括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1964—1972年）。石璋如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进行小屯遗址繁杂发掘资料的研究，陆续出版《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乙编（殷虚建筑遗存）、丙编（北组、中组、乙区和丙区墓葬）、丁编（甲骨坑层）共八大本（1959—1992年）。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区的发掘资料，则由高去寻在梁思永遗稿的基础上辑补成书，先后出版《侯家庄》第二至九本（1962—1996年），内容包括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及1129、1400、1443十座大墓；再有石璋如撰著的第十本（2001年），内容为“小墓分述之一”。石璋如又著有《莫高窟形》（1996年），为其1942年前往敦煌石窟考察的研究成果。另外，还有张秉权编《小屯·殷虚文字丙编》（1957—1972年），劳榦编《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年）等(19)。
肆 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颁布保护管理文物的法令，在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在中国科学院建立考古研究所，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但也经历了一定的曲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因“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考古研究方向的认识曾存在偏颇，考古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受到过一些干扰。1966年以后，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更被迫中断。
中国掌握田野考古方法的专门人才原本很少，其中部分人员又在1949年初随国民党政府官方研究机构（中研院史语所）迁往台湾，留在大陆的考古学家屈指可数。梁思永和夏鼐，是当时中国大陆仅有的两位既在国外经受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贡献卓著的田野考古学家。1950年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各研究所时，周恩来总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梁思永和夏鼐为考古所副所长，可谓众望所归；所长则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郑振铎主要忙于文物工作，而梁思永卧病已久，只能在病榻上运筹帷幄，唯有夏鼐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第一线，主持考古所的各项业务工作，培养承先启后的第一批业务骨干，从而被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奠基人。
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家建设高潮，急需培养田野考古人员，以期有重点地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合乎科学要求的清理发掘。为此，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作，一面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担任班主任，对各地文物单位的在职人员进行考古知识和田野技能的短期培训，以适应配合基建工程的急需；一面共同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高等学校第一个考古学专业，由考古所派遣苏秉琦副研究员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更有系统地培养考古研究专门人才。当时，裴文中、贾兰坡、郭宝钧、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训练班讲授基础课程。尤其是夏鼐，连年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田野考古方法的内容包括：考古调查，遗址和墓葬发掘中对各种遗存的详细观察、认真处理与忠实记录，以及整理材料和编写报告的具体要求。其中，夏鼐特别强调考古发掘和整理材料中的地层学研究，指出只有正确地观察地层、记录地层和解释地层，弄清楚遗存的自身情况及其在地层中的关系，才能确定遗存的性质和年代。他在当时和日后反复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以出土物的美恶或好坏为标准的，而是以工作方法的合于科学与否为标准的。”(20)这些看法，在全国考古工作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田野考古成为考古工作的主流，坚持发掘质量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工作量较大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往往由文物局调集人员协力工作，例如河南白沙水库区、黄河三门峡和刘家峡水库区，湖北丹江口水库区。而西安、洛阳、郑州、长沙、广州、鞍山等大城市周围，成为有数的考古发掘基地。重点遗址的发掘，基本上都由科学院考古所为主负责进行。一般地方单位所作发掘，多为配合基建清理历代墓葬，少有史前时期的遗址和历代都城遗址。通过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培养了一批田野考古技术较强的业务骨干，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资料，初步建立了若干重点地区考古标本的断代标尺，也积累了一整套在中国地理条件下处理各种复杂遗迹的田野考古经验。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等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提供了原始聚落遗址的发掘经验：正确区分文化层，弄清楚居住建筑、防卫壕沟、烧陶窑址和公共墓地的横向关系（这比弄清楚纵向关系更为困难，也更重要），齐全地采集各类出土遗物，注意收集反映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动植物标本，及土壤、孢粉等资料，以期更好地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关于历代都城遗址，持续进行了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为探寻西周丰镐和东周王城的发掘；对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的勘察，着眼于它们的整体规划，先判明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宫殿、衙署等重要建筑遗址；对隋唐两京及元大都等古今重合的城址，则利用文献资料、航测照片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个别古代遗迹和可以判定的旧街道，结合以重点钻探和发掘，进行古城布局情况的复原。至于中国考古学家对具体遗迹的细致清理，在国际上早有肯定性评价。1951年夏鼐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完整的古代木质马车，曾被西方著名考古学家誉为战后考古发掘方法新进步的一项范例。1958年北京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又提供清理大型陵墓墓室，尤其是妥善处理丝织冠冕、珠玉佩饰等易损文物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举国上下都在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考古学界同样如此。1950年春季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Kиceлёв, C. B.）来中国讲学，《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条被译成中文发表，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苏联学者关于考古学定义等问题的表述，被部分青年考古学者奉若经典，作为考虑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例如：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恢复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为历史科学服务；而资产阶级考古学却人为地与历史分离，见物不见人，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要使中国考古学摆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就要从“为考古而考古”转变到“为历史而考古”，妥善解决考古与历史挂钩问题。苏联考古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曾颇为严重，片面强调通过实物史料论证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忽视考古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对类型学研究方法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我们在国内原本存在“左”倾思潮影响的情况下，对苏联考古学的了解又是如此有限，必然会反映到实际工作中来，特别是尚未参加田野考古实践的在校学生，很容易简单化地从社会发展史角度要求一般考古研究。
