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文武合一到文武分职

一、文武合一与射御之重

三代以上，史载阙略较多，申论尤难。夏朝“六卿”，皆负军事任务，应属信实。《尚书》记载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之野，“乃召六卿”，传云：“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疏谓六卿者皆“各有军事之人”。(3)至其职官分途与职掌详情，则尚不明晰。若论造士与养士，三代之时多主文、武合一。清人谭吉璁考论历代武举，颇得其意：“古之为学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养之法出于一。”(4)所谓文、武合一，乃培育之理想与目标；至其具体设学与教学内容，则殷周时期已初见文、武之分。甲骨、金文所见之商代武学堂多作“”（养），即后世所称之“庠”；晚商及周代武学堂则作“”（射），异体作“”、“榭”，通假为后世习称之“序”；作为商周“大学”之辟雍，则兼习文武。(5)传世文献《周礼》拟构周代之理想政治，记其地官之属“保氏”职掌为：“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其设教内容则包括“六艺”及“六仪”。(6)其中，六艺之“五射”、“五驭”，六仪之“军旅之容”、“车马之容”，均可归于武艺范畴。文武兼习、礼乐并通之国子，从君王之召而参预戎祀、交聘、治国之事。其时之养士选士、设官分职，文、武尚非截然判为两途。《礼记》又谓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7)《诗经》亦载“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又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8)由此亦可知，古制学宫，实际兼有习文演武、献囚释奠之功能。

冷兵器时代，弓矢以其疾速、射程与威力，成为决胜战场之利器；加之车战越益重要，“射”与“御”遂为以武选士之核心技艺，而各有规范准绳。《周礼》所载“五射”与“五驭”，要求甚高。依照注疏，“五射”为：白矢（矢在侯而贯侯过，见其镞白）、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剡注（羽头高，镞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贯侯，如井之容仪）；“五驭”为：鸣和鸾（升车马动，鸾鸣和应）、逐水曲（御车随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过君表（御车疾速经过辕门，中行不偏）、舞交衢（御车在交道，车旋应于舞节）、逐禽左（御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9)其中所论射、御之标准规范，除了强调技艺精湛超卓，更重视其中之礼仪与名位。

以是之故，先秦文献多有“射”、“御”并举，而言其重要者。《诗经》记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郑笺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发则中，如椎破物也”；(10)又述共叔段之武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毛传云：“骋马曰磬，止马曰控；发矢曰纵，从禽曰送。”(11)《尚书》载秦穆公之悔誓，其一即为不欲用“射御不违”之“仡仡勇夫”。(12)孔子谦承达巷党人之称誉，亦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13)《国语》论晋卿荀瑶之贤于人者有五，其一即“射御足力则贤。”(14)射、御之同举与并重，由是可见。

二、射礼、射侯与射义

弓箭之发明与使用既早，在上古时代之狩猎与军事活动中为用亦大。因此，早期甲骨文及金文中多见“射”字，分别作、及、等，本为象形摹写。《说文解字》以“射”字归入矢部，古文写作（䠶），从矢从身，解为“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属会意字；篆文写作（射），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段玉裁注谓：“射必依法度，故从寸；寸同又，射必用手，故从寸。”(15)“射”字由象形符号演化为会意字符，该活动更从最初之狩猎、军事目的，延展为兼具宗教、礼仪目的，乃至作为选士之重要考验项目，赋予其更多深层意涵。

尤须指明者，先秦选士之重射，并非只重其勇力杀伐之功。以射艺为核心试士，乃试图将其与礼乐相谐，以陶铸士人之品行节操，使其不致为徒尚勇力之武夫。古人以礼乐序等级、别尊卑，射艺与礼乐结合，于造士、选士之中，宣明天人之际、君臣之义与长幼之序。射礼起源亦早，晚商时代已经流行。甲骨文、金文所见之殷商射礼，已甚为系统繁复，兼具宗教、巫术、教学与军事教练及考察笼络邦国首领等性质；周代射礼承自殷礼，逐渐去其宗教祭祀成分，而为世俗礼仪与技能。西周金文所见之射礼，即有大射、射牲、燕射、宾射、学射、周王习射、射鱼等类。(16)传世文献所载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17)余英时亦谓，周代之“射”绝非纯属军事训练，而是“含有培养‘君子’精神的意味”。(18)因尽礼乐以事射，亦可从中树立德行，故射亦为后世儒家理想之圣贤、帝王所重视。

