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粗俗与德性
——马基雅维利让人难以捉摸的“有效真理”
[1]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曾自由进出佛罗伦萨，非常娴熟地扮演外交官、军事战略家、公务员、诗人、剧作家等角色。无疑，单凭当中任何一种角色，他都能名垂青史。不过，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引起了一些最激烈的学术争论，并激起西方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变革，这使他自始至终都那么有名气。许多评论家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思想或现代政治科学之父——有人甚至认为他其实是“现代性”的奠基人，这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他的政治著作具体要表达什么意思，确切目标是什么，仍然让人难以捉摸。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不道德的暴政支持者，还是自由的坚定拥护者？是中立的权力政治技师，还是意大利虔诚的爱国者？是反教权的异教美德复兴者，还是现代虚无主义的激进倡导者？最简单地说，马基雅维利在何种程度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只要认真思考政治事务，那么，这些问题就将会像其他数不胜数的关乎马基雅维利思想之基本核心的难题那样，继续引发争论。
基于此，我把目前已有的研究看作阐释和反阐释的努力。《君主论》《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这三部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政治著作，每一部都各有让人反感之处，本书将会对它们的关键主题进行原创性解读。[1][2]除此以外，本书挑战了三种我认为误导读者的阐释，它们体现在对马基雅维利作品有名且具广泛影响力的评价方面。此前我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2]一书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我的观点，在这里，我将会进一步证明，马基雅维利一贯主张一种强有力的平民主义政治的新形式，这种主张贯穿于他三部最伟大的著作当中；我将会用细节来表明，阐释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是如何，以及他们为什么忽略或故意掩盖他确切无疑的共和主义民主形式的激进程度。特别是，我要直面下列研究者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解读，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剑桥学派相关学者，特别是波考克(John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他们的解读容易受人质疑。
本书重构与批判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及其接纳的情况，展示了马基雅维利如何把普通民众设想为借助“表象和结果”就会乖乖地被说服、操纵与教化的观众，或容易受这些方式影响(《君主论》第十五章)；由此，他又是怎样建议君主或共和国激励与征召人民，让他们像一股难以对付的、在历史上具有新异性的政治力量那样去行动。同样，本书会详细分析马基雅维利关于社会冲突之优势和局限的观点，这是民主共和国内政中，普通民众和精英之间尤其在经济再分配问题上形成的紧张冲突。实际上，我相当深入地分析了马基雅维利对问题原因的判断，即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怎样必然导致一切共和国的政治腐败——尤其是那些追求成为帝国的共和国。我进一步强调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所讨论的制度安排和法治形式——特别是平民护民官(plebeian tribunates)、平民在立法上的决议(legislative plebiscites)以及由民众判决的政治审判——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些最有利于良序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位臭名昭著的、不虔诚的作家似乎坚持认为，宗教的象征性必须在每一种政治中——君主制和共和制——都发挥恰当的作用，这种作用广泛赋予人民权力。本书探讨了这种作用，这也许令人意想不到。
[3]我最主要的意图是研究与阐述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中明确但又难以捉摸的目标，具体而言，他认定的政治“有效真理”(effectual truth)，以及他在这种更准确且有效的真理形式与普通民众的判断，特别是与群氓的判断之间确立起来的尤为密切的关联的性质(《君主论》第十五章)。马基雅维利宣称，他对有效真理的追求，意味着他意欲探讨世界实际所“是”，而不是——以一种让先前的作家感到困惑的方式——它“应该”是怎样的。马基雅维利公开指出，他要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用信息，这一想法驱使他以政治的实然层面为取向；也就是说，他的动机是提供关于政治行动者应当怎样做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已然承载并反映他的智慧，这种智慧前所未有，即便他的建议大胆鲁莽且常常离谱。
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并非简单地用一个更现实的“是”来取代一个理想主义的“应当”，而是在政治构思与实践方面阐述了全新的“应当”——在这个“应当”中，群氓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故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尽管从古代政治实践中获得资源——在这些实践中，民族在民事和军事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一定是源于古代的政治理论的话，在这些理论中，民族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功能)——但在政治和民众赋权日后应当如何形成理论且得到践行的问题上，它至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尽管有大量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评论，但事实证明，他的平民主义政治方案不管在描述性还是规范性方面都不像他所暗示的那样容易搞清楚。