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典时代晚期：旧时代与新时代

“晚期”，这一围绕着“晚”这个简单的词所建立起的概念，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日渐临近的终结：早期与繁盛已成过往，衰败没落、弊病丛生与日益逼近的黑暗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时代、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这个历史时期终将归于结束。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一个家族的衰落”作为副标题，其中，家族第四代唯一的幼子汉诺一天中午闲来翻阅家谱，当他“又用眼睛把所有这些乱糟糟的名字瞟了一下”之后，便“用镶金钢笔在整张纸上斜着画了两条既干净又美丽的平行线”。当他的父亲为此向他兴师问罪时，他只是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以为……我以为……以后再用不着写什么了……’”[1]。尽管小说情节（以及家族故事）

实际上尚未在此结束，但如果更进一步看的话，这年纪小小的老来子却说得没错：其实之后就是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家族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

自雅各·布克哈特[2]于19世纪中叶在其专著《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ßen）中提出“晚期的古典时代（spätantiken Zeit）”这一说法起，“古典时代晚期（Spätantike）”这一概念便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采用，其最初亦隐含了上面所提及的意义，即：在政治历史方面——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之后——当然“还会有什么”；但这究竟到底还算得上是“什么”吗？更确切地说，从300年前后起到600年前后的这几个世纪，不就是一段长达近千年的鼎盛时代的萧条尾声及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开篇序曲吗？而后者在几百年之后才将再度寻回与古典时代之黄金盛世（aureum saeculum）的承继接续之处。

这一观点早在19世纪便有了如下的叙述形式：作为集权君主制（Dominat[3]）的建立者，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在位）中断了罗马帝国的元首制传统，并以近乎神的身份自居；他的继任者们沉湎于日益放纵的宫廷奢华之中，愈加疏远朝政，而此时帝国的政事正陷于愈演愈烈的官僚化与僵化之中。与这些国内弊病相对应的是，帝国抵御外敌的实力与军事能力随之减弱，而这就加速并最后注定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在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中，以上这一叙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典范。

直到最近几十年，对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527—565在位）这段时期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宗教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进展，这一曾长期主导学界的观点才日益退居次席。从那时起，古典时代晚期便被视为拥有自身尊严与地位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它仍然完全具有古典时代的真正特征，但另一方面——尤其是通过基督教会的建立，以及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基督教化——这一时代也在结构上为中世纪创造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与拜占庭历史的学者有时也习惯于将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代称为“原始拜占庭时期（protobyzantinisch）”，有时甚至（从5世纪着眼）将其称为“中世纪早期（frühmittelalterlich）”，而这些提法都是为了强调这一时期的过渡特征。事实上，古典时代晚期的显著特点似乎就如同罗马神话中名为雅努斯[4]的双面神形象一样：旧的事物不断变迁，有一些消逝无存，有一些加入充实，而新的事物也不断产生；连续与断裂并存——古典时代的终结同时标志着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