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易”本来是殷末、周初时期的人们用来占卜算卦的方法，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卦爻辞，更没有《文言》《彖传》《象传》《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被后代易学家称为“易传”或“十翼”的部分，只是蕴涵数理逻辑的卦画而已。所以“易”起初并不是书，直至“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才形成了书。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还被古人当作“群经之首”呢？为什么一代代的学人研读它数千年而直到今天呢？今天我们又为什么还要研读它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点：第一，虽然它源于算卦，但其演变的过程中已经远远超越了算卦的内容，成为“广大悉备”“类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之学”。第二，它反映着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深刻而广泛的思维方式。第三，它通过对从生命方式到生命意义的“极深研几”和“探赜索隐”，找到了人类最深刻、最根本性的智慧——人类亲近自然并实现与自然和谐的方法。第四，它不仅有“善之长也”最为美好的愿望，而且指引人们“扬善”“积善”地实现美好人生并建立和谐、亲穆的家庭。第五，“洁静精微”和“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易教”一直启发着我们探究“教学”与“修养”的适宜途径。第六，它以“应变无穷”的进取精神和“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的方法实践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使得中华民族虽历尽劫难却能涅槃重生、复兴图强。

就《左传》《国语》《论语》《易传》《周礼》《礼记》等文献记载来看，“易”作为一种学问和学术，在先秦之前直称“易”。至司马迁著《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才开始由“易”转而通称《周易》。到了西汉，易学传至孟喜、施雠、梁丘贺三人，三人均立为西汉易学博士官，当学术和文献意义的易学变为“官学”时，《周易》变为“经学”，并渐以《易经》为名。古代文献中的《易》《周易》《易经》说的其实就是同一本书。当《易》获得了“经”的学术地位，《易》随之也就在人们的认识中被誉为“群经之首”“六艺之本”“国学之魂”。

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郑玄以为：《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按《说文》解释：“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这些解释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取其蜥蜴的变化特征，二是指由日（）月（）合成的文字。后一种意思描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日月交替和变化开始的。而且这两种天体的运行与古代人的生活联系得也最为密切。但是，如果只有变化，或者所有事物都存在于绝对的变化之中时，事物也就变得不可知了，因此，郑玄在提出“变易”意义时，也提出“不易”作为“变易”的对立面。郑玄提出的“变易”的“不易”是世界观，而“简易”则是方法论，“简易”存在于“不易”与“变易”之中。当“易”字包含的变化通过“八卦”与“六十四卦”的数理演绎方式得以体现时，事物的变化也就进入到这个数理的演绎体系中，顺着这种数理体系推理，人们也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知未知世界的部分情况。

《易传》的作者在论述《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时说：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由上可知，《易经》讲述的是通过“变化”来指引人们“出入以度”，“知惧”并“明于忧患”的学问；它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变化”作为解释与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主要特征是讲“变易”之道；这种学问有着理解与认识世界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的基本单位是“卦”，卦有六爻，推理与判断六爻“吉凶”的主要根据并不在爻象本身的阳刚与阴柔，而是各爻的属性及其所处的位置：“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强调中间两爻对整个卦象的意思有着主导性的意义；“其初难知，其上易知”，相较而言初爻的意思难以知晓，而上爻的意思容易理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爻与四爻同为阴爻之位，但是“二多誉，四多惧”，就是因为“二居中”而四爻则近临“九五之尊”，犹如“伴君如伴虎”，故而“多惧”；“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爻与五爻同为阳爻之位，但是三爻因为居于上下之间，故而“多凶”，而五爻尊居中位，故而“多功”。《易经》之所以能“广大悉备”，就是因为它本身以一卦之六爻具备了天道、人道、地道，“兼三材而两之”，即天道、人道、地道皆有阴阳。易学主要是“人道”，是贯通与融会的思想、智慧与方法。

总之，《易经》就是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结构与变化方式，象征性地反映世间万物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与对立统一的方法对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预先做出吉、凶、悔、吝等判断，其目的是劝善惩恶，避凶趋吉。

