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眸：18世纪那一场流行于欧洲大地的“中国风”(1)

“中国风”从何而来、因何而去？

从17世纪始，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日益强劲，全面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茶叶等）、家居装饰（屏风等）、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中国风尚喜爱有加。

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年）、圣鄂多立克（Friar Odoric, 1265—1331年）等冒险家、传教士的有力助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随着更多欧洲至东方航线的开辟，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国物品传到欧洲迷倒了欧洲贵族，“中国风”愈发强劲。

1700年的世纪之交，“太阳王”路易十四在马尔利（Marly）与凡尔赛举办了一系列“中国风”娱乐活动——他本人坐着由8个人抬着的大轿子入场，赢得全场一片欢呼。从餐桌布到盘子，从小吃到服装，从舞蹈到装饰品，一场场精美卓绝的盛宴，将“中国风”逐步推向18世纪中叶的顶峰。

“中国风”的单词“Chinoiserie”，来自法语中的“Chinois”。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等，是深受欧洲人喜爱的时髦商品，许多欧洲设计师和工匠模仿中国的设计，凭借想象创造出许多奇特的“东方Style”。

洛可可风格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与向往的反映。随后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风格，也深受“中国风”的影响。在18世纪中叶“中国风”顶峰时期，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大大小小的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艺术品、工艺品和中式建筑，留下了“中国风”席卷欧洲大地的深刻痕迹。

（一）“中国风”兴起的表现

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1252年），大部分欧洲人才知道中国的存在。

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直到1583年，获得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准许，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才派出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知名的传教士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ieo Ricci, 1552—1610年）。

利玛窦进入中国时，采取了一种有智慧的策略，即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利玛窦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万历皇帝。

这是一位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是用在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上。1593年，他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另一方面也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他们拥有虔诚的布道士和执着的科学家、探险家之双重身份。

为了达到更有效地传教布道的目的，他们坚忍不拔，力图知己知彼，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方位地了解，对典籍、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都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得益于传教士的信息传递，欧洲人逐渐对这个遥远而充满魅力的东方国度充满了迷恋。14世纪开始，法国的织工们在织物中模仿中国的图案。他们精确模仿出吐火的龙、欢快的狮子和凤凰的图案。对欧洲人而言，中国丝绸及其图案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代表着神奇的东方，别具魅力。

瓷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而欧洲人对瓷器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年，威尼斯绘画派创立者）和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1488—1576年，被称为“西方油画之父”）在15世纪初合作绘制的杰作《诸神之宴》。画面中，女神、男神手里都端着中国明朝样式的青花瓷碗。这些瓷碗居画面中心位置，十分抢眼。

瓷器配上“神奇的东方树叶”再合适不过了，品茶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乃至平民百姓的时尚生活方式。

除了瓷器，欧洲人还对一种中国器物格外迷恋：漆器。大约在16世纪初，中国制造的漆器首次到达欧洲时，就因其完美的表面处理和反光性能而备受推崇。看到这些中国漆器的欧洲人，在感到稀奇的同时，也被它的独特美感迷住了。

折叠式屏风也是受欢迎的器物之一，上面通常用美丽的东方艺术形象作装饰。主题包括神话、宫廷生活场景、自然景色和中国文学中的浪漫元素——如一位恋爱中的年轻女子从一个折叠屏风后好奇地向外瞥。也许可以用“惊鸿一瞥”来形容这样的美妙场景。

欧洲画家也乐此不疲地描绘中国题材作品。让-安东尼·华多（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年，法国18世纪洛可可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的《中国神灵》《中国皇帝》，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 1703—1770年，法国美术院院长、皇家首席画师）的《中国集市》《中国花园》《结伴钓鱼的中国人》等，用西洋绘画的光影、色彩、立体再现手法，逼真地描绘出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欧洲人除了迷恋具有中国风情的瓷器、茶叶、丝绸与家具等，还从中国吸取了思想智慧。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主要国家，其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百科全书派”为核心，著名人物包括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批杰出思想家。

