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梦中随尔过潇湘

沈家本的过去，留在记忆里的，是从落寞与苦难开始的。童年与少年的快乐，很短暂，稍纵即逝。

他5岁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直至19岁。长长的14年里，他的生活和他父亲的官运一样，是平顺的。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折，也没有荣华富贵。一个小官僚的家庭，不富裕也不缺吃少穿。

但他还是幸运的。

他的幸运是有机会接触到闵连庄和沈桂芬那样的师长。在他的家族中，兄与弟都泯然于众人之中，只有他日后成材，做出了一番事业。这与他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及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两位导师和父亲的影响下，虽然国家从他一落地时就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却依然埋头读书，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喜欢读书，书读得也很杂。

16岁那年，他回到湖州，为的是参加科考。他很顺利地就考上了秀才资格，之后便又回到北京，依然过着安心读书的日子，心无旁骛。科考的旗开得胜，使他的父亲对他的前程充满了企盼。

第二年，当他虚岁18时，父母便为他订了一门亲。门当户对。女方是清廷起居注主事郑训方的女儿。

沈炳莹给儿子订这门亲，自然也是希望儿子今后能有人扶持吧。虽然，起居注主事，官职不过正六品，比沈炳莹本人的官位还要稍低一些。但毕竟是清廷的官员，而且郑训方是道光辛卯科举人，起居注主事又是伴随皇帝左右的官员，除了侍从皇帝，还需时时掌记皇帝的言行，和皇帝的接触，自然比别的官员更多一些。沈炳莹和他的妻子俞氏，对这门亲事，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朝内有人好做官，想必沈炳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亲虽然订了，但两个订了亲的年轻男女却不曾谋面。那个年轻的女子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又是什么样的品性，沈家本不得而知。朦胧中，那个女孩儿还是给他单调的读书生活，增添了几分想象的色彩，温暖，也温馨。

1857年，也就是咸丰七年，沈家本的父亲沈炳莹终于改官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此时，沈炳莹已经在刑部做了十多年的司员，同僚给他的评价是：“其始官刑部也，勤于其职，遇疑狱多平反，而不自表曝以博赫名。”

沈炳莹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因为科考的曲折，也就没有少年得志者的骄狂。他进京后为人做事，步步留心，不越雷池。

清朝官场，京官做过几年，最好放外任。否则，就会穷困潦倒，做一辈子的穷京官。而且一个四品官员，在京城实在算不得什么。如果外放的话，就是管辖几个县的父母官——知府。更加有实际利益和诱惑的是：外官要比京官多一份养廉银，京官是没有养廉银的。同样的四品官员，偏远地区的官员每年可多得养廉银1500至2000两。而四品官员的俸银却只有105两。

古人曰：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早就看透了这个沿袭已久的封建制度。

沈炳莹自然也是很想得到外放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却姗姗来迟。两年之后，1859年，沈家本已经19岁了，他的父亲沈炳莹才总算得到一个外放机会——贵州省安顺府知府。不过这个诱人的机会也饱含着苦涩，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贵州远离京城，偏僻贫穷，而且又正值兵乱。那时，张秀眉发起的贵州苗民起义，波涛汹涌。到远离京城的贵州去，显然是一份苦差。

所以，沈炳莹赴任时，只身一人，没有带家眷。沈家本和自己的母亲与弟妹在父亲走后，仍留在京城的宣南坊，准备择日南返湖州。

他跟着父亲离开湖州已经十几年了，湖州在他的生活里渐渐淡去，只留下一抹遥远温暖的痕迹，像他自己在诗中的叹息：春雨梦江南。也只是在梦中回想江南，他已经习惯了京城的天高云淡。

