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住
记住
是为了再次忘却
不去记住
就不必非得忘却
这是一首日本诗歌，由高罗佩博士翻译，他因为创作了十六部以中国传奇县令狄公为主角的侦探小说而闻名于世。
这位罗伯特·范古利克（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人物。我与他素未谋面，因此谈不上记得，但是对他知之甚详。
我从未见过他，全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但是我刻意避免与一位自己热爱的作家会面。读者很容易假想出一个会写作的神，从而将一个凡人提升至崇高的地位。与本人见面可能会引起心理上的落差和失望的痛苦，想象的面纱被撕去后，将再次显露出现实的严酷。但是，谁能说想象中就不存在现实呢？在我的神坛上摆着一个相框，照片中的高罗佩博士透过一副小小的圆眼镜注视着我，表情颇为严肃。他的领带和衬衣鼓起，看去不太舒适——嘴唇与下颏之间的皱纹紧绷。他并不快乐，当时认识他的人们知道为何如此。有太多需要处理的公务和需要出席的仪式，占用了他太多的私人时间。他是荷兰驻日本大使，虽然这一任命使他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但是在面对秘书每天送来的日程表时，仍是难以保持心平气和。
“先生。”
“嗯。”
“阁下。”
“嗯，嗯。”
“阁下，今天将有一个招待会，就在下午。”
“哦。”
“招待会之前有公务午餐。”
“哦，好。”
“今晚还有一场公务晚宴。”
“好。”
“大约一小时后，要预检轮船运来的荷兰出口奶酪，您的豪华轿车正等在外面。”
“好的，好的，好的。”
就在此时此地，现实与梦想再次对峙。
关于这一天，高罗佩另有打算。他想走出门去，逛一逛东京的小巷，仔细品鉴价格公道的古董，观赏这座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光怪陆离的首都的本地风光。他曾经研究过西藏的马头明王，难道是为了预检奶酪吗？
他想要观看优雅的艺妓穿着木屐走过时轻盈的步态。
秘书深知他多么痛恨梦想的时常破灭，但是又不得不继续下去，提醒这位大使还有许多公务需要办理。
就在那时，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已经天下闻名，热心的读者追逐着高罗佩，想要表达一片景仰之情，并提出一连串问题。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想方设法突破了大使馆的层层防护，与高罗佩一起在荷兰驻日外交官豪宅旁的花园庭院中散步。他们一同欣赏高罗佩豢养的长臂猿在晚间发出的吟啸，这是一种来自中国的灵长类动物，轻灵敏捷，彬彬有礼。高罗佩用浑厚有力的男中音跟随它们一起合唱，还弹奏了中国的七弦古琴，并向客人展示收藏的艺术品，不过并未回答此君提出的上百个问题。
我见过一位先生，曾是高罗佩昔日的下属。当时高罗佩回国在海牙短期任职，主管荷兰外交部的中东与非洲国家事务，或许因为局势平稳、变化无多，工作尚且清闲。他的日常安排如下：每天早上九点钟准时出现在外交部，“查阅”邮件（拿起来再放下？），接着口述答复，不喝咖啡就出门而去，走到车站，坐上火车，阅读二十分钟有关“旁门左道”的汉语文章（他专攻这些方面，远离“中心传统”，远离中国历史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同时刻意回避哲学）。他在莱顿下车，一直走到莱顿大学，方才喝下一杯上午的咖啡，感觉精力充沛，随即埋首研读巨著，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浏览艺术收藏品，做记录时的字迹书法必须完美无瑕。下午四点，他准时返回办公室，签署早上口述过的信件，听取关于国际形势的简要汇报（越简要越好，他总是对同事们说，在中国古诗里，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正如汤姆·罗宾斯(1)最近所指出的，形势总是令人绝望。过后他下班回家，在家中的书桌上，在书房和收藏室内，还有更多工作等待着他。他撰写学术论文和半虚构的小说，并为之绘制插图，在停下稍歇时，也会处理各种其他事务。