[3]本书(我承认，其中任何一章都可能“容易受人质疑”)的解读与对其他解读的反驳，旨在阐明马基雅维利有效地概念化了民主政治之新“应当”。这种与众不同的概念化的核心是人民——平民、大众、多数人，此外还包括群氓——在政治世界中应当扮演的正确角色。第一部分对此进行了分析。我将会论证，马基雅维利提高了人民的地位，认为他们必须被授权通过下列在政治上有益的方式来行动：[4]不管在君主国还是在共和国，人民都应该作为善恶的终极裁判者，作为结果和外表的最终判断者(第一章)；共和国的人民应该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而彼此联系——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也平等(第二章)；人民必须坚持发挥他们必要的、有益的作用，作为自由的捍卫者来反对具有掠夺性的寡头和暴君(第三章)；借助良序的法律和制度，人民应当有机会在民事和军事方面以政治上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第一至三章)。
如果第一部分我的对话者是马基雅维利本人，那么第二部分，我的思想对手则是阐释性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里，我集中探讨了对马基雅维利意图的广泛且有影响的误解，这种意图关乎人民在民主共和国(a governo popolare or governo largo)中应该扮演的恰当角色。我将会论证，卢梭故意否认，马基雅维利把罗马共和国看作一种未来规模庞大的共和国可资效仿的模式，从而对其进行民主重建；卢梭以一种宪法模式取而代之，这种模式使得富有的公民在选举中的得票超过贫穷的公民，并且将平民护民官这项体现平民主义的制度中立化(第四章)。我将会勾勒出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文本微妙且明显的歪曲，他试图削弱马基雅维利明确支持人民的观点，并将他变成了开明寡头统治的拥护者(第五章)。最后，我将会指出，斯金纳和波考克等剑桥学派学者试图把和谐的混合政体的西塞罗模式强加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中，这种模式与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相反，其中阶层冲突被降至最低程度，人民屈从于精英统治。剑桥学派学者认为，就自由而言，人民的动机跟贵族的动机一样，都是危险的(第六章)。[4]
简而言之，第一部分明确论证了一种强烈的平民主义，它在马基雅维利所有的政治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极端民主的制度性解决办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第二部分通过盘问卢梭、施特劳斯、波考克、斯金纳，揭露了共和主义者自始至终在很大程度上认为马基雅维利持有的共同方案的实质，这是一项近似于贵族阴谋的、以便掩饰与掩盖他着重强调的民主政治的方案。[5]
解读马基雅维利
[5]第一部分论述了马基雅维利严肃对待的政治经验，并且强调这些经验会进一步成为如何从字面上(或从文学角度)尽力理解文本、解读文本的范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要解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智慧(即便肯定本来就应如此)，而且展示了如何解读马基雅维利，如何体验与反思他的写作模式这一点同样重要。尽管表面看来，马基雅维利不遗余力地变着戏法写一些关于“怎么做”的貌似易懂的书籍——但他不仅仅是，或者说他甚至有可能在根本上就不是乐于说教的思想家；他不仅仅提供了在政治世界中应该做什么的易于应用的箴言，即使习惯上认为这是他首要的层面。与之相反，马基雅维利为追求政治上的有效真理提供了多种途径——即使这些途径不强调有效真理的完全不可说明性，但它们肯定强调其容易被忽视、隐藏、模糊的虚幻特质。
马基雅维利的文本给解释者带来了许多困难——当然，这也是几个世纪以来曾出现无数种阐释的原因——其难度与政治上的有效真理所带来的挑战相仿。文本和世俗方面的现实状况都是马基雅维利所关注的核心，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去发现、追问、揭示、理解他作品的下列元素：直接叙述中令人困惑的、不和谐的转折和转变；时而含蓄时而直白的圣经、古典的及同时代的典故；让人惊讶的振聋发聩的沉默；个体人物角色的例子由积极向消极再向积极的转变；想立即让读者感到震惊的暴力意象，以及读者只能在事情发生许久后才认识到的微妙的方向性错误；大大小小、直接援引或默默暗示的历史事件——当然，我可以一直说下去。虽然围绕马基雅维利自身意图和经验教训的评论和解释刻画出他著作的特征，但总的来说，读者要自己去思考与解释刚才提到的文学技巧，以及它被用于实现的教学目标，[6]他自身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如何把这种阐释学的方法运用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本书第一章指出，读者曾发现马基雅维利把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的生涯——在《君主论》一书，谈论博尔贾的篇幅多于谈论其他人——描述成一位神圣的父亲送他的儿子去救赎、去给他的人民带来和平的故事，然后《君主论》第七章开篇以新的、令人兴奋的，甚至是充满挑逗性的细节来展开叙事；突然间，宗教比喻或意象跃然纸上，并以具有潜在颠覆性的方式强加给读者：在第七章中，读者开始辨识出受难、变形、割礼、为弥补政治罪恶的流血牺牲、空坟墓，甚至是圣保罗(St.Paul)——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信念，这种信念关乎那些应当反映君主-人民关系之特征的恰当契约。
本书第二章中，我将会表明，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展现格拉古兄弟(Gracchi)生涯的方式，可能使读者认为他既支持又批评罗马护民官的再分配方案，这时读者应坚持追问，当马基雅维利反复宣称共和国必须保持国富民穷时，他实际上想说什么。在这次阐释性探究的最后，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激进的答案，它解释了或许是罗马-佛罗伦萨共和传统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政治自由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平等。进一步地，我将会在第三章中指出，一旦读者意识到，整部《佛罗伦萨史》中最常被引用的一个段落(关于佛罗伦萨人民不愿与贵族共享公职)出现在已被马基雅维利证明是对事件非常不准确的评价之后的短短几个段落当中，读者就应重新思考这本书中的言语和行为之间的整个关系——这一重新考虑揭示出，或许在整部《佛罗伦萨史》始终，马基雅维利常常在削弱他自己明确宣称的评价性判断的效力。