“经”的意义其实不外乎三种：一是经常可以翻阅的书，二是书中有人们经常遵守的道理，三是儒家传道解惑的必读书。由此可知，所谓《易经》，其实就是人们经常看的一本重要典籍。《系辞传》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易传》使《易》走下占卜的神坛，进入“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的义理境界，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易》理“简易”，《易》文更简，凡二万九千一百零七字。其“世历三古，人更三圣”后，又经过数千年知识分子“极深研几”，“探赜索隐”，集中了各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最高智慧，有“与天地准”的能量，也有“弥纶天地之道”的知识和道德。

《易经》的基本内容

《易经》最初的结构和核心思想是阴阳两种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形式。庄子认为“《易》以道阴阳”，《易传》作者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在形式上是混沌难分的，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所以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易经》在认识上的意义就在于它将“道”分为阴阳两种对立形式，使“道”从“不可道”的神秘感觉中走出来，展现出人们可以认知的面貌。当《易经》解析了“道”的存在形式时，“道”本身也就反映了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联系的原则。这是因为，阴阳的形态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它贯穿于一切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始终；阴阳的变通性及其普遍联系的原则揭示出“道”体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可以说，阴阳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象化说明。凡世间万物皆时时、处处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规律，它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之中，如天地、男女、昼夜、炎凉、胜负、君臣、上下、夫妻等等。阴阳的观念，代表的是中国人分析和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易经》基本元素是阴阳，根本方法也是阴阳，本质内容和符号特征也是阴阳。

实际上，《易经》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不断“变化”的方法，拓展、深入着人们对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的认识。《易经》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先知道事物变化与发展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通过“一分为二”的阴阳分析法，抓住了事物的存在、变化、发展的本质。如下图所示：

天地自然图

从这一“天地自然图”来看，如果把它分成两个黑白的弦弧，那么就是“一阴一阳”的存在形式。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则两个黑白的弦弧就共同合成一个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圆，而围绕在圆之外的八卦及其所代表的时节，实际上就是因为阴阳二体的变化而形成的阴气与阳气的比例关系。阳气左行，自下至上，成渐长之势，至乾卦时达到极至；阴气右行，自上至下，成渐盛之态，至坤卦达到极至。阴阳是构成六十四卦的基本元素，即所有的卦都是由阴爻（--）与阳爻（—）两个符号相演构成。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用“阴阳”分析事物的观念和方法，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里。

《系辞传》里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如上图所示：太极→两仪（阴阳，黑色为阴，白色为阳）→四相（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其中的“太极”，就是生成宇宙的本原“道”体。需要指出的是，道体并不是实有的形体，它只是一个“忽兮恍兮”、若存若无、混沌一团的气。“太极”生成“两仪”，即一分为二后，这种物体之间的分析，使得世界成为可以认识的对象，于是事物也就从不可知变为可知，从不可以认识变得可以认识了。至两仪生成四相后，事物的存在就不仅具有了不同属性，而且每个个体之中也包含着两个对立体，如少阳少阴，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至此，对立的关系也就真正统一到一体之中了。在四相生成的八卦中，有四个阴卦：坤、巽、离、兑；四个阳卦：乾、震、坎、艮。《系辞传》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阴居下为民，阳处上为君，故《系辞传》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基于《系辞传》的观点以及对上图的解析，我们就可以看到，《易经》的思维特征和基本方法，主要是通过阴阳的组合方式和对应关系，使事物由抽象笼统的观念逐渐变得具体清楚。

由上可知，经过长期的演绎，原本属于占卜算卦用的卦画与事物产生了一定的对应规律后，人们就逐渐深入地理解到这些卦画实际上反映了“道”在天、人、地三个方面的普遍联系及其认识这些“联系”的方法，于是逐渐在每个卦画下系属了一些简约的卦辞来记录并说明这些认识的智慧。再后来，《易》“变则通，通则久”，于是又在六十四卦的各爻之下系属了爻辞。至此，《易》就有了卦画、卦辞和爻辞，形成了汉代易学家称之为《易经》的部分。

现代学人研讨《易经》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中，经学是国学的主体，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人文情怀影响着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继“世历三古，人更三圣”之后，《易经》倾注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心血，也倾注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缜密心思。今天我们读《易经》，主要目的就是要接续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在文化脉络中找到迷失的自己，重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但是，总是有一些问题困扰、甚至阻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尤其是《易经》，人们在听到它、看到它、学习并研究它时，或以为它是封建迷信，或觉得它是什么超科学的学问，甚至觉得根本就读不懂它。在此我们对这些困扰着现代学人的主要问题略做论述。