在荷兰政府指派给他的官宅里，取暖是一个问题。地下室里的几只老式火炉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他仔细分析研究它们的脾性，满怀爱意地加以悉心照料，亲自挥锹为每只炉子添入最佳混比的煤炭。他常对家人说，从事重体力劳动可以放松头脑。他不需要很多睡眠，因此晚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书房里，用汉语写文章，练习阿拉伯语和梵文，为狄公案小说设计情节，绘制明代风格的裸女图。休息几个钟头之后，他早起沐浴剃须，做好自己的早饭，然后出门上班。
他并非全职隐士，需要为家中的妻子和三儿一女花费不少时间。他还与猿猴交谈，家中有客来访时，这几只猿猴常会突然出现，给客人一个惊吓。他甚至还有社交活动，举办高雅的晚餐会，用中国菜招待宾客。高夫人是一位中国女士，其父曾是一名中国外交官，后来做过天津市市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二人在重庆相遇，当时她正在荷兰使馆里工作。
晚餐结束后，他陪着男宾走进书房，在透亮的杯中倒入干邑白兰地，取出高级雪茄分发给众人，讲几个笑话活跃气氛，然后开始介绍当晚最重要的娱乐项目，即精心预备的色情收藏品展示会。其中有木版画和绘画，用于吟诵的艳情诗，雕刻极其精致的象牙套蛋。他还喜欢看电影。儿童都喜欢去电影院，高家的孩子们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他是个理想父亲，常会为了看一部好片子而不惜跑远路，甚至也可以是为了看一部坏片子，因为“坏只是好的反面”。这些拙劣之作有助于让他领会如何避免蹈其覆辙。
他喜爱旅行——不只是跨国远途旅行，也包括在一个名胜之地走走看看。一位领事馆工作人员对我谈到他在马来西亚的名声。办公室里不见他的人影，他的上司因此十分恼火，大声咆哮道：“他去哪里了？”但是没人知道。当过后被问起此事时，他低声答道：“去长长见识，先生。”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地述说对当地一无所知的外交人员是多么无用，不会说当地语言，也不了解当地文化。他还拍着上司的办公桌大声说道：“如果我们只坐在这里接电话，怎么指望能为荷兰的利益服务呢？”
“但是他究竟出去干什么？”我问道。
此人也不清楚，想了一想答道：“或许是寻欢作乐吧。范古利克先生曾经对性事很有兴趣，还写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
我追问细节，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众所周知他总是独自外出，坐在当地饭馆里品尝当地风味，聆听说书人讲故事，浏览小店和货摊上的降价促销品。
“同事们对这种行为有些不满，但是不能阻止他。在升至高位之前，他早就是个重要人物了。没人会找这位学者的麻烦。”
高罗佩博士当然是个学者，曾经深刻地了解他去过的每一个国家。由于具有非凡的语言分析能力与发音天赋（尽管总是夹杂着荷兰口音），他可以迅速破解新密码，掌握通向过去与当前文化的门径。他具有多方面的好奇心，总会立即研究当地法律（在莱顿大学时，殖民地法律曾是他学习的科目之一）。他还尝试当地乐器，在中国开始弹奏七弦古琴。他对各类野生动物也十分注意，如果有猿猴在周围出没，一定会去看看。他的最后一部专著《长臂猿考》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中自有原因，后文将会详述。
高罗佩极富魅力的个性、仪表堂堂的外形与学习语言的惊人天赋，使他每到一处都声名卓著，但是他之所以能够享誉世界，则是得力于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出版。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古代探案小说的作者，他的作品拥有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万读者，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当时(2)我正在日本一座禅寺落满灰尘的密室里度日如年。在修行过程中，禅师不鼓励学生读书，甚至不解答日常问题。每天静坐若干小时令我深感无聊，我也不喜欢在思维迟钝时通过挨打来提神醒脑，吃的食物亦是乏善可陈。我逃进藏书室（后来发现此处只向修为颇高的弟子们开放），无意中发现了高罗佩翻译的英文本《狄公案》，原作是一部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讲述唐代著名县令狄仁杰破获的几桩案件。