通过这些解读，我努力展示马基雅维利对读者的教育是如此充满戏谑且具有吸引力，[7]仔细阅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著作是多么令人愉快，又让人感到困惑与难以捉摸，他如此频繁地让我们满足与震惊——但由于他的终极目标是人文教化，因此他并非始终如此(《君主论》第十五章，《李维史论》第一卷序言)。马基雅维利并非为了娱乐而鼓励开玩笑——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当然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它同样代表了对事实的严肃追问。实际上，解读马基雅维利思想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通常是非常严肃——因为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乐趣激发了阐释者进一步，甚至更深入地追寻政治结果和目的的实质真相的欲望。
正确解读马基雅维利，可以作为如何在政治领域采取有效行动的教导——这不仅适用于领导者或未来的领导者，也适用于良序共和国中的民族，马基雅维利称之为“君主”(《李维史论》1.58)。马基雅维利的作品鼓励人民进一步强化他已经归之于他们的倾向，鼓励他们通过其“表象和结果”来对现象做出判断(《君主论》第十五章)；具体来讲，他鼓励更好地理解结果的本质，避免被表象的魅力欺骗。因此，我认为，通过上述方式，马基雅维利训练他的读者践行马基雅维利式的德能(virtù)[6]。有德性的读者的品行反映了马基雅维利对有德性的政治行动者的描述，这种说法并非完全牵强附会。[7]
读者、民众和君主一定要先审视马基雅维利著作中显而易见的表面化的论述或事态，然后深入他经验教训中更深层次的真理，但不要因之前的研究者或“少数人”的判断而分散注意力，更不用感到羞愧。这种学习模式特别需要懂得欣赏关于逆转、适应语境之艺术经验，它没有太多夸张，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刻画出马基雅维利式德能的本质。[8]审视马基雅维利的规则或箴言时，一定要考察具体事实和个案，以便考虑这样一些环境及其人物角色的实际成功或失败在事实上真正的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接受马基雅维利对它们公开做出的评价；必须不断回到马基雅维利先前提到的例子与历史资料，[8]理解他可能包含、排除、放大、扭曲的是什么，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接下来，我将会展示马基雅维利如何鼓励读者用他所强烈建议的审视政治现象的方式来阅读其文本；他试图让读者、臣民和公民以有效真理的一切美学元素来阅读。他的写作模式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里，读者参与到他书中充满活力的智性-感官习性中，就像他鼓励共和国的公民，甚至是君主制的子民那样；这就为在如其所“是”的世界中而非在如何“应当”的传统意义上思考与行动增添了新维度。
我大体上触及马基雅维利那类带有“文学-修辞”特质的作品，并且坚决反对使用“隐微写作”这个词。当然，施特劳斯因把马基雅维利解读为从事隐微写作的作者而最备受赞扬又遭受谩骂；与之相反，剑桥学派评价马基雅维利文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所有写作方式在整体上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时，被指责为表现出某种语调听障，这或许是公平合理的。[9]在第五章，我展示了施特劳斯如何不像他自称的那样，使用隐微的解读方式来“就像他(作者)理解自己那样”理解马基雅维利，而是利用了马基雅维利文本中服务于既定意识形态议程的显而易见的模棱两可。根据让人产生怀疑的论据，施特劳斯断言马基雅维利最终拒绝背离“古典传统的贵族式或寡头式共和政体”，这与马基雅维利本人公开宣称的完全相反。[10]我在第六章讨论的剑桥学派学者提到了历史语境，不同程度地肯定了马基雅维利所论述的箴言，鼓励读者把这些箴言当真，或以与已有的智性-哲学传统基本一致的方式理解它。这些学者极少努力坚持去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文学暗示和具体例子是如何不断破坏这些戒律，并进一步破坏它与现存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因此，马基雅维利经常重新做出不甚激进且体现有效真理的重新表述，重新表述那些看似简单的箴言。
卢梭是首批持有如下观点的阐释者之一，即马基雅维利的用意并非总是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特别是在君主国问题方面；[9]但当论述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的看法时，卢梭却完全抹杀了马基雅维利对于秩序良好的人民政府明确的与隐而不宣的建议。未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著作(以及某种贵族准则的惯常用法)中特有的性质和难点，这或许部分解释了是什么导致这些被人吹嘘的阐释者误入歧途。因此，书中这两个部分确实构成了相互对话的态势：我在第二部分批判了三种阐释之不足，而第一部分以这种我将批判的方式，展示了如何解读马基雅维利。
过去五十年间，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第二部分会提到)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11]作为一方的施特劳斯与作为另一方的波考克、斯金纳已经建立起影响力相当广泛的智性帝国，[12]不过，他们各自的学生和弟子却极少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本研究或许确是第一部实质性涉及两个思想流派的专著，第一部把批评的矛头平等且始终指向这两个强大的阐释学传统的专著。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代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倾向，但我将要证明，他们对马基雅维利毫无章法的平民主义、其暗含的民主观念，以及可能尤其是他经常表达的精英必须定期通过引人注目的暴力行为而被问责的信念，有着共同的不满。
接下来，我将会初步勾勒马基雅维利称之为德性政治的有效真理，以及群氓于其间所扮演的中心角色，这贯穿于他的三部主要政治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当中。
