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研究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这是社会学学科的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从国际社会学界看，直接使用“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概念的研究，确实极为少见。从文献梳理上看，直接使用社会治理概念的基本上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实，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大陆的恢复与重建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笔者在此先回顾一下中国大陆社会学的复建，然后再介绍一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兴起的过程。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由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进程。复建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由于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大陆中断了二十多年，而国际上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所以，当费孝通先生组织复建社会学培训班的时候，就从美国请了一些社会学家来讲课，有彼得·布劳教授、林南教授、杨庆堃教授等，也从国内各大学抽调了一批学生来学习。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国外社会学的过程。国外社会学里根本没有“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的概念，所以，处于初期学习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界也就没有“社会治理”概念。当年学界出版了很多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译著，学生们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知识。当时社会学是社会上的热门学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时候，很多学生来听课，常常是在那种数百人的大教室。社会上也有很多人都想学习这门学科，所以，80年代，费孝通先生等还领导组织过“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在社会上办培训班。1987年我还参与组织撰写了《西方社会学史》，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也是作为“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的教材。总之，这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以学习为主。自己不懂就学习人家的，这也是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后第一个阶段的特点。

第二个阶段，大体上是从1990年开始的，这时候，社会上很多人都认识到，我们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还比较肤浅、不深入。而社会学的“看家本事”就是社会调查，在全部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中，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是最为突出的。中国社会学从这个时期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目的就是探索、摸清中国的国情。当年，比较重要的社会调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等组织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调查了全国各地100多个县，正式出版了100多卷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调查》。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里，也组织过多次全国规模的等比率、等概率抽样（PPS）家庭入户问卷调查，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数据。这对于了解中国基层社会实际情况、了解一线社会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第三个阶段，大体上是在世纪之交，时间上与第二阶段有交叉，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真问题。通过上述一线调查，发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者需要从理论上理解、解读中国社会问题和在实践上尝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为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人口超巨型社会，中国所进行的是全世界一国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化、产业化，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都比较大，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照搬照抄任何现成的现代化模式的，只能深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第四个阶段是新世纪以后，与第三阶段在时间上也有交叉，第四阶段可以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很多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比如社会建设理论、民生理论。社会建设概念和民生概念虽然也可以翻译成英文，但是，在国际社会学界传统上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笔者认为还不如直接音译，然后再注释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此外，还有“和谐社会”“不折腾”等概念也是在这一阶段提出来的。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学界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上有不少的创新。本书所研究的“社会治理”也是在第四阶段提出的新概念。最初是2004年，党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经过9年的实践探索，发现社会管理比较容易联想到从上到下的管控，对于发挥社会活力重视不够。2013年，党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社会治理的意思是全体人民群众都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共同处理社会中发生的问题，共同享受社会治理的成果。本书就是对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与探索。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必然会联系到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社会学在定义社区的时候突出了三点：人群、地域、社会关系。而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也是围绕着这三方面。中国社会学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对于基层社区、基层治理的研究有较长久的历史。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基层治理研究与实践，包括学者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研究与实践。当然，后来由于日军侵华，这些研究和实践都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界的基层社区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很多基层治理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了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基层社区研究与基层治理研究关系极其密切，讲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如果一定要对于两者进行区分的话，那么，基层社区研究更具有社会学的学术特征，基层治理研究更具有政策实践色彩。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区和基层治理研究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复建以后的中国社会学界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研究。社会学学科恢复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老提出的“小城镇研究”就是从农村研究开始，探索农村发展的新出路，提出了小城镇是联结农村与城市的中间环节，对于农村发展和实现乡村现代化异常重要。这一时期，很多中国社会学者和研究生都在农村做调研，很多论文、学术著作都是以农村为案例写成的。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基层社区、基层治理研究重点开始向城市扩展。

基层社区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中国基层社区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城乡新建设的房屋数量极其惊人。人们居住房屋的变化、居住地的迁移成为常态，绝大多数人都有过搬家的经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迁徙到城市务工、经商。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变化不大的稳定的社会里，人们的居住地也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经常搬家的状况。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力推进就业、住房等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以后，商品房一下子涌现出来，现在商品房小区在城市里占据了高比例，绝大多数城市市民成为房屋的所有者。城市基层社区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单位制社区逐渐消失，涌现出多种类型的新型社区。所以，城乡社区之变迁成为我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农村基层社区的变迁也很巨大，现在通常使用“乡村振兴”或“建设新农村”概念，其实乡村振兴与本书的基层社会治理密切相关。乡村生活变迁巨大，不少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类似城市的文明生活，农村基层社区的生产关系、生活关系、农民的权利权益以及生活方式都朝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变。一般来说，在多数国家里社会变迁速度不会这么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短时期内基层社区生活的巨变。

第三个特征是非常重视对基层组织体系、基层治理体系的研究。中国的基层社区与国家组织管理体系密切关联，农村社区的村民委员会与乡镇的国家政权密切关联，农村的村党支部隶属于乡镇党的组织。在城市里，社区居民委员会也是与城市的街道党政机构密切关联的（居委会成员的工资也是由街道发放的），社区居委会党支部当然也是由街道党工委领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体系，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因此，这种特殊的组织体系就决定了，中国的基层社区研究必然与基层治理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笔者在基层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组织了“新清河实验”，就是在清华大学北边的清河地区建立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验点，与当地党政合作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实验。目前团队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实验：基层组织实验、社区空间规划实验、改善基层社区民生实验、社区社会组织实验和社区物业管理实验。

总之，基层社区研究与基层治理研究两者密切关联，无论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政策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学者从事多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成为中国社会学学者参与社会治理决策的重要领域。中国社会学界应该在社区治理的理论、实践和方法上探索、总结、创新，为推进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绵薄之力。

本书是一批社会学研究者集体劳动的成果。本书框架由笔者拟定，全书经李强、安超修订。各章的写作情况如下（以撰写各章先后为序）：

第一章　李强、卢尧选、王莹

第二章　李强、安超、郑路

第三章　李强、安超

第四章　李强、安超、郑路

第五章　李强、葛天任、王莹、赵丽鹏

第六章　姜涛、卢尧选、王艺璇、安超

第七章　李敏、王艺璇、安超

第八章　肖林、李强、王拓涵、卢尧选

第九章　何晓斌、安超

第十章　安超、李强、王艺璇

李强

2022年9月

于清华大学熊知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