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从传教士输送回来的信息中，他们发现中国恰好是一个推崇自然神论的国度，由此很快对中国产生迷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年）。

伏尔泰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并将其誉为“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中国早就遥遥领先。他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神奇成就：“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食和星球的交汇。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

伏尔泰还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欧美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他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1723—1789年）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波维尔（Pierre Poivre, 1719—1786年）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作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模型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中国风”在经济领域的高峰表现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年，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于1767年发表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他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中国园林所特有的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小径等，都使欧洲人赞赏不已。他们还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蛇形曲线”。

不少欧洲国家都将中国园林艺术的这些特征纳入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参考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德国卡塞尔的威廉·索赫伯爵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其中连挤牛奶的工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至于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欧洲仿中国园林的代表作了。

18世纪中叶，英国最负盛名的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年），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园林的艺术布局》一书中这样赞美中国园林艺术——“中国人的园林艺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这位年轻时曾在中国广东生活，后来再度去那里考察的建筑师在书中强调：“中国庭园以自然为模范，主张一切美来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无秩序。”

（二）“中国风”兴起的原因

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他们从未真正踏上过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因而增加了令人魂牵梦绕的神秘感。

首先，“中国风”始于欧洲传教士的传播。

欧洲人最初获得的关于中国的朦胧知识，应是源自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的有趣叙述，它引发了欧洲人对这一神秘而富饶的魅力国度的关注。（据说）大约在1275年，马可·波罗游览了忽必烈的一座宫殿，在游记中，他这样描述：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理石宫殿，里面的房间都是镀金的，画着各种各样的人、兽和鸟的形象，还有各种各样的树和花，所有这些都是用精湛的艺术来完成的，你会感到高兴和惊讶。”

其次，欧洲君主及上层人士成了“中国风”的积极推动者。

欧洲君主对“中国风”格外偏爱，成为推动“中国风”传播的第一力量。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对融合“中国风”的洛可可风格极为青睐。高度装饰性而极富优雅感，这是欧洲对东方主题富有幻想的表达，而且工匠们往往运用具有异国情调的木材和大理石进一步营造这种氛围。

法国宫廷是“中国风”的最大支持力量。大约始建于1624年的凡尔赛宫，最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情妇的游乐场所，被认为是中国艺术风格的第一个欧洲主要代表。

萨克森公国大公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年）则是中国瓷器的狂热收藏者，只要听说哪儿有精美的中国瓷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于波茨坦的花园中建造了一座中国风格的房子。花园建筑师融合中国建筑元素与洛可可装饰风格，设计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

此外，众多王室女性、贵族夫人，也是中国瓷器的狂热藏家，包括玛丽女王、安妮女王、亨利埃塔·霍华德和昆斯伯里公爵夫人等。贵妇收藏家引领了欧洲的中国瓷器风潮，也定义了流行的时尚，加快了欧洲生产具有中国元素的瓷器的速度。

在路易十五的影响下，他的情妇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年）也成了中国迷——她喜欢穿中国丝绸，爱养中国金鱼，而且是中国珍宝的狂热收藏者。这位被誉为“欧洲的缪斯女神”“艺术王国的女王”的社交名媛，更是“中国风”热潮的有力推动者。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风”受欢迎得益于东方贸易的增长。

在17—18世纪，随着与中国和东亚各国贸易的不断增长，来自英国、荷兰、法国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大量中国货物运往欧洲。由商业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加深了欧洲各国对中国的了解。

而作为这场“中国风”的源头，彼时遥远的东方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

欧洲的“中国风”从17世纪强劲兴起，在18世纪中叶到达巅峰，至19世纪逐渐衰退。彼时，中国正处于清朝的“康乾盛世”。

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起，直至弘历禅位时的1795年，在这长达130多年的康乾盛世，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达到一个高峰——欧美称“High Qing”。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疆域辽阔。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纵向来看，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之一；横向对比，乾隆统治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作支撑。