德性、群氓和政治的有效真理
马基雅维利最著名的著作《论君主国》(1513)后来被命名为《君主论》，它宣布要与植根于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体系的政治学说决裂。[10]马基雅维利不同于古典的或中世纪的先辈用先验有效或神圣授权的正义概念定位自身政治，他又一次把自己引向“有效真理”的政治，即一种面向世界实际所“是”而非“应该”如何的政治。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直截了当的现实建议似乎故意公然违背一切曾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政治反思形式。例如，他大胆宣称，对君主而言，臣民的畏惧比爱戴更加安全(如果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这是因为臣民喜爱他们自己的快乐，却害怕君主的快乐。此外，马基雅维利坚信，暴力和残忍是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手段(即便其部署一定要经过严格限制，以免给君主的统治带来难以预料的有害后果)。诸如斯金纳(我将在第六章谈到他的阐释)等倾向于做出辩解的评论者，试图通过不断强调先前插入语中马基雅维利信条的限定条件，以弱化他极为严厉的政治建议的冲击力，即便这样做有可能让他的经验变得合乎道德。[13]
马基雅维利公然拒绝哲学王的理想——后者的完美判断或许甚至很难近似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世故的贵族，这充分表明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方面毫无悔改之意的声名狼藉且非正统的现实主义进路。[14]马基雅维利以其反精英主义政治观点为例，坚持认为，最优秀的人中没有几个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审慎或者对公共善的热爱，以毫无偏私的正义来解决政治争端与危机。马基雅维利无视以往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贵族偏好，一如在《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五十八章)中提到的那样，他在《君主论》中建议，君主要在军事方面武装粗野的普通民众，实际上民众身上也具备贵族得体(onestà，诚实、正派或公正)的品质，并且君主要利用一切机会压制自封的贵族或大人物(grandi)，他们野心勃勃且贪婪的动机和阴谋只会给人民带来压迫并给君主带来不安全感(《君主论》第九章)。
早在创作主要政治著作之前的政治生涯中，[11]马基雅维利明显偏爱赋予人民权力并有精英参与的政治安排。在多领域——承担重要的行政、外交和军事职责——服务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期间(1494—1512)，马基雅维利宣称自己是城市人民大会(大议会，Great Council)的坚定捍卫者、公民民兵的公开倡导者。共和国的贵族瞧不起议会，坚持主张从质量和规模上改变民兵组织，从而减少他们的担忧和畏惧。当共和国因贵族政变、外国干涉、让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的教皇阴谋而被推翻时，马基雅维利写信给重获权力的君主，以此做出回应，他巧妙地建议君主背叛其贵族中不可信赖的盟友，与最近被剥夺权力的佛罗伦萨人民结盟。[15]马基雅维利的麻烦在于，他卷入了一场反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被折磨，被监禁，随后被限制在国内流亡。几年以后，在一份没得到充分研究的重要宪法改革备忘录中，马基雅维利重申，美第奇家族牺牲了贵族朋友的利益，最终重新赋予佛罗伦萨人民权力。[16]正如第五章中，施特劳斯试图把马基雅维利的阶层倾向从人民一方彻底转变为贵族一方。
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1513—1519)和《佛罗伦萨史》(1520—1525)清楚地展示了作者对人民政府的赞赏，这些著作通常肯定而非否定《君主论》的道德和实践经验，这总让人感到有趣。[17]“近乎完美的”(尽管最终仍有缺陷)古罗马共和国是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中的主要主题，而令人难堪的缺乏秩序的中世纪佛罗伦萨共和国则在《佛罗伦萨史》中占据中心位置。在罗马，创始人罗慕路斯(Romulus)，谨慎且有德性，组织穷人加入了武装军团，并在元老院中把有钱人聚集起来(《君主论》第六章；《李维史论》1.9)，以确保未来发生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阶层冲突——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君主论》第九章；《李维史论》1.4-5)——将产生两个有益的机构：致力于普通人福利的平民护民官职位；以及大型公民议会，人民在这里自由讨论与直接决定立法和政治审判(《李维史论》1.2-8，1.16，1.58)。[12]我将在第四章描述卢梭的精心策划，他试图削弱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制度的民主创新。[18]对马基雅维利来说，由激烈但富有成效的国内阶层冲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外领土扩张所创造与维持的秩序，预示了罗马的伟大非凡及其至少可以作为其后所有共和国效仿的模式的暂时性的价值。[19]
更具体地说，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赞扬了罗马的制度，罗马制度以全民武装为保障，既源于阶层冲突，也能有效地重新引导阶层冲突。这些制度特别包括执政官和护民官——分别为精英和普通公民保留的、任期长达一年的行政长官职位；此外还包括元老院和人民大会(popular assemblies)，它让贵族和平民公民团结在一起，并且在政治上固化他们与生俱来的阶层对立；最后，也包括全体公民对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个人进行判决的政治审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是最接近真实世界的判断，近似于完全客观的政治判决。