1958年春季，尹达作为当时我国考古学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两次报告会上，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这一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怎样落实到具体工作尚待认真讨论，社会上掀起“跃进”和“批判”的浪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一面集体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一面批判“资产阶段学术思想”。关于编写教材，前此为适应考古教学的迫切需要，老一辈考古学家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将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系统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又有邹衡、俞伟超、严文明等青年教师集思广益，重新编写，当然会有新的进步。但是，由于那时有计划发掘的典型遗址尚少，包括半坡、庙底沟在内的有数几项重要发掘刚着手整理资料，尚未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更没有展开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教材中必然会存在着“标签加例证”的偏向。至于所谓批判，首当其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夏鼐主编的《辉县发掘报告》（1956年），再是苏秉琦的旧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还批判李济的“反动思想”，实际涉及田野考古中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的全部工作，器物形制排比等基础性研究被一股脑斥为“形式主义、繁琐主义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是所谓“庸俗的文化进化史观”(21)。此外，某负责人士赞许个别单位发掘中的“挑灯夜战”和“流水作业”做法，斥责考古标本线图是“令人生厌的阴阳脸”。这便搞得大家思想混乱、困惑不安，不知道考古研究的出路何在。
1959年初，尹达在为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考古收获而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大破大立”批判运动中出现的偏向，提出反潮流的“立中有破，边立边破”方针，重申“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口号。号召：“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力合作，在三五年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他又表明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错误倾向，指出：“陶器是数量最大、变化较多的文化遗存。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经过对它们的认真研究，就可以找到各种文化遗存的时间序列和地区的分布。只此一点，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陶器的科学研究是不应当过分忽视的。”(22)
这次会议之后，夏鼐应与会人员的要求，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23)，对这一考古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也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及时作出科学的明确回答。当时，由于田野考古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其间又有学者将历史上的族名直接与考古遗存挂钩，更有个别人主张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考古学文化概念，因而能否正确对待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主张，在以第一次发现典型考古遗迹的小地名命名的前提下，采取从实际出发、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既不要条件具备时迟疑不决，使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期混淆，从而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也不要看到片面的个别现象就给它新的名称，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和纠纷。至于历史上的族名，他认为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因乱扣帽子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他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尹达和夏鼐的这些意见，对于克服当时存在的错误倾向，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六十年代初期整个学术界呈现活跃气氛的时候，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曾出现转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学》，经过较大程度的修改和重写，于1960年7月铅印成册，在全国考古单位中广泛征求意见。考古研究所多人执笔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则于1961年底公开出版（后书的部分章节，对前书有所参考）。两书对于截至五十年代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初步的综合和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虽然存在不足之处，对考古研究的转变仍有积极意义。
随后，夏鼐于1962年7月在《红旗》杂志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24)，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考古学研究归纳为六个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他还提到，要不断改进考古研究方法，“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等）和运用文字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期取得更重要的新成果。这对于推进考古研究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尹达根据他本人为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而亲自研讨考古新资料的深切感受，从理论上对考古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于1963年8月写成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5)。该文讲到，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强调：“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尹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他还再次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这段时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局部地区，已经积累相当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资料。历经几年整理出版的十多种考古报告中，既有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京山屈家岭、长安客省庄、郑州二里冈、长安张家坡等典型遗址的资料，又有经类型学分析排比成年代序列的洛阳东周墓和汉墓、长安西周墓和隋唐墓等资料。其他正在整理的若干史前遗址发掘资料，有的根据器物排队进行分期和有关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这些资料显示的文化面貌复杂情况，考古刊物开展热烈的学术讨论，研讨一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和分期，埋葬制度反映的社会性质，尤其是仰韶文化有关问题。