第一，经济总量非常大，国家财力也比较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GDP的计算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按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计算方式，乾隆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30%，比当下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还多。乾隆时期，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是当时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

第二，乾隆朝的军事实力也非常强。乾隆的一大功绩就是统一了新疆。乾隆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公里，是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1.5倍。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元朝之外最大的。与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同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的实际控制力是非常强的。

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往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少数几个朝代突破了1亿。在康熙、雍正两代统治的基础上，乾隆继位时，中国人口是1.4亿，而到乾隆退位时，人口达到2.9亿，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利的证明之一。乾隆用10亿多亩的土地养活了当时世界上30%的人口，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统治成绩。

（三）“中国风”对欧洲奢侈品行业的影响

这一场流行于欧洲大地的“中国风”，吸引并影响了一些现代奢侈品业界的大师。比如嘉柏丽尔·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 1883—1971年，以下简称“香奈儿女士”）与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 1936—2008年）。

香奈儿女士不仅创造了伟大的香奈儿时尚帝国，还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如她所说：“我的生活不曾取悦于我，所以我创造了自己的生活。”（My life didn’t please me，so I created my life.）中国贵族风对她影响极深。她的家居以中式洛可可风格引领欧洲上层居家生活方式。

香奈儿女士对“中国风”的热爱始于年轻时期。她偶然进入一个中国风格的古董店，看见一扇漆画屏风，自此埋下热爱的种子，屏风也成了她的首个古董藏品。来自中国的漆画屏风，早在17世纪，就受到欧洲上流社会的狂热追捧。

朱红之上，石块嶙峋，凤凰正欲展翅，山茶花安静盛放——这种源于东方的宏大意境让她沉沦：“当我在晚上望向这些屏风的时候，仿佛看见城堡大门打开，骁勇骑士骑着战马而来。”

走进巴黎康朋街31号的香奈儿公寓，就像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镀金镜子、水晶吊灯和精妙的艺术饰品创造出奇幻效果，而最耀眼的是每个屋子中都有的17、18世纪的乌木屏风装饰。以一扇名为“失欢”的中国乌木漆画屏风开始，香奈儿女士以她永不满足的作风，陆续收藏了32面中国屏风。

法国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同样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事业发展最为迅速时，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他还与时任公司总裁皮埃尔·贝尔杰（Pierre Bergé）共同收藏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日本的各类服饰、文学作品、文物等，从中汲取设计元素。

在充满想象力的伊夫·圣·洛朗看来，“我只需读一本书或看着一张图，就可以神游到某个地方或融入某片景色”。

1977年，当时从未来过中国的伊夫·圣·洛朗便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展示了他对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时尚认知，在当年的秋冬发布会上展出了以“La Chine Impériale”为主题的高级定制系列，以及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设计手稿。

伊夫·圣·洛朗大胆地将他所理解的中国风格融入这一系列产品的设计。从丝绸面料，到对襟、立领、盘扣等中国服饰元素，以及大面积的刺绣，无不彰显着他对“中国风”的偏爱，甚至痴迷。

“我的创作时常被‘中国’打断，在我的脑海中也时常出现中国意向。一本古老的画册也许就能完全承载我对中国的想象……我完全不需要到达那里，因为我的梦境里充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在他看来，遥远的中国早已经映射在他的梦中，而他以想象力编织出的“中国”，则是一个更为诗意和完美的存在。

1985年5月，他终于踏上了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梦境之国。他在代表中国艺术收藏及展览最高级别的机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伊夫·圣·洛朗25周年作品回顾展”。

这一场“中国风”于19世纪开始衰退，却从未远离欧洲。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当中国再一次以“大国崛起”之势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肯定还会在欧洲大地刮起一阵源自21世纪的新“中国风”。

长路漫漫，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