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证明佛罗伦萨的平民和贵族制度与罗马相比是多么混乱。佛罗伦萨人由行会半公半私的制度被安排组织起来，这从两个方面暴露了制度自身在政治上的不足：城市的商人和匠人是地位较高的民众(the popolani)，分散在21个相互竞争的主要的、中等的和次要的行会当中；而行会排除了城市绝大多数自由出生的、健全的男性，大部分是受雇处理羊毛的工人，即大家知道的梳毛工人(ciompi)、未加入行会的工人(sottoposti)或平民。事实证明，这些被剥夺权利与被剥削的工人愿意与城市的古代贵族(巨头或大人物)合作对抗行会，或愿意与一位像沃尔特·布里尼(Walter Brienne)(即所谓的雅典公爵)那样可能是暴君的人合作而反对整个城市。除此以外，在马基雅维利所处的佛罗伦萨，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机构而非正统元老院是半公开半私人的归尔甫派(Guelf Party)，元老院只包含半数的城市贵族，这些贵族致力于统治其对手吉伯林派(Ghibelline)的贵族和一般行会人员。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这些敌对的贵族党派以一种非常不同于罗马的方式向外国势力效忠，[13]这些势力分别是教皇和德国皇帝，他们在城市里定期挑起社会纷争。
在《佛罗伦萨史》中，一个又一个佛罗伦萨人相继出场，他们有希望承担起有德性的创建者角色，比如，贾诺·德拉·贝拉(Giano della Bella)(第三章会讨论他)或布里尼；然而，他们每个人最终都拒绝像罗慕路斯那样在民事和军事方面武装全体人民，因此社会冲突(不仅是阶层之间的冲突，而且尤其是家族和派系之间的冲突)以断断续续的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方式持续存在着。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一位“明智的立法者”原本可以将正确的宪法秩序强加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佛罗伦萨史》3.1)，这或许能沿着“自然的”阶层路线将社会冲突适当制度化(《佛罗伦萨史》2.12)。与之相反的是，这座城市中天真的“好”领导者(比如贝拉)或者轻率的“坏”领导者(比如布里尼)，都允许或鼓励社会不和以越来越混乱与多样化的方式持续存在下去：具体而言，对立的家族派系之间的激烈冲突，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贵族(然后是“明确对立不同”的归尔甫派)之间的冲突，最富有的行会中所谓受欢迎的贵族与处于中间地位或地位更低的行会的中产公民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是全程都发生的各种精英群体与城市平民之间的冲突，这些城市平民既没有加入也没有代表他们所属的行会。马基雅维利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共和国令人沮丧的存在缺陷的秩序，以及长期不冷不热的领导如何导致其逐渐衰落：以阿尔比兹(Albizzi)寡头统治(1382年)和美第奇君主政权(1434年)的兴起为代表的城市腐败，以及由1494年法国和1512年西班牙对托斯卡纳的入侵为标志的地缘政治的衰落，这都能从根本上判定共和国的慢慢衰落。
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史》中几乎每一个佛罗伦萨主要人物的描述，都可以与他在早期作品中对罗马人或古代领导者的论述相比较。[20]最为明确的是，马基雅维利将贝拉描述为有机会成为罗慕路斯、摩西(Moses)或布鲁图斯(Brutus)那样的公民领袖：一位捍卫自身法律的辩护者，这套法律同时保护与造福他的人民(《李维史论》1.9，3.3；《佛罗伦萨史》2.13)。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那些有德性的古代领导者明白，[14]新的法律和人民的自由必须以“布鲁图斯之子”、虐待人民的贵族以及开国者或改革者的顽固反对者的鲜血为保障(《君主论》第六章；《李维史论》3.3，3.30)。相反，马基雅维利认为，一种对“善”不加区分的观念促使贾诺离开这座城市，而不是像摩西或布鲁图斯那样诉诸必要的武力来有效施行其法律，并且确保佛罗伦萨普通公民的持久福祉——尽管被武装起来的人民两次出现在他的门前，恳求他这样做，并且承诺给予他军事支持。[21]在第三章，我论证马基雅维利如何在他所有主要的政治著作中，自始至终保持对普通民众之德能和得体的正面评价；我反对学界的正统观点，这种观点坚持认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佛罗伦萨人民和普通民众在民事和军事方面都不如相对应的古人。
当然，《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确实让读者感到强烈对比，其中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首先，马基雅维利反复强调，古罗马人会为了公民的福祉而不断杀害自己家族的成员[例如，布鲁图斯、维吉尼乌斯(Virginius)、托夸图斯(Manlius Torquatus)等等]，而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则不断扰乱公民秩序，为了保护那些感到委屈的家庭、家族或党派成员的利益而残害或杀害其他公民。其次，在马基雅维利的描述中，佛罗伦萨人并非像罗马共和国那样，用武力征服其他意大利人，并在战争中击败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敌人，反而是恰恰被具备德行的古代共和国已征服的这些刚才提到的国家打败。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福祉一直被德国皇帝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破坏(通常是通过罗马教皇邪恶或无能的干预)。
尤其能体现马基雅维利关于社会冲突制度化之有益影响的观点的是《佛罗伦萨史》第三卷对佛罗伦萨梳毛工起义(Ciompi Revolt)的生动描述。由于城市被压迫的羊毛工人无法求助于或许会对外诉说其委屈的护民官，并且无法直接面对佛罗伦萨聚集在元老院里的最富有和最杰出的公民，羊毛工人被迫用一系列带有破坏性的但并不特别血腥的暴动来挨家挨户追捕城市精英。[15]这些骚乱并没有给佛罗伦萨更贫穷的公民带来长期增长的收益，反而使城市最富有的家族中保守势力权力得以巩固 (《佛罗伦萨史》3.24)。[22]通过这种被确立起来的寡头制安排，马基雅维利向我们展示了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及其家族的继承者——但他错误地把他们描绘成人民的捍卫者——如何爬升到商业巨子的地位。[23]美第奇家族并没有武装公民，而只是把他们变成了经济方面的被庇护者，最终腐蚀了城市的公民生活，并保证在军事上依赖于外国势力和雇佣军军阀，后者会带来灾难(《佛罗伦萨史》5)。[24]