古之“射”字，亦训作“绎”，或曰“舍”。“绎者，各绎己之志也。……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19)因此，射亦被寄以人各居其位、各尽其份之深远涵义。此外，因射箭须身正心平，内张而后外射，故又引申为正身正志、反求诸己，于是又可从中观德行，而视作“仁之道”。《礼记·射义》申论曰：“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云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20)射礼中需要“揖让而升，下而饮”，孔子亦称此为“君子之争”；注疏谓射乃是为了“争中正鹄”，不同于小人之“厉色援臂。”(21)君子之争，须得体适当，中节合礼之射艺，即其表达方式之一。

质言之，以礼乐导引、节制射御，乃先秦政治之理想设计。此种设计强调文武合一，亦在防止武力独擅而致兵隳之祸。《礼记》所述理想政治中，以杀伐摄人远逊于以礼乐服人，此亦后世儒家反复强调之基本原则。春秋末造，尚武争霸虽占主流，尚可得见此种理想表述。楚庄王言武之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又云“止戈为武。”(22)即后世尊为“兵学圣典”之《孙子兵法》，亦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3)由此，奠定中国传统文化论述中先文后武、崇文抑武之基石；而文武地位之互搏与升降，恰为理解中国历史之一大关键。

影响所及，每当后世杀伐重于礼乐之时，每引上古言论为训，不断回溯并重塑此种先文后武之传统。因此，历代理想之武将形象，皆深晓礼义、精于韬略，能恃羽扇纶巾决胜于千里之外之“儒将”。反之，历代皆力图避免并口诛笔伐者，乃好战成性之鲁莽武夫。故每逢武人当道、武夫擅权，皆视作国之灾祸。循此可知，当文武分途之后，历代一旦砥定承平，大多以文驭武，或崇文抑武，其意在此。后代武科之设立与运作，同样深受此种文化传统影响。

三、官制层面之文武分职

夏朝官制，暂未详明。其武职设官，据前引《尚书·甘誓》可以略知。至于商朝，职官体系已具相当规模，其时“虽然没有形成严格的官员职能划分，但已经出现了侧重军事的职官”。(24)稍微分而言之，其高层职官之文、武分职似尚不明显，而低层官阶之文、武分工已较明确。(25)商朝武官之名，见诸甲骨卜辞。据陈梦家考述，计有“多马”、“马”、“多亚”、“亚”、“多箙”、“箙”、“多射”、“射”、“卫”、“犬”、“多犬”、“戍”等名目。(26)学者亦谓殷商官制大别为二系，史系掌祭祀而为文官之滥觞，师系掌征伐而为武官之滥觞。(27)从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可见，商代已有配备战车之强大军阵，其职业军队建制亦颇具规模。(28)殷商中央王朝以临时征集之师旅为主要武装，族武装为重要补充力量，兵种则以步兵、车兵为主，可能亦有一定规模之骑兵及水兵。(29)西周金文所见职官中，武职主要归入“师官类官”及“司马类官”，名目较多；(30)其中，“司马”、“师”、“师氏”、“走马”、“趣马”、“虎臣”等，均属常见武职人员之称，亦可见其职官体系“文武分途及宫中府中的分野。”(31)

春秋后期，各国历经变法改革，逐渐建立官僚制。王之下，以将、相分领文、武，故“列国相继出现文武分职。”(32)《尉缭子》谓：“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33)设官层面之文、武分职，乃国家机器日益精密之结果与要求，亦为政治与军事现实之需要。因处理政务需要行政能力，指挥战事需要军事才能；且文、武分职，将、相分权，互相掣肘，有利君主集权。(34)秦、汉以下，文、武分途渐远，且有时互相攻击。如《淮南子》所言：“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35)

春秋末世文、武之分，主要表现于设官任职层面；在养士造士层面，仍多主张文武合一，冀望培养既可通文济世、又能御敌卫国之全才。即使战国以后文、武之教育、选拔歧为两途，甚至互相攻击对峙，但在传统理想与经典论述中，文武全才始终为孜孜追求之高标。邢义田通过考察汉代官吏养成教育、仕宦过程、官宦生涯、衣冠配饰及身后哀荣，亦指出“汉代士人一般能骑马、射箭，知晓兵书，并不轻视武事”，“允文允武”乃汉代官吏之理想典型。(36)此种传统与情结，于后世武科分别考试武艺与策论之中，亦展露无遗。

回溯上古、三代之造士、选士，最可留意者为“射”之地位。此种源自上古生活与军事之活动与技艺，被后世不断规范化和礼仪化，并因学校与考试之演进，使之进一步制度化和程式化。即便从文献确征之殷商时代起算，射作为一种关键技能，纳入传统学校与考试之中至少长达三千年，并被赋予超越技艺本身之深层意涵，为任何考试单项所难比拟。此在中国文化史上，亦为值得探究之重大关节。