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彼岸世界的寄托

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应该只停留在对生存需求和口腹之欲的满足之上，还是要追求更加形而上学的终极意义？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然而，当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现代人越来越“卷”，“活着没劲”“为什么活着”普遍成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口头禅的时候，“意义”问题就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时代症候”。一个奇怪的问题是：如果说“意义的消逝”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时代病，那么在现代来临之前，生活的意义究竟是如何安放的呢？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作《社会分工论》，在这本书中，他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团结的类型和形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涂尔干将现代社会来临之前的社会团结称为“机械团结”，将现代社会的团结方式称为“有机团结”。所谓机械团结，是指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技术、交通等限制，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与同质性的人打交道，这里的同质性包括血缘、地缘、同一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1]而现代的来临最大限度地打破了这种团结形式，生产技术的历史性革新使人类有了批量快速生产的能力，新教改革则赋予了现代人追逐利润的正当性，商业贸易的发达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越来越多工商业城市的出现，人类走出自己的熟悉圈与舒适圈，开始了与陌生人和异乡人的交往，由此形成了基于职业的、异质性群体为主导的“有机团结”的形式。

之所以要讲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这两个看上去古老而抽象的概念，是因为在现代来临之前的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生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须思考的“先验性”问题。在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的文明中，人们此生的生活意义实际上是被死后看不见的“彼岸世界”规定的：一个人生来就带着“原罪”，因此，他此生需要在教义的规定下禁欲，节制地生活，这样才能确保洗清原罪，实现救赎。实际上，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抑或是佛教、伊斯兰教，尽管教义不尽相同，对人死后的彼岸世界和未知天国的想象与描摹也不尽相同，但都在“生活意义”的角度对人类的“此世”赋予了终极意义，也由此规定了世俗生活的基本形态与秩序。因此，涂尔干才会在另一本名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著作中，讨论图腾崇拜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基础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宗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来临之前人类的意义所在——图腾崇拜中的“集体欢腾”则是彰显意义的重要仪式。[2]

在前现代社会，能够规定人的生活意义的不只是宗教，政治神圣性、血缘神圣性以及种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样搭建着生活的意义系统。例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忠孝两全”是一个人的至高理想，儒家传统也将“君臣父子”作为人之五伦重要的两重维度，它们都规定着生活的意义——无论是为国尽忠，成为英雄，还是为家尽孝，成为孝子，都是在道德与伦理意义上的“好人”。由此，我们会发现，为国捐躯、成为国之栋梁之所以构成个体的意义，不仅是因为人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同时还是因为“国之栋梁”本身具有光耀门楣的意义。简单来说，以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例，我们会发现，生活意义的安放，要么在血缘伦理与家庭伦理之中，要么在奠基于神圣性的政治伦理之中——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序列中，个体与天下分别处于两端，而中间则是“家庭”与“国家”这两个维度。所以，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中强调，所谓乡土社会并非“土气”，而是一种基于乡土和历史形成的伦理社会。[3]这个伦理无论属于政治维度还是家庭维度，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构建着我们的意义系统。[4]

实际上，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安放意义系统的也不只是宗教这个单一领域。如果你熟悉哲学，你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句话，其本质是在讲古典政治的一个核心是要培养公民勇敢与善良的德行，可以为城邦献身和牺牲。如果你看过经典电影《教父》，你同样会感到家、家庭和家族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性。综上所述，无论在现代来临之前，人们将生活的意义安放在哪个“价值域”[5]，这个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是被安放在“自己”之外的。无论是宗教的神义、政治的忠义、家庭的孝义还是伦理的道义，生活的意义都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身外的种种“价值域”之中。

我们的父母那代人甚至更老的一代人经常会说：我这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着。尽管“为你好”在很多具体情境下会被认为是“越俎代庖”，甚至会引发代际争吵，但不可否认的是，父母一辈人在很多时候是将自己生活的意义“让位”于子女和其他家人的。其实，子女何尝不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当有朋友表达自杀的倾向或者情绪时，当他（她）流露厌世轻生的情绪时，我们也会经常这样劝解：“别的不说，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想想啊。”当我们说出这些话时，我们不妨静下来想一想：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生活的意义是不是也并不完全在自己身上呢？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涂尔干.涂尔干文集：第4卷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与血缘系统并不是割裂的，它们通过科举制度联系起来，其核心则是对“道德”的强调——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人，都以做个“有德明君”或“道德善人”为人生的旨归，人生的意义表面上被政治神圣与血缘尊亲赋予，但其本质则是不断实现儒家“教化成仁”的道德属性。正因如此，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将科举制度视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因为科举制度表面上是一套“激励机制”，但实际上，无论是天子还是公卿士大夫和庶人，都需要从小受四书五经的礼乐教化，而几乎所有的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道德伦理的强调。简单来说，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通过读儒家圣贤之书懂得做人的道理，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道德至善的君子，遵守伦理规范的约束，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5]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价值域”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