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我们需要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中国治国理政的经世济民学说，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们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2]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的关系。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1840年后，面对工业化的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的冲击，中国士人在“体用之争”中认识中西方关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反映出中国士人力图保留中国文化传统、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愿望。中国士人挽救传统中国的努力失败了，孙中山先生构想中国工业化的宏伟蓝图，力图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提出三民主义。在知行关系上，孙中山先生鼓励人民勇于实践，敢于革命，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彻底的，中国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力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中国现代化。面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新青年之间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新青年与旧士人之间发生“科玄之争”。这些论争表明，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当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经世济民学说的道统、政统与学统瓦解后，中国向何处去？何谓新中国？如何重构现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经世济民学说？就是中国人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何谓新中国？不是学者们在书斋里分析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通过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正如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指出的：“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毫无意义。”[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起始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个大前提基础上，更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解放思想，批判教条主义，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与原因。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与理论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并用“实事求是”概括对科学性质的认识：“‘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新民主主义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化的性质、目的和原因，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基础。[5]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中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治国理政的典范，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6]新中国建设时期，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为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然而，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应遵循的价值规律缺乏系统性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阶级性被绝对化和极端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导致极“左”思想盛行，对中国现代化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造成极大损害。

1978年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实事求是科学性质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7]3月24日，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总结与弘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开启了改革开放。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中国学者需要在传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专业性与系统性方面，继续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体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意义，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思想和话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