一、读懂与读不懂的问题

孔子在讲中庸之道时，认为道的知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句话用在《易经》也是再适当不过的。既然是“日用”，那就是日常所用的常识、普遍的知识和道理。现代人之所以有了读不懂的困惑，主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易”本身的问题，而是“易”之外的问题。比如，文字。《易经》的文字部分主要是卦辞、爻辞和《易传》。首先，我们要把《易传》从“经”的部分剥离出去，也就是我们先不要读《易传》，因为《易传》是古人读《易》的主观体会与理论发挥，我们应先读“经”后读“传”，或者在读“经”的过程中遇到疑惑不解的问题再参考《易传》里的一些解释，或者等基本读懂“经”之后，需要深入理解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时再认真研讨“传”。当我们把“经”与“传”分离后，那么内容也就专门指《易经》的实质内容了。这样，如果你困惑的是文字上的问题，那么最起码这个问题在数量上已经大大减少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对待“经”的文字，即卦爻辞。首先，应该想到，古人的思想并不复杂，而且应该明确他们远没有我们今天的人复杂，这样，我们就知道那些文字本身的意义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因此当我们不理解时，不是因为这些文字太“难”，而是太“易”，是我们自己把它们看“难”了。卦爻辞文字不同于其他经文的文字，其他经文的文字就是这些文字所表述的内容，而卦爻辞的内容却主要牵涉着卦象与爻象，因此我们只要理解了卦象与爻象，也就基本理解了这些文字的意思。当然，如果你能真正理解卦象和爻象，甚至这些文字都是多余的，这就是古人提倡的“得意忘象”。由此可知，我们在读《易经》时，最不应该感觉到“难”的就是文字问题。由此，我们也就懂得了“易”为什么是“易”。诚如《系辞传》之所谓：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我们常常讲“大道至简”，这个意思在《易经》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系辞传》的作者以“六十四卦”之“门户”的《乾》《坤》为例，讲到古人“简易”“变易”“不易”之法中的实质特征就是“简易”，因为“简易”，《易》就成了“易知”“易从”的学问。由此，作者自信豪迈地告诉人们“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二、迷信还是科学的问题

现代人一提到“迷信”，马上就把它与崇信神仙鬼怪等不好的事物联系起来了，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那么，究竟什么是“迷信”呢？“迷信”作为一种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入的，是一个舶来词。按英文的解释，“迷信”就是“对自己恐惧和未知的事物的非理性的理解”，“非理性的理解”就是超越自然属性的理解，它只不过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方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所以“迷信”至多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中性词”而已。那么《易经》是这样的吗？《易经》本身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易经》是“推天道而明人事”的学问，“天道”就是自然，它反映的是以天（乾）、地（坤）、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为基本事物，并在此基础上旁通包罗世间万象的自然现象。在方法上，它从“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形成“大衍之数”这样一个数理体系来演算吉、凶、悔、吝、厉、贞诸如此类“人事”。由“天道”的客观性与“人事”的合理性来看，《易经》本身并不存在“迷信”的问题。与“迷信”相对的概念是“科学”。有人认为《易经》是科学，甚至是超科学。那么我们先要看什么是“科学”。“科学”与“迷信”一样是舶来词。就英语的本义来看，“科学”是指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它本身并不是真理，更没有终结真理。就内容而言，《易经》的六十四卦无一不是自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就方法而言，虽然它源于算卦，但是它的演算方式是建立在数理逻辑之上，并以这种数理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程序。就易学的发展轨迹而言，它影响着几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遏恶扬善”“劝善惩恶”的君子之学。显然，真正理解《易经》并能够用它来观察、认识世界，分析、解决问题的人是很难把它与“迷信”做任何意义上的联系的；相反，《易经》确实能够客观、明确、准确、深刻地认识世界，并且能够与客观自然世界建立起一种亲切、自然、和谐的关系。