高罗佩巧妙的教育方式对我极有助益——他真正解释了一些发生过的现象。禅宗在中国古代曾经十分盛行，在现代日本也是一样——狄公并不是佛教徒，而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的儒家弟子——儒教与佛教并不如我所想的那般对立，道教在东方思想中与二者皆有联系——从高罗佩的全部作品中，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些，他的探索精神也帮助我理解了自己的尝试将会把我引向何处。
作为学识渊博的汉学家，这一身份对他后来撰写畅销侦探小说有何影响呢？
他喜爱这种转变，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艺术家，并想获得同行的接受。当时有一位荷兰作家阿布·菲瑟（Ab Visser），此君的作品尚未被译成外文。他后来对我说道，高罗佩使他既感到畏惧，又感到恼怒。高罗佩对阿布·菲瑟一向很看重，要求建立一种无拘无束的友谊，但是自己常在国外，回荷兰只是暂住一时。“一位驻外大使，你能想得出吗？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家伙，有身穿制服的司机负责开车。他会说中国话，还带我去那些餐馆，简直无法想象。”许多荷兰人都吃中餐，但是高罗佩带着作家朋友前往高级的去处，他会把老板叫到餐桌前，用中文讨论菜单。阿布·菲瑟知道炒饭和炒面，或许上面还撒着一些蔬菜，但是那里还有光滑油亮、被剔骨切成片片的烤鸭，还有不知从哪条河里捞上来的蟹腿，还有八十度的中国白酒，辣得人嘴皮都掉了。“并且价格昂贵，一顿饭会吃掉我一年的版税，我不能让他付钱，当然就是做给他看看而已。”
另有一位荷兰侦探小说家皮姆·霍夫道普（Pim Hofdorp），当我问起高罗佩时，他只是耸耸肩头，拿出一本稀有的《狄公案》初版，正是高罗佩从中文译成英文、二战结束后在日本私人印制的。我只能开口道出“啊”和“哦”——自从在日本京都大德寺的禅房里偷偷读过后，我再未见过此书——霍夫道普把它送给了我，并祝我好运。我问道：“你读过这本书吗？”他点了点头：“当然，中国式的小说，略有一点怪异。”这是多年以前得来的礼物，当时高罗佩已然离世，霍夫道普也步入暮年。他认为这本书很适合放在我的书架上，果然至今仍在原处。
骄傲是一种奇怪的缺点，常会攫住我们每一个人。高罗佩想要成为一位受到认可的小说家。他在文学界的友人寥寥无几，与他合作的荷兰出版商范胡维（W. van Hoeve）几乎从不回信，也不相信赞扬的话，荷兰评论家不但极其缺乏远见，而且态度很不友善。高罗佩曾对一名记者说过，自己仍然受到大众的喜爱，收到过一些读者来信，多数是女性的手笔。这些女士们对狄公非常仰慕，想让他经历几次小小的艳遇。高罗佩即使乐意取悦读者，也不能让这位严于律己的县令降格到如此低下的水平，不过他在后来的书中确实加入了艳情戏，全都留给狄公的几位男性随从。我总是询问高罗佩的生前友好，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得到的回答十分审慎，并且指向难以调和的对立的两面：轻松愉快又疏远冷淡，性情沉静，有时也会暴躁易怒，心态平和，且被不屈不挠的力量所驱使，超然独立，又为人类的无知而感到悲伤。
一位退休领事曾对我说，自己在日本工作时过得很愉快，后来忽然被海牙总部调去韩国，心中颇不情愿，竟至郁郁成疾，于是给从前的上司、驻日大使高罗佩写信，请求返回日本。这封信从东京转寄到海牙，当时高罗佩正在海牙住院，查明已是肺癌晚期。他只有五十七岁，总是不停地抽烟——雪茄，香烟，烟斗，只要是触手可及之物。由于长期咳嗽已被确诊为肺癌的症状，医生曾屡次警告过他。如今再改变生活方式为时已晚，当病情迅速恶化时，他在医院的私人病房里仍然抽着雪茄。这位领事在离开海牙之前去看望高罗佩，并未提及调任之事。高罗佩想起那封信，说道：“把电话给我。”那是他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使这位领事得以重回日本。“您难道不在意死亡吗，先生？”领事问道。“请原谅我这略显玄妙的议论，”高罗佩答道，“不过一切变动都是虚幻的，从首尔到神户，从生命到死亡。”