这些情况说明，通过1958年到六十年代初的实践，从领导到群众对考古研究的方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正在为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加强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而积极努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苏秉琦于1965年夏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26)。该文根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几次实习发掘的收获，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仰韶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指出在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和差异性，即时间和空间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而应将文化类型和年代分期的研究区别开来。具体做法是：先划分仰韶文化的外围范围和中心范围，以及中心范围的文化类型，再按类型分析发展序列，追寻来龙去脉，进而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变化。这些，对于考古类型学的应用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错误的批判开始由文艺界扩大到学术领域，众多考古工作者去农村参加“四清”，考古研究中出现的新苗头未能进一步生长。随后，正常的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不少考古学者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非常难得的是1960年代后期，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得以在“武斗”频仍的地区，发掘了规模宏大的满城汉墓，第一次成功地启取和复原“金缕玉衣”；紧张的北京地铁工程中，对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进行了抢救性清理。1972年起，又在全国范围逐步恢复田野考古工作，《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杂志获准复刊。考古工作者热情投入新的发掘，被迫停顿数年的考古工作迅速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轰动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突出地表现我国田野考古微观方面的技术进步情况。考古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揭取丝织衣物、帛画、帛书等糟朽文物；又与多种学科人员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测试手段，进行出土女尸、纺织品和动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田野考古的宏观方面，史前时期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不仅有计划的重点发掘从中原地区扩展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多数省份，并且在黄河中下游等地区先后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965年建成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工作，开始在史前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周汉唐等时期都城遗址的勘察，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错误的批判仍波及考古学领域，干扰正常的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新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发表，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难以广泛展开，种种情况有待于根本改变。
伍 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1979—2000年）和新的发展（2001年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夏鼐担任第一任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于1979年4月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会这个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酝酿于1959年初，直到二十年后整个国家实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伟大转折的时刻，才终于成为现实。与会考古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回顾，肯定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体系。同时又着重指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否定基本的学术概念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横加批判，使考古研究遭受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才能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切实搞好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讨论，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27)。
1980年代初期，在夏鼐的主持下集体编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出版）二书，以断代和专题为纲，对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最近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进行不同形式的全面总结。这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建立学科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前书由考古研究所的二十多位中年学者执笔。后书由考古研究所和其他考古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学者执笔。夏鼐为前书所写前言强调：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还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渗透，并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方法。同时又讲到中国考古学发展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夏鼐在王仲殊的协助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首撰写的概观性特长条，对考古学的定义和最终目标、考古学的简史，以及考古学的方法论、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了经典性的全面阐述，对于进一步明确考古研究的方向和当前任务有重要的帮助。