真的要离开京城，回到遥远的江南，他心里还是充满了惆怅，多少有些不舍。

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梦中的江南也回不去了。

就在他母亲做着琐碎的南归准备时，太平军李秀成率师进入浙江。让他们一家人心惊肉跳的消息接二连三：安吉被占，长兴被占。紧接着他的家乡湖州被围。

年轻的沈家本和自己的母亲同样的心焦，因为他的外祖父在杭州，他自己已经订了亲的妻子，郑训方的女儿也在杭州。相比家乡湖州，杭州更是李秀成攻打的目标，志在必夺的城池。

对于自己没有过门的妻子郑氏，沈家本没有太多的情感，那个年轻的女人，和他很陌生，只是一纸聘书。虽然，已经20岁的他，对于异性也有了朦胧了的渴望与需求，但毕竟那个聘书上的妻子遥远而又陌生。他自己的外祖父则不同了。

外祖父在他心里是一个——人物，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的外祖父也是浙江人，浙江钱塘江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进士，做过御史与知府，还曾一度署理湖南按察使。咸丰九年（1859年），当他父亲正赶往贵州赴任时，他的外祖父正在杭州督办团练。

外祖父于他们家也是有恩的。他的父亲沈炳莹入赘俞家后，俞太夫人的家产还颇为丰厚，赎田典屋，用的都是俞太夫人的钱。沈家的捉襟见肘终于缓解，购买了坟山和田地，每年都有足够家用的租收。

他能够在京城安心读书，多少也有外祖父的帮衬。外祖父在他的心里是一个有本事，也有血性的男人。

可是，现在外祖父却生死不知，他怎么能够不心焦？

像我们现在的文学青年和愤青一样，20岁的沈家本心头郁积着悲伤与愤怒，他把他的悲伤与愤怒，又一次化为诗文。虽然他的诗没有李白上天入地的豪放与浪漫，也没有杜甫久经风霜的深沉，但却是他心情的写照：鼓角动天地，湖山亦遭辱。

愁云惨淡。

母亲不得不放弃南归的计划。虽然，人留在了京城，但心却是不定的，处在飘摇的动荡中，惶惶不可终日，就像他在诗中描述的那样：零雪涂方戒，迟徊百虑覃。

然而，沈家本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很专心地沉浸在苦读中。他最想望的还是通过苦读，参加乡试，获取举人功名，这是他此时最直接也是最明确的目标。

毕竟他已经20岁了。

他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更喜欢刨根问底。比如在读明代郎兆玉的《周官古文奇字》一书时，他从中发现许多错误，便一一纠正，还说：姑录出以备案头考究云尔。有那么点胆大包天的狂放，才19岁的他竟敢向一本权威的古文字考据之书挑战。而且这样一本在一般年轻人读来很枯燥的书，他竟也耐心地读完了它，还从中找出了差错。

《清史稿》中对沈家本有这样的评价：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

除了读书，他还写诗。大概是受士大夫的影响：诗言志。那时候的读书人，谁不写几句诗呢？那段时间，他竟写了几十首诗，咏朱藤花，咏莲花，读史有感。等等，等等，如同我们今天的文学青年。

可是，动荡的大清帝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家原先住在宣南坊，父亲走后，母亲把家搬到了会馆。寄居会馆的都是浙江老乡，接二连三传来令人心情不安的消息。

世道纷乱，心情亦纷乱。在纷乱的心情中，他竟然写了一篇小文，记写他们家的两条狗：二犬记。他们家的两条狗，一苍瘦而挚，一黄肥而猛，夜不虚吠，吠必有盗。有一天夜里，来了个小偷，已经从外院潜入内院，两条狗跟随其后，狂吠不止，小偷跳上房梁，仓皇逃走，至此再也没有盗贼敢来了。他们家从宣南坊搬到浙江会馆后，两条狗也带了来。那时，他们家住在内院，两条狗非常懂人事，恪守职责，终日守在内院，外人不入内院，它们也就安安静静地卧在树下，悠然自得于蓝天白云之下。偶尔到外院转悠一会儿，也是安安静静的，从不大声吠叫，仿佛懂得那是公共之地。只有在生人贸然进入内院时，它们才狂吠不止。年轻的沈家本很喜欢这两条狗，在他看来，他身边的很多人竟不如这两条狗，很势利：

