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落脚点
社会学历来擅长于社区研究，基于中国的国情，将社会治理与社区研究相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社会学将基层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研究相结合，做出了创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理论。另外，“社会治理”是一个宏观概念，实践中需要具体化，这样在具体操作中就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而社区是基层社会的基本单元，既是行政管理体系在城乡社会的基础，也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处的共同地域与空间，它承载着培养认同、表达利益、提供服务、实现管理等基本功能。因此，社区治理对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28)
社区是最为传统的社会学概念。所谓社区是指人们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领域。“社区”是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过来的，汉语中原本没有“社区”这个词。根据费孝通先生回忆，1933年帕克到燕京大学讲学时，讲课中使用了community的概念，最初译成“地方社会”。后来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同学一起讨论，认为还是不够准确，于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产生了汉语的“社区”概念。(29)费孝通先生在谈到“社区”概念时亦指出社区和社会是不同的概念，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综合，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但社会却不是社区。(30)社区一词于是被引入中国，意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既是一个空间地域概念，也是一个“人群聚集”的社会群体概念。(31)
“社区”概念被广泛使用，与中国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密切相关。1986年，民政部最早提出了“社区建设”。当时，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民政部在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服务”。1991年，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了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系统开展社区建设工作的号召和要求，得到了许多城市的积极响应，并开始了社区建设工作的实践。1998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动社区建设的发展。整个90年代，社区建设受到了来自官方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居民的广泛实践和参与。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从此以后，社区概念在全国迅速普及开来。之后，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正式更名为“社区居民委员会”。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在文件中将城市和农村都称为“社区”。社区的概念在今天也更为普及。(32)
在此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在社区研究领域有很多的理论创造，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我国社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建立了农民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演变，目前中国农村的社区类型极其复杂，很多农村社区历经了城镇化发展，从景观上看与城市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居民的户籍类型还是农村。城市社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街道居委会、家委会和单位制社区，演变为今天非常复杂的、多类型的城市生产和居住社区，包括：新型商品房社区、传统老社区（后单位制社区）、传统单位大院、新型经济开发区、多种类型的企业社区、旧城风貌文化保护区、高档别墅社区、居民回迁社区、城中村社区、城市中的纯农村社区等等。正是因为社区类型的不同，基层社会治理也出现了多类型的分化。
以往社区研究是比较偏学术取向的，有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社会学找到了实践上的用武之地。全国各地很多基层，进行了基层社会治理实验，创新了基层治理模式。我们在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中，发现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突出政府功能的模式，即党和政府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有效地推进了高水平的社区治理；第二种是突出市场功能的模式，即那些奉公守法有较高声望的房地产机构和物业公司，在市场机制下高水平地实现了有效的社区治理；第三种是社会自治模式，虽然案例非常少见，但也有成功案例；第四种是专家参与模式，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创了“新清河实验”，采取了社会学学术研究与社区干预相结合的方式。(33)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案例近年来也比比皆是，比如在经济方面采用股份化的方式处理农村集体经济分配，在生产运营方面采用公司加农户模式、采用新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模式，在社会治理机制上创造了新型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体制，创造出新型土地管理机制、新型社区管理机制、住房管理机制以及城乡融合的养老保障体制等。(34)
中国社会学界巧妙地将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社区治理与社区建设是中国理论界、社会学界在近些年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所以，可以视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的基层社区治理研究、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意义十分重大。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我国的基层社区都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治理，基层社区都能够良性运行，那么，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会建立在非常牢固的社区治理基础之上。
(1)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页。
(2) 段进军：《“后疫情”时代城市发展与治理应实现四个突破》，载《国家治理》（Z4），40~43页。
(3)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页。
(4) 李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05-20，http://ex.cssn.cn/dzyx/dzyx_llsj/201905/t20190520_4898386_1.shtml。
(5) 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创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06），19页。
(6) 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创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06），1~9页。
(7) 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创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06），1~9页。
(8)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页。
(9) 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载《开放时代》，2018（2），153~176页。
(10) 鲍勃·杰索普，漆蕪：《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9（3），52~67页。
(11)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页。
(12)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 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8~59页。
(14) 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8~59页。
(15) 李强、郑路：《应用社会学》，1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16) 李强、郑路：《应用社会学》，1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17) 参见：Deacon，Bob.Global Social Policy & Governance. London： Sage，2007；Kim， Taekyoon.Contradictions of Global Accountability：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NGOs， and Global Soc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11，18（2）， 23~47；Bekkers， V. Governance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Assessing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Practices.Burlington，VT：Ashgate， 2016.26.
(18) 李强、郑路：《应用社会学》，1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19) 李强：《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激发社会活力》，载《人民日报》，2016-02-02。
(20) 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载《社会学研究》，2017（6），18~26页。
(21)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页。
(22) 李强：《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载人民网，2017-07-18，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18/c40531-29412787.html。
(2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4)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页。
(25) 李强、郑路：《应用社会学》，1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6)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页。
(27) 李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0~29页。
(28) 李强、王莹：《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治理论纲》，载《新视野》，2015（6），26~31页。
(2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53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0)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53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1) 李强、郑路：《应用社会学》，1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32) 李强、郑路：《应用社会学》，1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33) 李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0~29页。
(34) 李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0~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