这个时候，苏秉琦将其运用类型学方法坚持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心得，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几次讲演的基础上，由殷玮璋协助整理成文，以《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为题联名发表(28)。众所周知，弄清楚某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原属考古研究的基本课题，前述夏鼐1959年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尹达1963年对新石器研究回顾与展望的文章，都曾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学术任务。那时以来，已有若干中青年学者撰文探讨史前文化的类型和谱系问题(29)。但是，这种谱系研究，只有系统的科学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行动。苏秉琦在研究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将其向前推进，从学科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地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后来产生较大影响。他所谓的“区”“系”“类型”，是指较大地理范围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文化的发展系列，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简而言之，“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该文提出：“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资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苏秉琦划分的区域有六：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则划分为黄河流域（包括中游、下游与上游）、长江流域（包括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鄱阳湖和赣江流域、南京及其相邻地区、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北方地区。两种划分，大同小异。后来，苏秉琦又将区系类型学说发展为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以及对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研究(30)。实践证明，区分文化类型而进行文化谱系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史前文化基础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苏秉琦还发表《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文章(31)，又通过在考古学年会和若干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大家注重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讲到，地层学上文化层的叠压，虽然提供了判断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依据，但在考察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时，则主要应借助于器物形态学，从文化内涵方面去分析。又讲到，运用器物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打破关系为依据，从那些数量众多、经常出现的代表性器物中寻求变化规律；至于区分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其间的关系，则既要着眼于常见器物群的特征，又要注意虽不常见却别具特色的器物。他还强调：“不应停留在找出典型器物的局部发展序列，而应该进一步找出它们的全部发生发展的过程（源和流）；不应停留在对个别遗址多种典型器物组合关系的分析，而应该进一步对多处同类遗址典型器物组合关系做出综合比较分析。”那段时间及以后，就考古地层学或考古类型学问题进行论述的，还有石兴邦、俞伟超、严文明、张忠培等(32)。苏秉琦和其他几位考古学者的论述，来源于考古工作的丰富实践。考古学方法论问题受到较多考古学家的关注，是中国考古工作水平提高的表现，又促进考古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1970年代以后考古研究水平显著提高的重要原因是，各地考古队伍的业务素质有了较大改善。1966年以前，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力是1952—1955年经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的300多位文物干部。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截至1965年毕业的200余名本科生中，当时参加工作五年以上的还不到一半。21世纪初全国所有考古工作人员中，经高等院校正规培养的拥有中级以上业务职称的人员，总计大约1500人以上。截至1970年代末，除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外，又有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建立考古专业，后来大多独立为考古学系（2000年以后设立考古专业的又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校）。据不完全统计，各校考古专业仅2001—2018年毕业的本科生总数即达3000人以上，硕士生上千人，博士生相当人数。新培养的青年考古人员，大都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和外语方面受过较好的训练，特别是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和撰写学位论文，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考古工作第一线的业务骨干，迅速取得可喜的成绩。
随着考古队伍业务素质的改善，各地纷纷在原有文博单位考古队的基础上建立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主持业务人员的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明确本地区考古工作的学术目的性，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发掘，因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
