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书籍是大量劳动与思考的产物。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密歇根大学,我的老师肯特·弗兰纳里 (Kent Flannery)、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罗伊·拉帕波特 (Roy Rappaport)、马歇尔·萨林斯、埃里克·伍尔夫 (Eric Wolf),以及亨利·怀特 (Henry Wright)将我引入了关于生态、经济、社会及政治之间复杂交互过程的探索与思考之中。当时的考古学研究生们都在关注所谓的 “社会考古学”,即如何描述史前人类群体的组织并解释其社会进化。我们关注其中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历史情境中的特殊性,讨论的对象从瓦哈卡州与墨西哥谷地一直延伸到伊朗、马达加斯加、太平洋地区,社会适应的各种原动力 (Primemover)理论则不断为我们所批判。
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的助理教授。在那里我度过了23年的时光。我被聘请来为考古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建立相互沟通的桥梁。得益于在密歇根大学受到的训练,我自然地具备了这种学术视野上的广度,而与同事及研究生们共处的经历则使我持续受教。我最亲密的学术盟友是艾伦·詹森 (Allen Johnson)和吉姆·希尔 (Jim Hill),他们是优秀的文化生态学家,关注人类是如何在多样的环境中成功生存下去的。社会人类学方向的同事包括资深学者希尔达·库珀 (Hilda Kuper)、莎莉·福尔克·摩尔 (Sally Falk Moore)和年轻一代的弗朗西斯卡·布雷 (Francesca Bray)、南希·莱文 (Nancy Levine)和安娜·西蒙斯 (Anna Simons).我在理解社会组织如何建立的问题上,受他们助益良多。西北大学现在的新同事们也会继续让我得到教益。
但让我受教最深的并不来自学院之内,而在考古田野之上。在这里,混乱而令人困惑的人类废弃物记录了人群及其社会的历史。向从未亲身参与考古项目的人介绍其内容是困难的。这一强调合作的事业包括一系列活动:一些单调的任务,从提供早餐到处理汽车抛锚;资料的收集工作,包括组织计划、发掘、实验室分析;剩下的则是超凡的智识构建,各种各样的观点被提出、争论、舍弃、优化。考古项目的合作者都会发展出亲密的伙伴关系,并知悉项目的意义与辛劳。这些人分享着共同的生活与目标,他们的观点逐渐融混而难以清晰地分辨出每个人各自的贡献。紧接着,我们回到学术世界中,又重新试图辨认出各自所属的部分,回答谁应该发表哪一部分、工作成果该如何分配的问题。因此,我要将本书献给我所经历的考古项目中的同事及研究生,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
本书实际的写作过程很长。通过努力思考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笔者得以依次考虑各组复杂关系,提出观点,反思它们的优缺点,然后再费力地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在此要特别感谢伊丽莎白·布鲁菲尔 (Elizabeth Brumfiel)、特伦斯·达特罗伊 (Terence D'Altroy)、伊丽莎白·德玛雷、伊丽莎·豪·厄尔 (Eliza Howe Earle)、克里斯汀·哈斯托夫、安东尼奥·吉尔曼 (Antonio Gilman)和帕特里克·基希 (Patrick Kirch).他们帮助我发展了本书的论点,并阅读了 (有时是反复阅读)本书的早期版本,指出了我未发现的行文不一致、疏漏和错误。或许这本书真的应归功于他们,而我要对那些还未被发现的错误负责。
作者很多时候就如同野兽一般,他会从餐桌上偷偷溜走,粗鲁地把家人拒之门外。当别人需要关爱的时候,他却在考虑文法与体例。我非常感激我的家人,我的妻子伊丽莎 (Eliza),我的两个女儿卡罗琳 (Caroline)和海丝特 (Hester),以及我通过美国战地服务团 (American Field Service)结识的女儿伊娜·伊凡迪 (Ian Iffandhi).他们参与了田野工作,与我讨论发现,争论意义,并无私地后退,以满足我写作所要求的自私。
最终,我觉得写作已大体完成,便将其提交给了 “虎视眈眈”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高级编辑穆里尔·贝尔 (Muriel Bell)和助理编辑埃伦·F．史密斯 (Ellen F．Smith)负责本书的审阅与印刷。文字编辑林恩·斯图尔特 (Lynn Stewart)为本书的精进花费了大量精力。大部分插图初版由黛博拉·厄德曼 (Deborah Erdman)负责,并最终由迈克·加百列 (Mike Gabriel)完成。
我的田野工作与写作获得了许多不同来源的经济资助。最初的草稿写作于1994—1995学年,当时我正在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假。田野工作主要由以下五项国家科研基金赞助:夏威夷社会形态与经济项目 (GS728718X1)、上曼塔罗考古研究项目(BNS8203723)、卡尔查基考古项目 (BNS8805471)、曲半岛考古项目 (DBS9207082、DBS9116921).田野资助也部分来自其他一些组织,包括温纳·格伦基金会 (WennerGGren Foundation),富布赖特委员会 (Fulbright Commission),社会科学研究协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主教博物馆 (Bernice P．Bishop Museum),曲半岛与西汉赫雷德博物馆 (Museum for Thy and Western Hanherred),丹麦国家森林与自然机构 (National Forest and Nature Agency of Denmark),丹麦研究协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学术委员会、国际研究与海外项目、人类学系、考古学友会、考古学项目),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我在这里感谢他们慷慨而持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