吾尝观世之人，富贵者尊之畏之，且谄事之；贫贱者卑之鄙之，且呵叱之；不问己之职分居何等，但视人之位分为进退。又尝见世之为友朋及为仆从者，当主人得位时，惟主人之颜色是听，一旦事势异，即反唇相诋，怀贰心，甚且设阱以相陷复下石焉。若二犬者可谓忠一矣。

当然是有感而发。

不久，英国与法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逼近北京。世道更加动荡，人心也更加惶惶。7月初5日，大沽北岸炮台被英军与法军占领。7月初7日，天津被占。7月27日，一个消息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不胫而走：咸丰皇帝巡幸木兰。

看来，外国联军是要打进京城了，连皇帝都出逃了。整个京城风声鹤唳，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出城去。

沈家也只有逃。

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妇人家，怎么办。当然只能依靠年长一些的儿子沈家本了。沈家本带着全家人，离开会馆，匆匆去了西山。

西山地处京郊，本是有钱人家的避暑胜地。

那儿，群山荟萃。百花山，灵山，妙峰山，香山，翠微山，卢师山，玉泉山，风起云涌。树木郁葱的山峰间遍布历代皇家园林、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还有香烟缭绕的卧佛寺与潭柘寺。

原本是京郊名胜之地，现在却成了避难之所。

喜欢诗文的沈家本，此时心中却一片荒凉：西风枯碧草，白日走黄沙。他心里亦是一片黄沙，不知明日会怎样，以后又会怎样。这样避难的日子又何时是头？

在西山躲了七八日，沈家本得到确切消息：8月2日咸丰皇帝接受了英国侵略军的议和条件。于是，他带着全家人于8月5日返回京城，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又使清政府与英法的谈判再次破裂：英法使臣巴夏礼在觐见咸丰皇帝时，拒绝跪拜呈递国书。咸丰帝大怒，下令拘捕巴夏礼等39人，对英法宣战。

皇帝的谱很大，他一定要英军使臣跪拜他，可他手下的清军却很无能。根本没有能耐让他摆谱。两万多人的御林军，迎战仅三千五百人的英法联军，却不战而逃。8月8日，咸丰帝在万般无奈中，把议和权全权交给奕䜣，自己却带着后宫侍卫，远走热河。

皇帝再次丢下他的臣民出逃，京城的老百姓也只得开始第二轮逃难。

8月9日，沈家本一家和京城的百姓一样，再次离开京城到西山避难。这一次他们借住在西山柿子园周氏山庄。

秋风渐至，层林尽染。虽然，身处如画的名胜之地，逃难中的人们，心如火煎，不知哪天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每天清晨与傍晚，年轻的沈家本，常常独自一个人，漫步林中小径，心中叹息：桃源何处是，山野计行程。

国和家都在风雨飘摇中。他只能在西山遥遥地注视京城。

8月12日，英法联军进至北京朝阳门外。

8月22日，联军攻占圆明园。

8月29日，联军进入京城。

9月5日，在额尔金的命令下，联军火烧圆明园。冲天大火，整整烧了三日。

9月15日，留守全权大臣恭亲王在刺刀下接受了侵略军提出的全部条件，分别与英军法军签订了耻辱的《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英军法军，满载财宝，退出北京。

9月20日，沈家本和全家再次回到北京城中。他心里充满了对洋人的仇恨：血沈沧海苌魂碧，烟锁阿房楚炬红。

而父亲要母亲和他带着弟妹回南的计划，再一次搁浅。此时，南方也是战火纷飞。不是和洋人，而是——清军与太平军的较量。就在沈家本和家人第二次避难西山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军自苏南进入浙江，一举攻占下长兴，随即开始围攻湖州。他们回湖州老家的计划自然化为泡影。

和大多清廷官员的子弟一样，沈家本对太平军充满憎恶。在他的眼里，太平军就属于毛贼之类。虽然，他并不曾见识过太平军，也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