过去许多地区考古工作几乎限于清理历史时期的墓葬、对史前时期文化遗存所知甚少的状况，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从197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三十多年，重要时期重要考古发现迭出，学术质量远远超过以前的三十多年。由于各地普遍加强了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注意搞清楚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序列，极大地消除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先后大面积揭露临潼姜寨、郑州大河村、秦安大地湾、乐都柳湾、余姚河姆渡等保存较完整的聚落遗址或重要墓地，从宏观上获得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更发现年代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裴李岗遗址，乃至若干与农业起源有关的早期遗址，如仙人洞与吊桶环等。为探索夏文化，发掘了偃师二里头、襄汾陶寺等遗址。商周时期最具突破性的发现有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安阳洹北商城、敖汉大甸子、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震撼的发现还有殷墟妇好墓，周原庄白村、董家村等西周铜器窖藏，曲沃天马—曲村西周晋侯墓、平山中山王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县曾侯乙墓、凤翔秦公大墓等。历史时期考古方面，秦代咸阳宫、汉唐两京等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更加深入，又开展曹魏—北齐邺城、隋唐扬州和南宋临安等城址的发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与陵园布局的勘察，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西汉南越王墓和其他诸侯王陵墓的发掘，以及汉代以后诸多大墓的发掘，取得的多方面收获更是光彩夺目。历代手工业方面，不仅发现与发掘矿冶、铸造、瓷窑遗址，而且及于煮盐、酿酒和造纸遗址等。面临与日俱增的考古发掘，《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三种杂志外，新增许多考古文物期刊，主要有：《考古与文物》（1980年）、《江汉考古》（1980年）、《北方文物》（1981年）、《中原文物》（1981年）、《东南文化》（1985年）、《华夏考古》（1987年）、（山西）《文物季刊》（1989年）、（河北）《文物春秋》（1989年）、《南方文物》（1992年改名），还有不定期出版的《考古学集刊》、（安徽）《文物研究》、《海岱考古》、《湖南考古辑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等等。田野考古专刊也极大地超过以往。考古学文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日益发展，各项考古工作经费充足，设备渐趋改善，现代化技术含量增多。这些条件是五六十年代无法想象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应用遥感勘测、无人机摄影、计算机处理等技术相当普遍。从复杂细致的现场清理，改变为整体搬迁室内的实验室考古，成为重点发掘中的常态。而现代科技方法的进一步应用，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早在五十年代半坡遗址发掘即已着手的生态环境考察，受到有关专家更多的关注，关中、华北、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环境考古都已取得一定的成绩，灰像法、水选法的试用，为获取农业考古资料开辟新的可靠途径。断代技术方面，除社科院考古所外，又有北京大学考古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所、南京博物院，以及科学院贵州地球化学所、国家地质局地质所等许多单位，陆续建立14C实验室，其中北京大学还建立了更先进的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14C测年数据的积累日益增多，仅《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一书收录的即达2100多个，并且依据1988年国际14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逐一进行了校正。此后二十多年14C数据又有很大的增加，为中国史前和夏商周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热释光和其他测定方法也有相当的成绩。古物成分与结构的多种分析，尤其是青铜器所含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瓷器所含微量元素分析，以及穆斯堡尔谱分析等项的初见成效，为考古研究提供诸多新的信息。再如，水下考古、碳十三食谱测定等项工作，也都先后起步，不断取得显著的成果(33)。
随着中国考古学界研究水平普遍提高，在持续开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探讨的情况下，苏秉琦又重新强调从李济到夏鼐早就一贯主张的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代史和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考古研究任务。这表明几代中国考古学家梦寐以求、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正在成为广大考古学者的实际行动。大家要求在逐步建立和充实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同时，注意吸收国外同行一切有益的东西，不仅引进新的技术，而且引进新的方法。
最近二十多年来，众多考古学者先后参与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前者是“九五”期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进行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学年表。涉及的田野考古工作有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殷墟、洹北商城、周原、丰镐、北京琉璃河、天马—曲村，以及商州东龙山、新密新砦、邢台东先贤等遗址或墓地的发掘(34)。后者是“十五”期间科技攻关项目，系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所做田野考古工作，涉及地域从中原地区延伸到整个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涉及的典型遗址除前已持续发掘的凌源牛河梁、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等遗址外，还有新近发掘的灵宝西坡、新密新砦、巩义双槐树、张家港东山村、含山凌家滩，以及余杭良渚古城、天门石家河古城、神木石峁古城等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过程，对于认识祖国悠久的文明历史有深远的意义(35)。而历史时期考古，除早就关注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城遗址外，近年对过去未能顾及的辽上京、元上都等都城遗址，汉唐陵墓的陵园布局，也都开展了全面勘察。许多重要的古代遗址和墓地，在考古发掘以后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向公众开放，既妥善地保护了古代遗存，又为公众提供了爱国主义和历史文化教育的基地。
改革开放形势下与日俱增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使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基本封闭的状态得到改变。某些年青的考古学者，热情介绍西方国家的当代考古学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的“新考古学派”），选译其中部分有代表性的论著，从而引起大家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讨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学者在认识上存在着分歧，但讨论有利于开阔思路，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特别是1991年国家文物局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以后，我国考古学界的国际合作因为有了明确的方针而逐步开展起来。
首开其端的是社科院考古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酝酿已久的合作项目——“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该项目于1993年开始实施，坚持数年取得了重要收获(36)。随后，社科院考古所、若干省级考古单位及高等学校，分别与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考古机构合作，进行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的研究项目，涉及的地区、时代和内容都很广泛，从史前时期和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分布的调查，到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源的探索，以至汉唐都城宫殿、园苑和手工业遗址的发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2000年以后更发展到中国派遣考古队出国进行合作发掘，曾先后派人或派队前往德国、俄罗斯、乌孜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洪都拉斯、蒙古、越南、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伊朗、肯尼亚、埃及等国开展工作。特别是2013、2015等年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曾在上海联合主办“世界考古论坛”，数十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最能体现中国考古学国际地位的提高(37)。
