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关于宋代书籍的研究

从书籍史角度看，清代到1949年以前，考据学、版本学主要向印刷史转型。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宋版书考录》，近代藏书家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对宋代书籍历史均有涉猎，也谈及宋版书特点。叶德辉评价宋版书：“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书林清话》以笔记体的形式对历代图书进行了考证，成为中国书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作品，尤其还细致爬梳了宋代地方刻书、私宅刻书、书坊刻书，兼论及版式、牌记、巾箱本、纸墨等。王国维的《五代两宋监本考》考证出北宋国子监出书118种，南宋69种，共187种。陈彬龢、查猛济的《中国书史》论及宋代刻书的题识、特征、缺点，以及藏书家的历史，特别是宋代刻书发达的原因。《古书的装帧：中国书册制度考》则收录了研究书册制度的五篇历代经典文章，对中国历代的书籍制度，也就是其特定的物质形式做了总结和归纳，古书的装帧与现代意义上的书籍装帧并非完全对等。

美国学者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着眼于印刷术的起源和西传，谈及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鼎盛时代，即宋朝及元初，彼时的书籍出版业，强调宋版书之精美，世间无与伦比者，认为有宋一代学术思想之突飞猛进，诚印刷术之助长使然。

1949年到1978年间，书籍发展较为缓慢，主要是知识的普及、史料的整理等。《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刘国钧），《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秀民），《中国书史》（郑如斯）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对宋代书均有涉猎，但较为简单。

1978年以来，关于宋版书书籍史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和《中国古籍版本学》、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来新夏等著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宿白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郑士德的《中国图书发行史》、潘吉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钱存训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李致忠的《中国出版通史4·宋辽西夏金元卷》等通史类著作都对宋版书专门做了介绍，其中曹之特别介绍了宋代34位著名的图书编辑家，包括欧阳修、王安石、沈括、吕祖谦等。钱存训将中国传统书籍的研究，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和程序，归于印刷史范畴；二是形制和考订，归于版本学范畴；三是流传和存藏，归于目录学和图书馆学范畴。他还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解读了印刷术对中西方文化影响的异同。

此外，李致忠的《宋版书叙录》《历代刻书考述》、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周宝荣的《宋代出版史研究》、林平之的《宋代禁书研究》、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李国玲的《宋僧著述考》、王肇文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张围东的《宋代类书之研究》则作为宋版书研究专著各有侧重。上述图书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分别从书籍、人物、类型、发展过程等不同角度对宋版书进行了研究。

此阶段，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对宋版书做了更细致的考察，比如王肇文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对宋代刻工做了细致的数据整理，日本学者金子和正著有《天理图书馆藏宋刊本刻工名表》。此外，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著的《宋元版本的研究》，是对宋元版图书做了非常深入的考据整理。

林申清著有《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对牌记有专门著述。张丽娟、程有庆著有《宋本》一书，纳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对宋版书从出版制度、版刻特征、刻书家、宋本个案等做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该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上述作品涵盖了宋代书籍的历史、政治、技术、藏书、刻书机构、版本、影响、禁书以及版权、流通等多个方面。

宏观上，西方学者从技术与文本互动的角度，肯定了宋代书籍文化的意义。《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1994年刊有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介绍了宋代书籍的传播过程，特别是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强调了政治秩序与文本秩序之间的关联，以及雕版印刷技术在满足古代经书稳定化、标准化、权威化需求等方面起到的作用。随着雕版技术和宋人疑经风气的发展，文本内容开始发生变化。正是宋代书籍的大量印刷和价格平民化让宋代的知识和学术复兴有了可能。贾晋珠和魏希德编辑出版了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China，900—1400，收录关于宋元期间书籍文化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书籍和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强调了书籍对写作方式、知识生产的影响。

美国学者包弼德所著的《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芝加哥大学的潘铭燊所著的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960—1279，涵盖了宋代现存及已佚的书目。贾晋珠所著的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涵盖了宋代建本现存及已佚的书籍目录。普林斯顿大学的艾思仁著有《杭州南宋印刷史》，含有杭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南宋刻本目录，以及两浙（浙东、浙西的合称）及其邻近地区的南宋刻本目录。但上述两篇文章，本书没有搜索到具体内容。

近年来，田建平也从媒介史意义和书籍传播意义上肯定了“宋代出版业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之一。宋代出版业是中国雕版印刷的经典时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书籍在宋代成为寻常商品，也因此在传播文化功能之外，有了商品属性的需求，有了“牌记”等品牌设计的需求。至南宋，杭州、成都、建阳（福建）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和书籍交易中心。

《宋史·艺文志》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所著录的宋代藏书，共计9 819部，119 972卷，约为唐代国家藏书的两倍。根据《全宋文》，宋人著作流传至今尚有5 000余部。正如《宋史·艺文志》序所说：“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北宋诗人苏轼曾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由此可见宋代书籍之盛。

具体到宋代书籍装帧设计方面，李致忠强调宋版书“开本铺陈，行格疏朗，字体端庄，刀法剔透，印纸莹洁，墨色青纯。且版面设计精细，前期刻书，白口，四周单边者多；中期白口，左右双边者多；后期出现细黑口，仍是左右双边者多。版心出现单鱼尾或双鱼尾，上鱼尾上方出现象鼻，象鼻处镌印本版大小字数。版心下端镌印刊工姓名。鱼尾之间镌印书名简称、卷第、页码。栏外多有耳题，后期刻书还出现句读与圈发”。田建平在对宋代出版做全面系统的研究时指出，宋代确立了雕版印刷术普遍采用后中国书籍的基本形制。宋代雕版书籍确立了书籍史上最早的平装典范，包括简单经典的设计理念、朴实直观的基本形制、规范丰富的版面语言、精美细腻的书籍插图、神韵至上的美学特征。宋刻书籍，采用不同字体、不同字号以及特殊的标识符号区分或标示不同的编辑语言，使版面上的编辑语言及其功能十分明确。这种编辑语言及其书籍体例奠定了中国古代雕版书籍版面编辑语言的基本格局，为之后中国雕版书籍一直沿用。他还强调了宋代书籍之美在于其体现了宋代文化精神之美。

此外，万剑、漆小平有谈到宋代书籍出版范式及美学价值，指出宋代书籍具有结构实用化、开本地域化、版面纯粹化、插图象征化的特点，有着设计简约之美、技术之美、纸色墨香材料之美，为后世元明清及现代书籍提供了一种典范模式。

董春林对宋代刻本书籍版式设计进行研究，指出宋代刻本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赵璐分析了宋代印本书版式及其设计思想；周鑫以《杨洛书木版年画籍》为例，探讨了“龙鳞装”书籍装帧艺术设计研究；陈艺文分析了宋代书籍设计版式；耿海燕论述了宋代书刻的发展；黄夏研究了宋代书籍木刻插图价值。上述研究主要从设计元素角度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此外，出版人、历史学者、设计师都对宋版书进行了评价（见表1-2）。

基于上述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见对于两宋书籍装帧设计的研究，从出版史角度来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出版史、版本学、印刷史、书籍史、宋善本收藏方面都有深入探讨，也确立了宋代书籍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其中关于印刷史的研究突出，但是从设计学理论和设计史角度对其的细致分析还有待拓展。

表1-2　当代作家、历史学家、出版人对宋版书的评价

注：根据《知中·了不起的宋版书》整理。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