不久，又有太平军的消息传来：太平军围攻湖州四十天，无功而撤，转道去了皖南。这个消息，终于让他和家人长长松了一口气。

就在忐忑不安的期盼与等待中，冬天悄然而至。屋顶上的白霜变成了雪。父亲的信亦如雪片，使寒冷变得更加寒冷。

那年冬天，他的父亲沈炳莹已由贵州安顺府调到铜仁府，署理知府。所谓署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代理。铜仁府位于贵州与湖南的交界之处，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和太平天国石达开所率的部队，对这儿的影响都不大。沈炳莹在信中说，铜仁尚属平静。所以，他希望沈家本带着母亲与弟妹到他这儿来。

父亲的信，对于沈家本而言，也像雪一样冰凉。

展眼又到了春节，春节过后他也就21岁了。正月初四，他正忙于拜客，傍晚回到家，又看到父亲的来信。这封信，是父亲上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从贵州铜仁寄出的，在路上整整走了50天。父亲再次要他携家中老小去贵州铜仁，没有商量的余地。

薄薄的一页信纸，沈家本捧读良久，心里非常难受，也很惆怅。因为这一年是乡试之期。如到贵州，便要放弃这次考试。而科举对他这样的读书人来说，何等重要。

那一晚，他迟迟不能入睡。

父亲的信让他辗转难眠，他披上衣服，又坐到灯下，用笔抒写自己心中的苦闷——写日记。自己排解自己。有些话，也只能自己和自己说。别人是很难理解的，哪怕是母亲。他也不愿意看到母亲的愁容。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自己和自己说话。

一灯如豆。灯下的毛边纸微微发黄，墨汁像他心里苦涩的眼泪，顺着暗淡的竖线，往下流淌：

秋试一层尚费踌躇。在明眼人当此时势，功名一道，大可淡然。惟我辈攻举子业，所为何事，能自开生路，为糊口计则然也。

他比他的同辈人显得老成，言词中很有几分悲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的父亲沈炳莹是一个把科举看得很重的人，也深知科举对儿子日后前途的重要，也明明知道儿子科举考试就在这一年，为何偏要命儿子率家人前往贵州？是因为他独自在贵州的日子不好过，太过孤单与寂寞，生活也不便，希望家人陪伴身边？还是因为他对这个儿子并不钟爱有加，不为他的前程考虑，而是要这个儿子负起承担家庭的责任？

尽管父亲一催再催，沈家本还是没有遵行父命，即刻起程。而是举棋不定。他心里非常犹豫，还是不想放弃科考。人也因此而病倒，怏怏地卧床不起。

愁眉不展的病中，他又接到父亲的信，告诉他上一年腊月已抵铜仁，十六日接铜仁知府印。催他率全家速去铜仁。信中的语气更为迫切，多少也有几分不满。

由于道路阻塞，他自己又大病未愈，他还是没有动身，仍在犹豫中，他不能放下心心念念的科考。对他而言，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就在这时，他却再次接到父亲的信，这一封信，父亲的言辞很强硬，命他带着家人速快去铜仁。

没有商量的余地。

沈家本欲哭无泪，仰天悲叹。可是，他到底还是受儒家教育长大的。父命难违啊，他不得不遵守父命，终于决定带着家人月底南下赴黔。

1861年3月26日，沈家本偕母亲与弟妹，备了九辆马车，从京师彰仪门起程。

那是一个风沙弥漫的早晨，他们家的两条狗，遥遥地跟着他们的车，十分迷茫。不知主人又要到哪里去，这一次为什么不带上它们。

道路实在太远了，他和他的家人无法带着它们同行。远远地看着两条渐渐落在后面的狗，他心里竟也和那两条狗一样，充满了不舍，还有迷惘。

出了城，风更大了。漫卷的黄尘，很快就淹没了高大厚实的城门楼子，还有前来给他们送行的姨丈沈桂芬。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