三、如何对待算卦的问题

孔子以为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里的“观其象”就是观察卦象，“玩其占”就是熟练地演算卦象。《易传》的作者认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尚其辞”指的是卦爻辞，“尚其变”指的是卦象与爻象的变化，“尚其象”指的是重视对卦象的把握，“尚其占”直指占卜算卦。其实，四者均统一于“占”，没有“占”也就没有“象”，也没有“辞”，也无从谈“变”。《易传》还以为：“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专为占卜算卦作《龟策列传》，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作《周易本义》的朱熹说：“《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并且教导他的学生，研读《易经》时“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朱子语类》）。尚氏易学的开创者尚秉和先生认为“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在讲解《筮仪》时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不知其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在其《〈易经〉与中国精神》一文中认为：“当人投掷三枚硬币，或者拨算四十九根蓍草时，这些几率的细微部分都进入了观察的情景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却具有无比的意义。”“依据古老传统的解释，事实上是经由神灵诡秘方式的作用之后，蓍草才能提出有意义的答案。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成为此书活生生的灵魂。”在荣格看来，筮算卦象的过程才是《易经》“活生生的灵魂”。

既然古人如此重视筮算卦象——算卦，我们就要弄清“算卦”的本质是什么。记得有一次我给浙江省考试院讲《易经》，讲到可以请各位老师现场在纸上以六个爻位为单位，画阴爻阳爻，然后随意组合，无论怎么画，画多少次，都不会超出六十四卦的范围。这时一位听讲的数学老师插言：“这个就是2的6次方。”再有，按照《易经》的“大衍之数”演算，先挂一，然后揲之以四，再揲之以四，如此“三变”其数，或六、或七、或八、或九，四者应其一而形成一个爻位，谓之“四营”，一卦有六个爻，三六一十八，于是“十有八变”而成六十四卦中的一个卦象。由此可见，算卦的“算”就是演算、就是推算，就像我们演算数学题一样。它基于“大衍之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于是有了六十四卦的卦象与三百八十六爻（三百八十四爻加“用九”“用六”二爻）的爻象与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的变化。所以由演算的数理逻辑到演算的体系和方法，“算卦”就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并且为这种方法设置了数理公式一样的程序。有人把《易经》看作是“宇宙代数”，也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研读《易经》，确实要先熟练地掌握演算卦象的方法，当然，我们学会演算卦象的方法，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算卦，而是为了思考并深入理解古人的思维体验、经验、心得、方法和智慧，以此提高和加强我们的思维能力。因为观察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思想方法与思维能力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力和智慧。更何况，《易经》的卜筮方法是一个数学的模式，并没有任何主观的猜想与臆测。

编撰通则

一、“经”“传”分别。“传”是解“经”的，本书所讲是《易经》，则以“经”为本，不收《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传”，并把通常与“经”混编的《文言》《彖》《象》等“传”从“经”中剥离出去，仅以卦画、标题（卦名）、卦辞、爻辞展示一种纯粹的《易经》。凡属《易传》的文本及其意义，只在必要的解释中引述，不再成篇、整段地附缀在经文之后。

二、按传统的六十四卦次序排列目录，每一卦依据其主旨拟一标题。

三、各卦先显明地标示出卦画、卦题、卦序，然后对该卦卦爻辞进行讲解，再以“解读”对本卦进行全面解析，最后以“案例”加以印证或申发。

四、讲解卦爻辞时，先列出白话译文，以便读者理解文意，再逐爻加以分析。

五、爻辞是说明解析的重点，也是突出《易经》主体及其实用性的主要内容，故分析时以直解本义为主，不繁引他说及《易传》以为“注”，以便于读者专注于研读理解“经”文。

六、“解读”部分更注重对该卦的整体阐释。除讲解该卦的主要特点，还结合《易传》及相关文献加以阐发，揭示其内涵，指出其启迪意义，申发笔者的心得感悟。

七、《易经》在其形成与推衍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符号、术语，这是人们阅读《易经》原文、理解《易经》解读方法的基础。本书在正文之前专设“读《易》通例”部分，用以讲解这些符号、术语，以方便读者入门。

八、《易经》本为算卦之书，要理解经文，必须了解古人的卜筮方法。为此，本书设置了两个附录，附录一介绍了古代主要的三种卜筮算卦方法，附录二为六十四卦的卦情图，以备为有兴趣者实际操作时参考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