英国汉学家、佛学家蒲乐道（John Blofeld）曾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如今居住在泰国曼谷。二战期间，他曾与高罗佩同在重庆做外交官，二人自此相识。当我问及他本人对高罗佩的印象时，他拍拍我的肩头，表示我崇拜高罗佩是由于“这一榜样极有助于铺平那些资质较为平庸，或是勉强位居上游者的道路”。他将我心目中的英雄描述为一个高大而快乐的男人，在说意大利语和梵语时带有同样的荷兰口音。蒲乐道的信里有一部分用红墨水写成，我承诺过不会引用，这一点着实令人遗憾，不过在这部或可忝列专著的作品中，我会将其他一些内容引述于后。
高罗佩喜爱漫画，这是他所追随的通俗媒体形式之一。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或许会尝试创作电影剧本，因为他很喜欢“将故事想象成图画”。有几个狄公案故事被改编为漫画，他亲自教授荷兰画师弗里茨·克鲁兹曼（Frits Kroezeman）完成了正宗中国风格的插图。这些连环画曾经在几种荷兰报纸上连载，最终汇集成八册，据我所知并无英文版。克鲁兹曼曾在高罗佩的床边度过了不少时间，后来对我说道：“罗伯特一点也不怕死，他以极其镇定从容的态度接受了逐渐临近的自身消亡，真是一个最有勇气的人！”
虽然高罗佩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战斗，但也曾经多次面对死亡。二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工作，当两国宣布敌对后，过了好几个月，他才被允许作为外交官撤离日本、前去中国。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每天遭到日军轰炸，他的所有衣物都被焚毁，于是身穿中式长袍施施然行走各处，随身携带的小包里装着几册正在阅读的书卷。几周之后，所有外交官必须长时间躲在地下防空洞内，他抱怨落下的尘土会妨碍练习书法。当他开始撰写一篇有关中日卷轴画各种裱糊方法的文章时，就在一次次轰炸的间歇期里四处奔波，只为收集购买纸张样品。
几年之后，他在贝鲁特任职时，当地爆发了革命。他安排家人乘船返回海牙(3)，独自坐在防御战火的沙袋后面继续创作狄公案小说。他曾给一个朋友写道：“当阿拉伯人不断将爆破筒扔进我的花园里时，我很难集中精力，这情形未免有些挠头。如今我已设法将它们全都扔了回去。”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缪加尔图书馆（Mugar Library）里保存着四只蓝色纸盒，里面装有高罗佩在去世前赠予的手稿和笔记。我埋头潜心钻研，寻找他生时勤勉、死时安详的秘密。虽然一些专家让我们确信他忽视了宗教和哲学的重要规范，但是我想说他确实研习过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经义。道教和禅宗都宣称以空为核心，即一旦被得道之人所感化，便可获得通向“无为”这一秘密法门的途径。正如卡尔·荣格（Carl Jung）所说，“无为”并不是逃避个人的责任，而是“平静地接受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成就自己”，高罗佩本人将这种技能称为“无所事事”。关于这一主题，庄子曾写过一首诗，缪加尔图书馆的纸盒里保存有高罗佩的译文：
不可说“道”有，
不可说“道”无，
但你可以在静默中找到它，
在无为之中。(4)
(1) Tom Robbins，美国小说家，最畅销的作品是《连环喜剧》。
(2) 指1958年。——原注
(3) 根据《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所述，高罗佩将家人送至安全的山间别墅暂居。
(4) 范德魏特灵在1983年为高罗佩《天赐之日》所作的后记中也引用过此诗，末句略有不同，是“当你不再为大事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