总结以上概述获知，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很早就有学者珍视和研究古代遗迹和遗物，北宋时代形成专门的学问——金石学。现代化的考古学的出现，虽然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距今也有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中国考古学正在历经黄金时代，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学科体系，跻身世界学术之林，不断取得闪耀的成就。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使广大考古工作者深受鼓舞，更加明确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必将更好地向前发展。
(1) 本文曾全文刊载于拙著《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一书，原是在不同时间陆续写成的，写作过程已详该书中的题解，因其贯穿本人对中国考古学发展与分期的基本看法，即节取其上篇作为本书的导言，进行全面概述，仅作个别简单的修改，主要是补充2000年以后的情况；至于下篇的分段成就概述，则舍弃未收。
(2) 参看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
(3) 参看夏超雄：《关于考古学命名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4)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陈梦家：《汲冢竹书考》，见《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年。
(5) 参看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6) 参看张勋燎：《唐五代时期的金石学》，《华西考古研究》第1辑。
(7) 参看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8) 参看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9) 参看[日]水野清一：《东亚考古学の发达》，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8年。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罗振玉”条。参看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1918年。
(11)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12) 石璋如：《“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1952年；参看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3) 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卷首“陕西考古会主要人物传略”中白万玉、何士骥、罗懋德、孙文青、苏秉琦各条，及第四章“斗鸡台发掘始末及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关于从安阳小屯雇用技工，见该书第30—31页；又见石璋如：《殷虚发掘员工传》第12页，台北史语所，2017年。
(14) 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15) 张九辰、徐凤先、李新伟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第三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16) 参看[日]水野清一：《东亚考古学の发达》。
(17) B. B.包诺索夫：《北满考古学史》，见《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年。
(18) 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第208—27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19) 据《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目录》，2008年修订第4版。
(20) 夏鼐：《考古学方法论》《田野考古序论》《田野考古方法》《〈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以及两份《考古学通论讲义》，均见《夏鼐文集》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1) 《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第12期，《考古》1959年第1期。
(22) 尹达：《组织起来，大家动手，编写“十年考古”》，《考古》1959年第3期第122页。
(23) 原载《考古》1959年第4期，见《夏鼐文集》第二册。
(24) 原载《红旗》1962年第17期，《考古》1962年第9期转载，见《夏鼐文集》第一册。
(25) 该文系尹达在中央党校的讲稿，曾印发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征求意见，后将其第二部分“现状和展望”在《新建设》1963年第10期和《考古》1963年第11期发表，全文见所著《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26) 原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又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27) 《我国考古学界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考古》1979年第4期。
(28) 原载《文物》1981年第5期，又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29) 较早探讨中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的文章有：佟柱臣《黄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严文明《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等；后来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
(30) 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31) 均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32) 石兴邦《简谈田野考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严文明《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
(33) 仇士华、蔡莲珍：《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见《14C测年及科技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3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者：《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科学出版社，2022年。
(35) 《“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的第二部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成果报告会”，《考古》2007年第7期。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编著：《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科学出版社，2017年。
(37) 参看王巍《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与展望》，《考古》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