为什么罗马的创建者和公民君主如此有德性，而佛罗伦萨人却那么犹豫不决和无能，尤其是在民事上和军事上武装人民方面？在著作中，马基雅维利有时直接有时更微妙地谴责基督教，把近代共和国及其领导者的弱点归咎于基督教：与此前更具活力的政治信念体系的教导不同，基督教的信条鼓励被动、从属，并将惩罚推到另一个世界——并且或许最糟糕的是，这种教义在将会成为现代创建者和改革者的人当中，推广一种始终不加区分的关于“好”的观念(《君主论》第十五章；《李维史论》3.1)。这些教义看似抑制了现代人和君主的“坏”行为，但这些行为实际上有益于政治生活。古代被武装的民众常常自己动手规导与惩罚那些对公众犯下罪行的人；此外，诸如摩西和布鲁图斯等古代君主从未犹豫要消除对手对他们的新模式和新秩序的威胁，这些模式和秩序确保其人民和国家的自由与持久。
马基雅维利确实慨叹，基督教信徒遭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却没有马上去报复那些虐待他人的精英；正如他对梳毛工起义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如果羊毛工人最终被激怒到绝望，就会以毫无纪律和成效的方式罢工，反对压迫者。诸如美第奇家族、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修士，以及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赞助人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等佛罗伦萨的君主——他们都与罗马天主教会保持着这样或那样有形的关联——似乎内在地受到了基督教道德或者外在地受到了基督教世俗权力的束缚，[16]无法果断地在亚诺河(Arno)上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康的公民共和国(《君主论》第六章；《李维史论》1.52，3.3，3.9，3.30)。尤其是，马基雅维利断言，基督教君主似乎没有能力一方面只用证明其良善的陈词滥调来武装人民，另一方面又能消除带有隐喻性的“布鲁图斯之子”，后者永远威胁着“自由和公民的生活之道”；换言之，憎恨人民自由、有着压迫心态的精英，深切痛恨人民参与政治，并反对所有试图限制他们自身之贵族权力和特权的改革者。[25]
不过，正如我将在第一章讨论的那样，马基雅维利就博尔贾生涯的重构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基督教的某些特征或可被证明与古代异教徒的行为一致，并有可能作为未来体现德性的君主政治和民众政治的基础。一如我们将要观察到的，虽然博尔贾对于永恒的诅咒心怀焦虑，并因此倾向于相信存在宽恕的可能，这些都最终导致了他的政治末日，但马基雅维利暗示，他“观念”当中其他准基督教的成分表明，他会在政治上取得很大成就。例如：布鲁图斯杀害自己的儿子所彰显的对人民福祉的承诺；在极大的程度上，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另一个世界(反复地，不止一次)赎罪的必要性；找一个人当替罪羊的必要性，以便君主会因好结果而得到荣誉，但政治对手却会因为想获得这些结果而经常采用令人厌恶的手段进而受到指责；承诺与体验真正的(总是有条件的)国内和平，这有助于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关系。
从更跨越历史的角度说，学者们经常不加思考地误解马基雅维利对现代世界的实际政治和宪法形式的确切影响。毕竟，广义的启蒙时代的“共和主义者”选择性采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只是部分地采纳了他关于新罗马人民全面军事化的呼吁，几乎完全拒绝了他预计的这些新武装的公民所要求的民主制度和实践。(第四章)以卢梭为例，他明确拒绝了马基雅维利对现代平民护民官和议会的呼吁，[17]在议会中，普通公民自身能自由讨论并平等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相反，现代宪法的制定者特地选择以普选方式来让人任职，在竞选中人民可以选择最明智和最谨慎的(实际上是最富有和最杰出的)个人，而且他们还专门选择了通过选举产生的贵族议会，据称议会将以忠实有效的方式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26]
或许，马基雅维利关乎“国家理由”——一个他从未使用的短语——的作品产生的实际影响最大，并由此招来了最为狼藉的骂名。[27]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建构者盗用了马基雅维利显然是愤世嫉俗、不道德的教义，并决然割断了这些教义与他自身附带民主的平民主义的规范性关切之间的关联。他们把个人成功提升至国家君主的位置——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瓦卢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佐伦王朝——当然也促使传统的贵族从属于这些王朝的权威。然而，现代国家的创建者依靠职业军队，以及通过支持代表公共利益，未能像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那样充分赋予人民权力。这些现代君主——特别是接续其后的官僚体制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于新兴的资本主义贵族，这在军事武装和民事武装方面，并没有给现代共和国的公民留下恒久的资源，而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捍卫他们的自由以抵御贪婪的精英阶层而言，这些武装是永远必要的。[28]在第二章，我将论证为了在良序的人民政府中实现自由，马基雅维利提出要求具备实质性平等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方案；事实上，他直接把古罗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崩溃归咎于它未能阻止在其他方面不可避免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加剧。
[1].Niccolò Machiavelli，Il Principe(De Principatibus)，composed circa 1513 and published in 1532，G.Inglese，ed.(Turin：Einaudi- Gallimard，1995)，hereafter P； Machiavelli，Discorsi，composed circa 1513-18 and published in 1531，C.Vivanti，ed.(Turin：Einaudi- Gallimard，1997)，hereafter D； and Machiavelli，Istorie Fiorentine，composed circa 1520-25 and published in 1532，Franco Gaeta，ed.(Milan：Feltrinelli，1962)，hereafter FH.
[2].See John P.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3].正如独具慧眼的皮特金(Hanna Pitkin)在解读马基雅维利时描述的相互冲突境况那样：“每一种解读都声称以文本为基础，但没有哪种解读能成功取代其他解读。”我非常欣赏她对马基雅维利的阐释。See Hanna Fenichel Pitkin，Fortune is a Woman：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ò Machiavell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3.
[4].以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为代表，体现和谐、共识及以和睦为中心的拉丁及意大利人文主义-共和主义传统——剑桥学派学者缓步推进这一传统，而马基雅维利却努力推翻它——的完整版本，参见Gabriele Pedullà，Machiavelli in Tumult：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Origins of Conflictu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2018)。
[5].剑桥学派学者或许比其他人更加频繁地提出，马基雅维利不能被看作民主主义者，也不能把民主政治与他关联起来，因为他是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西塞罗有关的传统共和主义混合政体的坚定信徒。可以肯定的是，马基雅维利建议，所有秩序井然的共和国都要设立元老院，元老院为有钱有地位的公民提供荣誉职位。然而，马基雅维利这样做是基于非常非正统的理由：首先，为了至少暂时安抚一个共和国中最雄心勃勃、专横跋扈的公民(而不是为了迁就其最优秀的、最具公共精神的公民)，元老院是必要的，如此一来，共和国有可能不那么容易遭遇寡头政变(《李维史论》1.29)；其次，当有必要迅速杀掉所有贵族时，元老院便于把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例如，在他们的压迫行为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并危及城市时(《君主论》第八章、《李维史论》1.16)；这绝对不是西塞罗或波利比亚提出建立混合政府的理由。See John P.McCormick，“ Subdue the Senate：Machiavellis ‘Way of Freedom’ or Path to Tyranny？”，Political Theory40，no.6 (December 2012)，717-738.剑桥学派学者很少承认，马基雅维利的批评--特别是在《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二章批评雅典未能从制度上安置贵族--非常适用于《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二十九章、第五十八章及第二卷第二章。
[6].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可以发现virtù一词至少有四种不同含义：(1)事物的性质，如弓箭的自然属性；(2)身心方面的能力；(3)与强力、魄力或激情等相关的美德，如勇敢、坚韧等；(4)基督教道德，如仁慈、慷慨等。换言之，该概念不仅具有当代意义上的德性、美德意味，而且还涵盖能力等含义。[译注]方便起见，本书简译为“德能”。
[7].关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美德、政治修辞和政治行动的盘根错节，参见Victoria Kahn，Machiavellian Rhetoric：From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o Milt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8].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参见Victoria Kahn，“Virtù and the Example of Agathocles in Machiavelli’s Prince”，Representations 13(Winter 1986)，63-83。
[9].请注意斯金纳是如何在关乎马基雅维利与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之关系的段落中希望兼得两者的：“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和创造力的方面表现为对人文主义观念的一系列反驳，有时甚至是讽刺，不过，他也承继并基本上继续认可这些观念。”See Quentin Skinner，Machiavelli：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reface).See also Skinner，Machiavelli，39-40，61-62.正如我们将要观察到的那样，这种阐释学倾向是剑桥学派研究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所特有的进路：这些学者经常承认，马基雅维利的理论确实明显偏离了诸如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和布鲁尼(Leonardo Bruni)等人的古典与传统共和主义思想，但他们认为这些偏离最终并没有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实质产生重大影响。
[10].Leo 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Glencoe，IL：The Free Press，1958)，127.
[11].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阐释已经对下列重要学者的作品产生影响：Ryan Balot，Paul Carrese，Markus Fischer，Steven Forde，Christopher Lynch，Harvey Mansfield，Waller Newell，Roger Masters，Clifford Orwin，William Parson，Paul Rahe，Kim Sorensen，Nathan Tarcov，Michelle Tolman Clarke，John Scott，Vickie Sullivan，and Catherine Zuckert。
[12].波考克和斯金纳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阐释，令不少学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David Armitage，Patrick Baker，Richard Bellamy，Gisela Bock，Annabel Brett，Martin Dzelzainis，Andrew Fitzmaurice，Mark Goldie，Mikael Hörnqvist，Karen Kupperman，Eric Nelson，Markku Peltonen，Martin Ruehl，Alan Ryan，Peter Schröder，Peter Stacey，James Tully，Martin van Gelderen，and Maurizio Viroli。
[13].新近令人钦佩和有价值的辩白作品包括：Peter Stacey，Roman Monarchy and the Renaissance Pri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以及 Erica Benner，Machiavellis Eth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4].关于马基雅维利从政治维度攻击传统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研究，参见 Mark Jurdjevic，“ The Guicciardinian Moment：The Discorsi Palleschi，Humanism，and Aristocratic Republicanism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in Humanism and Creativit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Essays in Honor of Ronald G.Witt，C.Celenza and K.Gouwens，eds.(Leiden：Brill，2006)，111-137； Jurdjevic，“Machiavelli’s Hybrid Republicanis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22 (December 2007)，1228-1257； Danielle Charette，“Catilinarian Cadences in Machiavelli’s Florentine Histories：Ciceronian Humanism，Corrupting Consensus and the Demise of Contentious Liberty”，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forthcoming 2018)；以及Pedullà，Machiavelli in Tumult。关于公民人文主义的政治影响，参见 Mikael Hörnqvist，“The Two Myths of Civic Humanism”； John Najemy，“Civic Humanism and Florentine Politics”； James Hankins，“ Rhetoric，History，and Ideology：The Civic Panegyrics of Leonardo Bruni”，这三篇均收入James Hankins，ed.，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Reappraisals and Reflec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05-178； Mark Jurdjevic，“Civic Huma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Renaissance Quarterly52，no.4 (1999)，994-1020； Anthony Grafton，“Huma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以及 Nicolai Rubinstein，“ Italian Political Thought，1450-1530”。后两篇文章分别收入 J.H.Burns and M.Gold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145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9-29，30-65。
[15].See Machiavelli，“Ai Palleschi”(1512)，in Machiavelli，Opere I，8789.英译本参见Machiavelli，“Memorandum to the Newly Restored Medici”，in M.Jurdjevic，N.Piano，and J.P.McCormick，eds.，Florentine Political Writings from Petrarch to Machiavelli(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forthcoming 2019)。
[16].See Machiavelli，“ Discursus Florentinarum Rerum Post Mortem Iunioris Laurentii Medices”(1520)，in Machiavelli，Opere I，733-745.英译本参见Machiavelli，“Discursus on Florentine Matters after the Death of Lorenzo de’Medici the Younger”，in Florentine Political Writings。
[17].关于《君主论》的共和主义，参见 On the republican aspects of The Prince，参Mary G.Dietz，“ Trapping the Prince：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p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0，no.3 (September 1986)，777-799。
[18].马基雅维利研究有一个日益受欢迎的趋势，这一趋势强调了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中的平等主义维度，参见Filippo Del Lucchese，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Niccolò Machiavelli(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 Christopher Holman，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Innova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forthcoming)；以及Yves Winter，Machiavelli and the Orders of Viol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19].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的民众武装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参见Timothy J.Lukes，“Martialing Machiavelli：Reassessing the Military Reflections”，Journal of Politics 66，no.4 (November 2004)，1089-1108； Yves Winter，“The Prince and His Art of War：Machiavelli’s Military Populism”，Social Research81，no.1 (Spring 2014)，165- 191； Nathan Tarcov，“ Arms and Politics in Machiavelli’s Prince”，in Entre Kant et Kosovo：Etudes offertes á Pierre Hassner，Anne-Marie Le Gloannec and Aleksander Smolar，eds.(Paris：Presses de Sciences Po，2003)，109- 121； Tarcov，“ Freedom，Republics，and Peoples in Machiavelli’s Prince”，in Freedom and the Human Person，ed.Richard Velkley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7)，122- 142；以及Pedullà，Machiavelli in Tumult。
[20].在尚未完成的著作“ The People’s Princes：Machiavelli，Leadership and Liberty”中，我更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21].See John P.McCormick，“ Faulty Foundings and Failed Reformers in Machiavelli’s Florentine Hist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11，no.1 (February 2017)，204-216.
[22].历史学家的研究，参见Gene Brucker，“ The Ciompi Revolt”，in Nicolai Rubinstein，ed.，Florentine Studie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London：Faber and Faber，1968)，314-356；以及 John 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温特(Yves Winter)颇具魄力地从政治学角度细致论述了梳毛工起义的意义以及马基雅维利的相关分析，参见“ Plebeian Politics：Machiavelli and the Ciompi Uprising”，Political Theory 40，no.6 (November 2012)，736-766；以及 Machiavelli and the Orders of Violence。我在本书第三章和另一作品(“ Faulty Foundings and Failed Reformers”)，讨论了马基雅维利对起义的看法。
[23].关于马基雅维利叙述佛罗伦萨历史的跨度起始于征服了古代贵族的行会共和国的相对平等，一直延伸到促使美第奇君主政权崛起的猖獗的不平等，参见 Amanda Moure Maher，“The Corrupt Republic：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Machiavelli’s Critique of Wealth Inequality and Social Dependence”(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2017)。
[24].See Christopher Lynch，“War and Foreign Affairs in Machiavelli’s Florentine Histories”，Review of Politics 74，no.1 (Winter 2012)，1-26.
[25].See John P.McCormick，“Faulty Foundings and Failed Reformers”.
[26].See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and 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hapter 7.
[27].该术语源始于 Giovanni Botero，The Reason of State[1589]，Robert Bireley，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关于马基雅维利被设想在这一传统中所处的位置，参见 Friedrich Meinecke，Machiavellism：The Doctrine of Raison d’É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trans.Douglas Scott (New York：Praeger，1962)。
[28].See 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Verso，1979)； and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2(Oxford：Blackwell，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